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历史，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相对于西北少数民族，东北少数民族的威胁更大，甚至于往往能够入主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就曾入主中原，在中国北方建立起北魏王朝与南朝的刘宋、萧齐形成南北对峙。
到了宋代，由东北少数民族契丹族、女真族建立的辽、金王朝更是成为了宋王朝的主要威胁，南宋末年，起源于东北少数民族室韦族的蒙古族更是一举消灭南宋王朝，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王朝-元朝。
那么为何中国历史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
首先，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上来说，我国西北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栖居的大漠戈壁，之间有包括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在内的多座大山作为屏障。
宋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大多定都于关中地区，从地形图上看，作为秦汉、隋唐帝国心脏的关中地区更是包括秦岭在内的数座崇山峻岭围成了一个铁桶，再加之函谷关、大散关、萧关、武观、潼关等多个扼守着战略要冲地区的险要关口的阻挡，关中地区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相较之下，我国华北地区多以平原地形为主，难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地形优势，中原王朝在东北方向唯一可以凭依的防御屏障只有长城。然而到了宋代，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北宋王朝在与辽王朝交界的白沟地区只得利用河川沼泽制造水网来阻挡辽军骑兵对中原的进犯，这也为后来的靖康之变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地形的阻隔，相较于西北少数民族，东北少数民族更善于吸收中原文化，除了使用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以及改进武器质量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借鉴中原的政治制度改造自身落后的部族体制，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而非一盘散沙的部族。
秦汉时的匈奴土地虽广，却大多贫瘠，难以发展农耕经济，再加之匈奴自身部族体制的落后。因此匈奴对汉代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汉王朝的资源，以缓解匈奴部族本身物资匮乏的窘境，而非占领中原的土地进行政治统治。
而后世的北魏、辽、金王朝都仿照中原王朝，将自己原有的部族体制改造为真正的国家，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他们对中原的战争也逐渐由单纯的“抢完就走”的掠夺战争，变成了攻城略地并设立官员，实施统治的征服战争。
这一现象在后来的元、清王朝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帝国的对外战争，主要在于掠夺资源，以缓解蒙古地区人口增长，而生产力不足造成的资源匮乏的危机，但也在汉文明的影响下在华北地区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设立官僚机构进行管理。
到了元世祖时期，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将政治中心由北方草原移到华北，并建立起了以中书省为核心，枢密院执掌军事，宣政院统辖宗教及青藏地区，行中书省主政地方的较为完善的中原王朝式政治体系。
在元代政治汉化的进程之中，由于从掠夺战争到征服战争的目的转变，蒙/元军的屠城现象也日渐减少，以至于南宋亡国前后，作为其统治核心地区的江浙一带，并未如川蜀那般遭遇巨大的战争破坏和人口锐减。
清王朝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明朝的战争也是主要是以掠夺资源、人口为主要目的。因此皇太极在崇祯年间七次入关，却只图抢掠，并未占领关内一寸土地。直到皇太极死后，在明朝降官的帮助下，进一步吸取借鉴明代政治体制的清王朝才开始将攻城略地，建立政治统治作为对明战争的目的。借李自成与吴三桂的矛盾大举入关，最终夺得明朝江山。
因此在秦汉、隋唐，中原王朝面对的西北游牧民族大多只是部族，并未建立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而后来的宋明面对的则是早已吸收中原文明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的国家，而非单纯的部族。
关中环境的恶化，导致其再也不具备定都于此的条件，从而进一步导致包括都城在内的心脏地区，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之下（北宋时期，从宋辽边境到北宋都城汴京几乎是一马平川，定居北京的明代到了中后期更是“天子守国门”）。
此外在冷兵器时代，生于塞北苦寒之地的游牧民族往往“以病终为不祥，战死为吉利”，作战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高于农耕民族，再加之宋代为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极端崇文抑武政策，导致汉民族在宋代彻底文弱化，军人的地位也被降低到等同囚犯，以至于出现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
一个失去了汉唐时代的勇武而变得文弱细腻的民族在面对早已形成完善的国家政权而非过去的部族的东北民族的时候自然不会是对手。这也就是汉唐时代中原王朝能够逐鹿漠北、马踏燕然，取得封狼居胥，使得“漠南无王廷”的辉煌战绩，而后来的宋明王朝，在北方民族面前大多数时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最后亡于北方民族建立的元清王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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