文/妙人儿
20世纪50年代，一名湖南南江永县的妇女到北京走亲戚，偌大的北京让她迷了路，妇女只能向路人问路，可她的语言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无奈妇女只能写字问路，可她写出来的文字谁也不认识。
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把她带到公安局，在公安的帮助下请文字学专家认读文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文字学专家竟然也不认识这个文字，这个令所有人都为难的文字叫作“女书”。
在此之前“女书”一直不为人所知，正是这位妇女的出现，让“女书”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女书在时代洪流中保留了下来。
女书主要存在于湖南江永县的上江区，为了搞清楚女书文化，1982年，中南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宫哲兵来到湖南进行民族文化调查，他找到了当地文化馆的周硕沂。
周硕沂的家人就是女书的传承人之一，是较早关注到女书的学者之一，这个传承人就是周硕沂的姑姑。
周硕沂的姑姑嫁到了江永县的上江区，这个地区正是女书文化的繁荣发展地，周硕沂第一次见到女书是小时候到姑姑家做客。
他看到姑姑跟一群妇女一起拿着一些物件聚在一起边读边唱，周硕沂问姑姑：“扇子上画的是什么？”姑姑说那就是“女书”。
在周硕沂的帮助下，宫哲兵来到了上江区见到了女书传承人，81岁高龄的老人“高银仙”，得知宫哲兵一行人是来调查女书的，高银仙老人兴奋的给大家展示女书，她在纸上写下了几十个的女书文字。
这些女书文字，字体纤细秀丽，由点、竖、斜、弧四种笔画构成，笔画简单在不懂行的人看来，每一个文字似乎都长得差不多。
这些文字书写的时候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呈现出长菱形的特点，女书文字外形看着很像蚂蚁，所以当地人也称他为“长角文字”或“蚂蚁字”。
高银仙老人家有十几本女书，保存了几十年，但老人只从里面拿出了三本给了宫哲兵等人，这分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姑记》和《三五娘》。
女书只在女性之中流传，记录的大多都是姊妹们的体己话，所以不方便给除姊妹以外的人看。
女书文字不仅外人看不明白，当地的男人也看不懂，男性与女性都有各自专用的文字，他们互不干涉，各自用各自的文字交流沟通。
女性用的“蚂蚁字”叫作女书，男性用的文字就非常普遍，当地男性使用汉字作为他们的专用文字。古时候男人读书为“君子”，而学习女书有学问的女性就称为了“君子女”。
女书就是在一代又一代君子女里流传下来的，女书相传大都是采用口头传承的方式，一方面要保证女书的保密性，女书一般不外传；
另一方面学习女书的人很少，只有当地的女性在学习，所以也没有要发扬外传的意思，大家都是一代一代的相传保留，逐渐形成了女书的一种特色。
女子学习女书大多是婚前，婚后主要是提高女书水平。
女书的传授方式主要是家族传授，也就是母传女，姊教妹，姑姑教侄女，一代传给一代亲戚朋友，能者为师，同龄或者志同道合的女性结为姐妹，方便女书的传承。
女书还可以通过当地特有的活动互相教学，共同提高女书的传承，但无论是哪种传承方式，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这样的传承下，女书是怎么来的呢？
江永县旧时代的妇女一般不下田，女性大多缠足，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这些家在深山不能外出的农家女就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工一边唱女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女书文化。
那时的女子人人爱唱女歌，各个会女工，都是有教养的君子女。
虽然君子女在当地人数众多，每个君子女一生都有很多的女书作品，但留存下来的女书作品却很少，这些现存的女书作品里，大多数都出现在民国年间或建国初期，只有极少数的作品是清朝的，距今不过百来年，再往前的资料几乎没有。
女书有很强的私密性，女性用来互诉衷肠，所以江永妇女离世时，都会嘱咐自己的亲友子女们将自己的女书焚烧，渐渐地就形成了人死焚书的习俗，正因这一原因，至今留存的女书才会少之又少。
独特的风俗习惯，滋养了女书文化，女书并不单是一种文字，更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女书文化，以及其滋养下的江永县风俗，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的嫁娶文化。
在江永县有“不落夫家”的说法，一般来说，女子结婚以后就是住在丈夫家，但在江永县，“不落夫家”的意思是女子结婚后三天就要回到娘家，不能和丈夫一起生活，这跟女方回门可不同。
准确地来说，在女子生孩子之前，女子都很少会去丈夫家，一年里能回夫家的时间很少，只有两三个节日可以回丈夫家，很多都是晚上偷偷回去，第二天天不亮再赶回娘家。
那什么时候才能回丈夫家呢？
要一直到孩子出生之后，女子才可以回到丈夫家，男人和女人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少怀孕的概率就低，“不落夫家”的习俗在如今看来非常的矛盾，也因为这样的习俗，男女之间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这就让男性跟女性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圈子。
江永县有一句话叫做“丈夫面前不说真，姊妹面前不说假”。
旧时代的女性不能上学，不能和外界很好地沟通，一群不能外出上学的女子就聚在一起，女子之间互相交流，互诉衷肠，通过女书传递思想。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姊妹，所以江永女性在出生不久，父母会找到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孩子，让她们结为姊妹叫“同庚”。
如果是同年出生的孩子就叫“老同”，一旦结为姊妹，终生为情感的依靠，也就是我们说的“闺蜜”。
除了往后的生活多一个陪伴与依靠外，当地人认为认了姊妹的孩子好养活，结为姐妹不论年龄，结交也不分时间，有从小结交而终生不变的、有中年一见如故的、有家庭牵线搭桥的。
结交后，姐妹间要经常互访，住在对方家里，十天半月同吃同住，经常互访，同吃同住也让她们感情越来越好，有极大的概率能够走到老。
“老同”的要求比“同庚”要求更高，“老同”要求年龄相仿，最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另外身高、体型都要越接近越好，结为“老同”必须要由父母做主，从幼年就开始，很多仅限于两人之间。
江永县的女性在封建时代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姐妹之间互相关心，惺惺相惜，姊妹们互诉衷肠互通的信件就形成了各自的女书作品，女书作品是可以共享的。
君子女读女书，乍听起来好像在唱歌，女书的音调和普通话有很大不同，在女书之乡，妇女们不一定人人会写女书，但几乎人人会唱女书，女书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庭院式的歌堂文化。
婚嫁活动是江永当地女书群体的活动形式，主要分为婚前的“坐歌堂”与婚后的“贺三朝”。
“坐歌堂”是当地女子出嫁前在娘家举行的隆重的婚礼活动，“坐歌堂”通常是三天，主要活动是唱嫁歌、哭嫁歌，这一项活动在为新娘歌唱新生活，也为新娘哭泣离开娘家时的哀伤，所有的感情都在歌曲之中展现。
“贺三朝”是婚礼最为重要的时刻，“贺三朝”就是由新娘的女性亲人及好姐妹，赠送给新娘重要的礼物“三朝书”。
三朝书里是满满的女书文字，写的都是女书中的经典，三朝书是娘家礼盒中女性朋友及姊妹的专赠礼品，是新娘有教养的标志，如果贺三朝没有人向新娘表示祝贺，那么新娘就会很没面子。
女书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并不是除了江永地区外就没有女书了，南京的一位收藏家曾在古董字画市场购买到了一枚花币，这枚花币的直径55毫米，重60克，用青铜铸成，这枚花币如此突出的原因在于，这枚花币上刻着女书文字“天下妇女姊妹一家”。
按照常理来说，正式的铜币的中间都会有一个一厘米的方孔，而这块铜币并没有来得及打开方孔，只有一个小小的圆孔和方孔的位置。
如果这是一枚真的铜币，那么很可能是一枚样币，并没有批量生产和流通。
铜币上女书文字的出现证明，除了江永地区外，其他地区还有女书文化的存在，那么这枚铜币来自哪里呢？
据专家分析，这枚铜币来自于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讲究男女平权，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
洪秀全在其早期的著作《原道醒世训》里曾说：“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辈。”
这句话正是铜币上“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来源，这八个字成为了太平天国里君子女常用来宣传的口号，也是她们传导的思想。
太平天国里的君子女大多来自江永县，某次偶然机会下，太平天国里的一支女军部队进入了江永县，她们进入湖南时只有3000多人，但在“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口号下，大量的江永君子女加入到太平天国的女军当中，离开湖南时，这支女军部队已经扩充到了万余人。
君子女的加入不仅扩充了女军数量，还让女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在太平天国“男女平权”的思想下，很多的君子女都在不同的领域占得一席之外。
太平天国里有女丞相、女将军，女总管，还有女工人，对于封建时代来看，女性的地位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因为君子女在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太平天国决定铸造一种写有女书文字的铜币，这就是这枚铜币的来源。
不过也有学者推测，这枚铜币可能是某些与铸币有关的女官，私下铸造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这枚女书铜币都反应出了太平天国君子女的地位。
女书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的女书传承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习女书的人越来越少。
据统计，江永县的女书传承人一共有64位，从上世纪的40年代起，女书传承人相继离世，2006年最后的一位女书传承人离世，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女书文化全过程发展的传承人了。
女书及女书文化就要因此而画上句号了吗？
虽然学习女书的人少，但女书仍旧代表着一种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为了保护女书文化，国家将女书列入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国家还专门将女书设立成了“湖南省唯一一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且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永县政府专门在当地设立了女书博物馆，举办女书学堂，鼓励更多的人学习女书，积极推广女书教育，传扬女书中优秀的女书文化。
根据女书的文化特性，培养专门的本土女书专家，不单单要让女书成为历史的见证，更要让女书保留在人间。
在各方的努力下，女书并没有失传，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女书的价值，加入到了女书的传承和发扬当中，女书是曾经一代代君子女互帮互助的见证，女书文化为当时的农家女们营造了和睦互助的氛围，也在新时代带给了我们新的思考。
保护文化就是尊重文化本身，在保护女书文化的同时，也要唱响“新时代”女书文化，让女书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唱出更动听的美好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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