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1939年，时至华夏儿郎抗击日寇惨烈之际。却不想，在河南许昌竟发生一桩令人愤慨之惨案。究竟此案如何一个来龙去脉，且听“大狮”娓娓道来。
彼时，许昌洋街中段路北有一家“三星舞台”，其前身为“华顺舞台”，东家原是家住奎楼街的财主王相臣，后因经营不善，只得低价转让给李喜胜、陈栓、王略三人，更名为“三星舞台”。
李、陈、王三人也不是经商的材料，买卖打着“舞台”的幌子，干的却是传统戏曲的营生，偶尔偷偷演几场被国民政府严令禁止的“粉戏”，却依旧难以支撑舞台的开销。以至于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舞台内外充满破败气象。房顶损坏也舍不得用瓦，仅用草席遮蔽日头。赶上雨天，乐子大了，外面下小雨，屋里下大雨，看戏的只得到外面避雨去。您说，这样的买卖干着还有啥意思？
可偏偏三位东家信心百倍，坚定地认为只要熬过了苦日子，买卖就会火起来。桌椅不是坏了么，好办，拿砖头垫着照样能用；茶碗茶壶虽然缺把少嘴，不影响喝茶不就是得了么。观众到这里是看戏来的，不是摆谱穷讲究来的。凑合着吧，一切都能凑合着吧，只要房子塌不了，买卖总有一天会变好！您瞧，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你还别说，三位东家经过一番重新布置，三星舞台还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大买卖的意思了。他们把座位分成四等，左面若干排是“免费席”，专门接待在后方疗养的伤兵；右面三排为“卖票席”，接待普通的观众；中间三排为“贵宾席”，专门接待有头有脸的爷们儿；最后面一排是“弹压席”，留给那些白看戏不花钱，但可以帮助东家维持舞台秩序的社会闲杂人员专用。
经由这么一折腾，您猜怎么着？买卖一下就变好了。但是，麻烦也不请自来了。
说话间，到了开头所说的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的一天，三星舞台上演经典剧目《追韩信》，登台献艺的两位“老板”，一位是名冠许昌的辛丽君，一位是女武生李少峰。由于这二位都是“角儿”，爱看戏的爷们儿自然要去捧场。这一天，所有的坐票都卖不出不说，还临时加了一百多号站票，就差跟说相声地说的“卖挂票”了。
诸多看客当中，有个国军排长，提前派人知会了三星舞台的三位东家，必须给他留下座位若干，他的老父亲要来捧场，能哄得老太爷开心，往后多多来关照。可要是有谁敢让老太爷一阵子不顺心，他就让谁一辈子不顺心。听听，多恶啊？没辙，光棍不斗势力，谁让人家腰里面别着“撸子”（手枪）呢。不听话，能成么？
开演前，该排长陪着老太爷在舞台对面的羊肉馆吃了一桌羊肉席。吃饱喝足，一家老小十几口子，外带四个耀武扬威的马弁，簇拥着老太爷进到了场子里。
座位早就预备好了，老太爷坐的那张椅子跟别人坐的椅子可不一样，那是一张红木打造的圈椅，铺着软垫子，摆在当中间儿最显眼的位置，显得那么的高贵，那么的不可一世。
老太爷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三星舞台的三位东家赶紧像服侍自己的亲爸爸那样，忙前忙后地伺候着，生怕一个不周到，让老太爷挑了眼。那样的话，三星舞台的买卖也就甭想开张了。
如此不一样的待遇，让左面伤兵席的伤兵们不高兴了，立时污言秽语地吵嚷起来，有几个伤兵故意堵在老太爷坐的那张椅子的前面，手舞足蹈，嗷嗷乱叫，摆明了不拿老太爷当人物看待。
这一下，可算是得罪了那位排长了。他那四个随行的马弁，同时拽出系着红色流苏、配备20发子弹的“大肚匣子”，威胁伤兵赶紧滚开，不然就别怪他们不客气！
伤兵人多势众，又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的大阵仗都见过了，岂会怕你四个小小的马弁。他们虽然手里没枪，但谁也不惧，越发地不甘示弱，有个领头的伤兵叫嚣：“老子在前方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摆谱，耍什么狗熊威风！老子的热肚皮敢对你们的冷枪管子，你有本事，就一枪崩了老子！”
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当儿，排长的儿子“不长眼”地跳了出来，指着那个领头闹事的伤兵的鼻子尖儿，嚣张地说：“好你个贼丘八，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管你爸爸是谁！”领头的伤兵一把抄起板桌上的茶壶，朝着排长儿子的脑袋砸了过去。
“啪”一声，茶壶崩裂，碎瓷乱飞，老太爷的身上溅满了碎茶叶，排长的左眼皮也被碎瓷割伤。最惨的是那个“不长眼”的儿子，挨了一茶壶之后，先是惨叫了一声，紧跟着捂着流血不止的脑袋哇哇大哭起来。
老话说得好，打狗要看主人，何况打得不是狗，是排长的宝贝儿子，这还了得！刹那间，场内大乱，杯碟茶壶乱天飞。“弹压席”上的“江湖好汉”一见势头不妙，先行来了个风紧——扯呼。
不多时，三星舞台外面来了一辆铁甲车和一辆吉普车，荷枪实弹的军警冲进混乱的场子，强行将双方分开，并及时将排长父子送往西关一家美国人开设的医院治疗。
此事，很快传到了师团部。师长是那个受伤排长在黄埔军校时的同窗，两人还是拜把子的兄弟。盟弟受伤，身为盟兄的不能坐视不理。于是，策划报复行动，要帮盟弟出了这口恶气！
事后第三天的晚上，伤兵们照旧来三星舞台看“白戏”（免费看戏的意思）。而进行报复的军队早就在洋街南北两端的隐蔽处架设了机枪，布置了兵力。师长有令：见伤兵就打，不必顾及同袍情义。出了什么事情，由他一人负责。
晚上八点左右，伤兵们从三星舞台出来后，刚走出没多远，突然枪声大作。伤兵们具备战场经验，立时明白遭遇到伏击，赶紧往三星舞台里面跑。但人的双腿哪能快得过子弹，想要回头，为时已晚，只得四散奔逃。
枪声响了一个多钟头才终于停下，究竟打死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详细数字。事后据目击者称，仅南顺河街大沟，里面堆积的死尸就有50多具。整条洋街上，到处是死尸，有伤兵也有平民，来不及清点，就被运走了。
事发后，霸陵桥伤兵医院的院长就此事电告武汉行辕公署，与当时的许昌专员胡伯翰及县长刘焕东。随后，武汉行辕公署派来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均无结果。
为了了结此事，胡伯翰与一众军界大佬，与伤兵医院、军队师部周旋说合，并在寇家巷的“万福楼”设宴，请双方的头头碰杯。冤家宜解不宜结，此事就此作罢。
可怜那些伤兵，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丧命于同袍之手，只能说是时也、命也、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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