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关注
摘要：我国的乡土教材是清末新政推行新式教育的产物，也是反映救亡图存诉求的产物。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编撰者以地方士绅和学校教员为主，体例多样，内容有着新旧杂糅的特点，既包含了诸多现代科学知识，也有明显的守旧思想和内容。乡土教材的出现总体上是思想、文化和教育进步的体现，对于开启民智、团结民众、发展乡土教育、振兴民族和国家发挥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晚清民国；江西；乡土教材
我国的乡土教材产生于清末新政的学制改革。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对相关科目的乡土教学内容作出了规定：历史科目要求“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科目要求“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格致科目要求“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次年，清政府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用于指导各地乡土教材的编撰，“自奉文日始，限一年成书”，由此掀起编撰乡土教材的热潮，晚清大部分乡土教材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到了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依然重视乡土教育。民国时期乡土教材的编撰依然在延续。晚清民国时期，有些乡土教材沿用中国传统志书的名称，称为“乡土志”，有些则称“乡土教材”或“乡土教科书”，本文将其统称为“乡土教材”。
学界对乡土教材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出于推动乡土教育的目的，民国时期的研究多侧重如何利用乡土教材推动乡土教育，对乡土教材文本的研究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重视，其中，既有总体性的研究，也有区域性的研究，但尚无对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专题研究，本文作一尝试，求教于方家。
一、江西乡土教材的编撰情况
（一）编撰概述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查阅到17种成书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江西乡土教材（见表1）。其具体来源如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8种；《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收录13种（其中有6种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重复）；王兴亮的《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在上述基础上增加2种，其中的10种已经被影印出版或点校整理出版，其余被收藏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
在这17种乡土教材中，就内容覆盖的地域范围而言，2种以全省为地域范围，15种以县为地域范围。就编撰的时间而言，8种为晚清时期编撰，9种为民国时期编撰。编撰者以地方学校教员为主，大都是本县人。乡土教材有集体编撰的，如《大余乡土志》和《兴国乡土韵语》，分别由大余中学史地研究会和兴国县私立崇礼学校编撰；也有地方官主持编撰的，如《建昌县乡土志》。由此可见，地方学校教员和乡绅是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主要编撰者。
（二）编写体例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乡土志的体例，现有的研究一般将其分为简志体、章节体、课目体、韵语体。实际上，江西乡土教材体例远不止这四种，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将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体例分为简志体、章课体、课目体、韵语体、图说体和混合体六种。
1. 简志体
即按旧地方志体例，以卷划分内容，但较为简略，即“志书繁重，非教科所宜。爰择有影响于社会者，分为义例，约为简本”。比较典型的是1937年编纂的《万载乡土志》，其内容按旧地方志的体例编排，具体划分为沿革、形势、疆域、城垣、坊乡、气候等二十七目。其编者龙赓言于1932年参与编纂了《万载县志》。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万载乡土志》是民国《万载县志》的缩减版。这说明有些晚清民国时期的乡土教材是脱胎于旧地方志的。
2. 章课体
章课体是兼具章节体的“章”和课目体的“课”的一种体例，即教材的内容先按章划分，每章的内容再按课划分，这是一种过渡形式的乡土教材体例，故单列为一种。例如，《婺源乡土志》划分为婺源沿革、婺源建置、婺源官制、婺源宦迹、婺源人物、婺源风俗、婺源兵事七章，章下再细分为104课。《东乡县乡土志》的编排更具体，先是按《乡土志例目》的要求，将内容划分为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再将这三个部分划分为具体的章、课，历史卷有三章80课、地理卷有十二章86课、格致卷有六章80课。另外，民国年间成书的《高安县乡土志》（五章23课）和《寻乌乡土志》（五章30课）也属于此种体例。
3. 课目体
课目体与章课体的区别在于没有“章”，以“课”划分教材的内容。陈庆林编撰，国学保存会于1907年印行的《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和《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是采用了这种体例。如《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共有四册，每册18课，按时间顺序教授江西的历史与文化，其编辑大意即明言：“本书每课以一百五十字为率，无使过多，遮初等小学生徒取便记忆。”《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也是四册，每册18课，供一、二年级四个学期使用。
4. 韵语体
韵语体，即仿照《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读物的体例。以这种体例编写的乡土教材的语言有着简洁、押韵的特点，便于儿童阅读。《赣县乡土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韵语体教材，采用三字一句的编排方式，朗朗上口。
江西省，古豫章。我赣地，居南方。赣何名，合章贡。二水流，东西并。虎头州，非佳名。虔改赣，宋绍兴。赣州府，有十属。东南长，西北削。我赣县，为首邑。县治地，偏东南。
每句下面有小字作注释。《铅山县乡土志》和《南康乡土志》也是韵语体，采用四字一句的编排方式，前者每四句后附有说略（即释文），后者八句一段，共80段。
5. 图说体
图说体，即将教材内容按地域划分为若干部分，每部分都有对应的地图，同时附上说明文字。图说体乡土教材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廷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对教学中使用地图进行了规定，“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今其凑合本版分合地图尤善”；二是一些乡土教材编撰者认识到了插图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地非图不彰，图非说不显”。这种体例乡土教材的编排形式一般是将一县的“都”或“区”等行政区划以图的形式呈现出来，每“都”或“区”画一图，并附上说明文字，以简要介绍该区的情况。这类教材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进贤县乡土志》，其编撰者吴杰伦在《刷印进贤县乡土志图序》对教材中图的绘制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
凡绘县境全图一，县治城池沟洫屋址图一，县治官署街道神庙民居屋宇全图一，各都分图三十二，共图三十五，各都及县治图皆分而可合。······每绘一都，凡该都之山水、口岸、村落备，位置皆如揭地皮；每附一说，凡该都之风土、人情、物产备，详细皆询诸土著。
由此可见，这种乡土教材插图的要素相当完备，图说文字也能较好地反映当地的风情风貌。其图文并茂的书写风格有利于儿童的阅读和理解。
6. 混合体
混合体是指混合上述两种体例。例如，《建昌县乡土志》混合了旧志体和图说体，其“例言”说明了该书的体例：“依县志凡例则吐弃新知，依颁发《乡土志例目》亦未为完璧，兹特熔二者为一炉，体例即斟酌二者之间，是为此书分门之宗旨······凡颁发《乡土志例目》所有，及县志所当存者，一并收入。”本书共分疆域、沿革、山川、古迹、建置、职官、人物、政要、学制、宗教、物产、实业十二卷，另附两卷《建昌县舆地图》，包括区域全图、乡图、区图，每图均附有图说。该书收录的地图均有比例尺、图标和指向标，已具备现代地图的特征，这在同时期的乡土教科书中是比较少见的。另外，《兴国县乡土韵语》混合了课目体和韵语体，本书以课划分内容，每课的内容又是用四字一句的韵语表达，每课12句至16句不等，每课后附有说略。
《奉新乡土志稿》《浮梁县乡土纪略》《德安乡土课本》这三种乡土教材未见原书，加之《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对它们的介绍不详细，因而无法判断体例。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的乡土志大都按照《乡土志例目》所规定的内容编撰，但是在体例上是非常多样的，这也说明了编者在乡土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有较大的自主性。
二、江西乡土教材的内容特点
晚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内容，大多以《乡土志例目》所规定的“三部十五目”为主，主要包括疆域、沿革、建置、气候、山川、民俗、户口、人物（乡贤、名宦、烈女等）、氏族、宗教、兵事、实业、商务、物产（动、植、矿）等。其中，部分内容沿用了旧地方志。例如，《建昌县乡土志》云：“此书取材于县志者十之四，取材于采访者十之六，是为此书之原料。”有些内容则有所突出和新创，如增加了实业、商业和矿产等成分，这主要是基于当时列强入侵和清廷颓败历史背景，有识之士试图从发展实业和贸易等方面振兴国家和民族。
（一）时代性
中国近代乡土教育的开展和乡土教材的编撰始于清末新政的学制改革，始终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呼应。主持《建昌县乡土志》编撰的谭鸿基云：“同栖息于地球，欧美文化何以独隆？同建国于东亚，日本学堂何以独盛？探源而论，不能不归功于教育之完备，且不能不归功于课本之精良。”《东乡县乡土志》的编撰者吴辉汉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讵知二十世纪中为学术争竞时代？文野之分，实视教育为转移。笃念桑梓，尚其大放光明而及早劝谕也。”《兴国乡土韵语》开篇是崇礼学校的校歌：“文明传播亚洲东，学校立，民智通，四千年古国复称雄，少年立志在童蒙。”由此可见，“教育救国”是乡土教材的编写宗旨。
“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自爱其乡始，欲人人爱乡，必自知其山川人物始”，“兹篇义取儿童知爱乡土，即发起其爱国心”，由此可见，乡土教材编撰者认为爱乡是爱国起点，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则爱乡、爱国之心无从谈起，吴杰伦在《进贤县乡土志》中明确说明了这种逻辑。
近人立锥解剖，足迹遍全球矣。挂图钻研，眼光穿地壳矣。而吾人固天井面前，地门脚下，曾一撮土，一卷山，一勺水之不谱，则樵夫笑矣。兹之乡土，自是行远，自迩登高，自身之一起点也。
江西乡土教材的内容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近代多数的乡土教材脱胎于旧地方志，因而它们在体例、内容、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上都打上了旧地方志的深刻烙印。尤其是在题材选择上，受旧地方志的影响最为明显。例如，《建昌县乡土志》既有实业、商务等新内容，也保留了旧地方志中节妇、烈女等内容。另外，晚清民国时期乡土教材的编撰者基本上都接受过以经学为主的旧式教育，一部分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已先入为主，即便后来接受了新事物和新思想，也是难以撼动的，所以在编写的过程中其思想和观念有一定的延续性。
尽管江西乡土教材大体延续了旧地方志的书写范式，但是仍有部分教材具备了现代教科书的特征。例如，编纂于1907年的《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几乎已经完全脱离旧地方志，不管是在内容、叙事方式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已经接近现代教科书。《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二册的内容名目为学术、官制、军备及要隘、财政及货币、农田水利、森林、矿产、工艺、商务、商场、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和地方自治，从名目来看，除了《乡土志例目》列举的各项外，该书还增加了大量的现代知识。该书的编者陈庆林（陈去病）曾参加同盟会，亦是南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江西乡土教材编撰者中少有的具有现代视野的革命者，因而其编撰的乡土教材的性质与旧式知识分子编写的乡土志已有根本不同。
总而言之，晚清民国时期的乡土教材是新旧杂糅的产物，是旧地方志向现代教科书转型的过渡产物。
（二）地域性
江西乡土教材的地域性体现在编者群体、教材内容和出版（印行）地三个方面。首先是编者的地域性。从表1来看，在现存的15种江西县域乡土教材中，11种由当地人参与编写，两种是当地学校集体编纂的，另两种编撰者是佚名。此外，编撰者以本地士绅和小学教员为主，较少有留学背景，这也是与一些沿海省份有所差异的。
其次是内容的地域性。如前文所述，乡土教材脱胎于旧地方志，因而本地自然观景和人文观景自然成为乡土教材的主要内容。如《铅山县乡土志》在“凡例”中明确说明：“是书所载人物、户口、地理、山川悉取本境，稍涉他境者概不收录，以免庞杂。”而且，编撰者为保证教材内容的客观性，往往进行实地考察，为求真实反映本地的乡土风貌。例如，吴杰伦在《刷印进贤县乡土志图序》中详细描述了编写情况。
当是时，手执纸笔，脚踏实地，梳风沐雨，涉险登陀，孤行测绘······每历一都，除停风雨宿食外，大率三五日、五七日而成。整齐故实，涂改差讹，期于巧合，共计十阅月而毕。
再如《铅山县乡土志》在“凡例”中云：“县志所未详者，采访收录，详加考订。”即便乡土志的内容大多沿用旧地方志，编者在编写过程中仍会详细考证、增添。编撰者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即“为上为国，为下为民”。这使得乡土教材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就乡土教材的体例和内容而言，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并没明显区别，这与其他一些省份是不同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从晚清到民国，江西的社会变迁程度较为缓和，没有沿海省份剧烈，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相对迟缓。
最后，该时期的江西乡土教材主要分布于赣北和赣南地区，尤其是赣北占了大部分。赣中的吉安一种都没有，抚州也只有东乡一县有，这种地域分布上的集中性可能是一种集群效应，即出自“人有我亦有，人无我亦无”的心理。因而乡土教材在赣南和赣北集中出现，而赣中几乎没有。
（三）多样性
虽然清廷颁布的《乡土志例目》将乡土教材内容划分为“三部十五目”，但是各地在具体的编撰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定，乡土教材的编撰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首先，体例纷繁多样，图说体和韵语体较多，这在其他省份是较为少见的。图说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便于教师讲解，利于学生接受。韵语体的特点是语言简洁，句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利于儿童接受，“韵言之作所以令童稚便口读也，童稚离襁褓后渐能言语，即渐解土歌，此时授以各种韵言，不难顺口而道，且无嗜欲以纷扰其心，尤易强识”，这说明编者充分考虑到了儿童的年龄特点与接受能力。其次，篇幅、内容不一，多的篇幅几万字，少的几千、几百字，内容也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再次，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有较大区别，有的接近文言文，有的接近白话文，有的是韵语体的风格。最后，乡土教材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有些刻印出版，明码标价，在书店售卖，有些则只有手抄本流传。出现这种多样化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清廷式微，无力严格落实审定造成的，也有编撰者个体，以及所处编撰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三、江西乡土教材的时代价值及借鉴意义
（一）时代价值
晚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开发民智、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上。
1. 开发民智
乡土教材的编撰者大都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陋习痛心疾首，在教材中强烈呼吁，希望通过教育唤醒民众，革除陋习，开创良好社会风气，改变国民精神面貌。乡土教材对社会陋习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抚州东乡县“全境聚赌之风，轻生之案，以及迎神、演戏、吸烟、缠足诸恶习俱积重难返。现今宪法颁行，凡我邑人尚力图自治之策欤。”建昌县也存在此类情况。
乃近年来稍事侈靡，赌博游惰之风日见日炽，兼之迷信极深，印入脑筋，牢不可破。如信风水、设醮筵、扛故事，以及求神问卜等等，往往靡费而巨金不惜。居今日而欲挽回薄俗，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
另外，乡土教材尤其反对吸鸦片、赌博和采茶戏，通过描写这些恶习的不良后果，造成“振聋发聩”的效果。
嗜好有三：曰烟、曰赌、曰唱演采茶，事属一串。稠人广众之地，有烟店即有赌场，而唱演采茶可以销烟，可以聚赌，不肖子弟堕入其中，嗜烟成废民，好博荡家产流而为盗贼，一罹法纲则又诬扳良民，株连无辜，言之殊堪痛恨。
2. 传播现代科学知识
建昌县知县谭鸿基在《建昌县乡土志》的序言中开宗明义，表明了编写意图：“不佞捧檄来握县篆，急思改良教育，以一切新文明灌入修江。”即要传播代表“新文明”的现代科学知识。
在乡土教材中已经出现很多现代科学名词和知识。例如，表示地理位置的“东半球”和“五洲”，表示温度的“华氏”，表示气候带的“温带”等现代地理学名词。《东乡县乡土志》还吸收了进化论的观点，形成了关于物种起源的科学认识。
飞者为鸟，走者为兽，蠕而动者为虫，游而泳者为鱼，皆动物也。当地球构成之初，先生植物，继生动物。而兽类之生，又较禽类而为迟。人类者，猴类之所演进者也，故人类亦为动物之一。然凡动物虽有觉性，惟人有悟性，故人为万物之灵。
这段话不仅清晰明了地定义了鸟、兽、虫、鱼，而且阐明了地球物种的产生与进化的过程，“先生植物，继生动物”“兽类之生，又较禽类为迟”“人类者，猴类之所演进者也”，这都是较为接近现代科学观点的。再如对植物器官“叶”的描述：“叶者，呼吸之机关也，常吐其本体所弃之氧气，而于空气中吸取碳氧气，以为生活。”这里的“碳氧气”即二氧化碳，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植物的光合作用。
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处于基层的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现代科学知识在当时的乡土教材里随处可见。晚清民国时期江西的乡土教材包含了诸多现代科学名词和知识，起到了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提高儿童科学知识水平的作用。
3. 培养爱乡爱国意识
晚清民国时期乡土教育的出发点是爱乡，进而爱国，最终目的是发展国家、振兴国家。“爱乡爱国”是因，“发展国家、振兴国家”是果。谭鸿基在《新修建昌县乡土志总序》中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学童感发兴起，智慧日增，推授乡土之心以爱国，人人具有国民资格，是则著述造其因，教育收其果，讵非修江之幸福？不佞所庆祝哉！”《寻乌乡土志》对这种感情的表达则更为强烈。
寻乌者，吾人之祖宗，吾人之身家，以至吾人之子孙，相与同休戚、共存亡之地也。吾人生斯长斯，念夫民性之勤朴也，当思所以维护之。物产之丰饶也，当思何以利用之。又鉴夫实业之衰敝，风俗之浇薄，当思所以振兴之、改良之。教育之幼稚、交通之闭塞也，当思所以发达之、便利之。则虽今日区区之寻乌，安知他日非大有可为之寻乌哉！
《寻乌乡土志》的编者在全书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旨在说明家乡与人民的休戚与共，以及家乡的落后现状后，寄希望于学子在爱乡的基础上振兴和发展自己的家乡。有些编者直接提出了发展家乡具体措施，“嗣后苟能振兴农务，讲求农学，以我邑土质之沃，水利之便，农业前途何患无发达之日哉”，“今欲发达商务，舍非振兴实业，俾多出产，开辟马路以利交通，其道莫由”。
当时这些身处中国基层的知识分子，其用心之切，用情至深，着实让人动容，亦能唤起众人的爱乡爱国之心，并为发展和振兴国家而努力。
（二）借鉴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上。
1.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多数编撰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态度，尽可能地实地探访和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以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例如，《进贤县乡土志》的编者在绘制地图时“涉险登陀，孤星测绘。每绘一都，凡该都之山水、口岸、错落备，位置皆如揭地皮”，可见绘图之用心与不易，再则“凡该都之风土、人情、物产备，详细皆询诸土著”，所到之处皆有探访和考察，以确保真实客观。此书的篇幅不长，却整整花了十个月才编好。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确保了教材文本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2. 以县为单位编撰，较为合理
晚清民国时期的乡土教材大都是以县为单位编撰的，这是较为合理的。以省为编写乡土教材的地域范围，无疑是过大的，儿童对于内容缺乏熟悉感和亲近感，会阻碍儿童对教材内容的接受。以一镇或一乡为编写地域范围，又显得过小，导致教材的内容受限，可供选择的题材和内容过少，给编写带来难度。另外，也会使儿童在接受乡土知识方面受到限制。民国时期的学者王伯昂持有同样观点。
我国的省制不一定是自然区域，而且疆域犹嫌辽阔，对一般居民影响最直接，关系最密切，又最便于观察和研究，当初的划分也比较合理的，莫如一县的固有疆域。所以乡土的范围，在空间性上，实应以一县为单位，较切实际。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仍在不断编写乡土教材，大部分都是以省或地级市为编撰地域范围，以县为编写地域范围的越来越少。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乡土教学的开展的。首先由于地域范围过大，对教材的内容熟悉程度和接触的频率较低，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给教师的备课和授课增加了工作量，在课堂上讲授的难度也有所增加，势必影响教学效果。所以，晚清民国时期以县为单位编撰乡土教材的做法在今天依然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3. 在编撰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特征与接受能力
晚清民国时期江西的乡土教材充分考虑到了儿童的心理特征与接受能力，如在文字表达上力图简洁明了，同时配有大量地图、插图和表格，儿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陈庆林编撰的《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即言：“本书每课以一百五十字为率，无使过多，遮初等小学生徒取便记忆。本书每遇人物、古迹、物产诸端，有关于乡土史上之感觉者，例必插图，以为讲授及听受者之助。”再如，韵语体乡土教材充分考虑了儿童的接受能力，“是书句读用四字韵语编辑，袛取初学易于授读”，“志书繁重，非教科所宜。爰择有影响于社会者，分为义例，约为简本，定时教授。期于粗知一乡之事而已。”可见，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内容虽主要来源于旧地方志，但是也并非完全照抄而来，而是有所选择，并且在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有所改变。
4. 具有开放的视野
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乡土教材的编撰者大都具有开放的视野，不再抱有“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传统守旧思想。主持《建昌县乡土志》编撰的谭鸿基就通过其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了解到了日本的乡土教育和乡土教材，这使他到建昌县任职后，马上开始主持乡土教材的编撰。在自序中说明了编写缘由。
丙午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编辑之课本虽殊，教育之原理则一。参合古今，权宜中外，然后知学部札催修乡土志以备编蒙学课本，其用意至为深远。
与此同时，谭鸿基对欧美各国也有一定了解，通过对世界各国发展的观察，谭鸿基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同栖息于地球，欧美文化何以独隆？同建国于东亚，日本学堂何以独盛？探源而论，不能不归功于教育之完备，且不能不归功于课本之精良。”《进贤县乡土志》的编撰者吴杰伦说：“近人立锥解剖，足迹遍全球矣。挂图钻研，眼光穿地壳矣。”《兴国县乡土韵语》录有崇礼私立学校的校歌，开头的歌词便是：“文明传播亚洲东，学校立，民智通，四千年古国复称雄。”此外，《建昌县乡土志》有着“意大利之斜塔”和“埃及之古碑”的举例，有着“欧洲之哥比仑开辟新大陆即以名名其地，近世地学上遂放一异彩”，“发见全球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行于五大洲实验之也”等表述，处处体现出编撰者“开眼看世界”的文化心态以及对西方的历史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认识和了解，不再是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以开放的视野编撰乡土教材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态度依然是值得当今学习和借鉴的。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江西的乡土教材是国家和民族强烈诉求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等鲜明的特点，是新旧糅合的结合体，既包含了诸多现代科学知识与民主文化，也有明显的守旧思想和观念。其总体上是思想、文化和教育进步的体现，对于开启民智，团结民众，发展乡土教育，振兴民族和国家发挥了一定作用。乡土教材无论是作为志书，还是作为教材，其内容和思想都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所记录的内容大多真实客观，文献价值丰富，值得深入研究。
感谢何和义老师赐稿！
作者：何和义
来源：《教育史研究》2022年第2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吴雪菲
校对：邹怡思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