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城纪实
编辑|南城纪实
火炮的改进火炮被发明出来后，由于作自身性能、威力的限制，在战场上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15 世纪后，通过铸炮工匠的一系列改革，火炮的性能得到了提升，在战场的作用也逐渐增强，使用地频率也越来越高，推动了火炮战术的出现与改进15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波西米亚王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天主教廷与封建领主的“胡斯战争”。
这场战争的主要领导者是来自波西米亚的小贵族扬·齐斯卡 (JanZizka)，他曾经在波西米亚的军队中服役，熟知波西米亚军队的优缺点。
胡斯派(塔波尔派)大多以市民与农民为主，缺少专业军事训练，难以与强大的王国军队相抗衡。
面对这种情况，扬·齐斯卡根据火炮的性能与自身军队的特点，决定采取一种防守反击的战略，发明了胡斯·瓦根堡战术(或称为车垒战术)。
人类在战争中对车辆的使用由来已久，“汉朝军队使用车阵来抵御匈奴人的进攻:根据塔西佗的说法，日耳曼部落使用货车来贮藏啤酒:阿米安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认为罗马人也使用了车战术。
但是，瓦根堡/塔布尔战术在十四世纪与火药革命结合之时获得新的战术意义，因为步兵开始使用火药武器,可以将火药武器放置在马车内，轻松的击退轻型甚至重型骑兵。”
胡斯·瓦根堡战术由马车、火炮、炮兵、火枪、火枪手、弓箭手、步兵和骑兵组成。
在遇到敌人时，他们会将所有的马车围成一个圈，组成一个营地，营地一般选在高地或河流湖泊附近。
之所以选择在这些地方，主要是为了尽可能的压缩敌方火炮的射界和敌人的进攻范围。
作战开始前，他们还会在营地前方设置土垒、拒马等障碍物，阻挡敌人进攻。
马车大多是木制的，在上面会安置木制的盾牌，用来增强马车的防御。在马车的底部会加装一块木板，防止敌人通过挖沟的方式从马车底部攻击马匹和营地内的士兵。
火炮通常被安置在两个马车的链接处，借助马车之间空隙对敌人进行攻击。
每辆马车的后面会安排 15 至20 名兵，其中6人使用十字弩，2人使用火枪，其余的大多使用连枷、战锤等。
此外，还有长矛手对炮兵和火枪手进行保护。作战开始后，马车上的火炮会对敌人进行第一轮的打击。
敌人冲锋到一定距离时，用弓箭进行射击。当敌人再靠近一点时就用火枪近距离射击。
最后用刀、斧头和其他近战武器等进行攻击。一旦敌人溃败后，骑兵就会在步兵的配合下对敌人进行追击。
历史上很少有那种战术能像扬·齐斯卡发明的瓦根堡战术一样，在 15世纪 20 至30 年代的胡斯战争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和巨大的影响。
“在 1419 年的纳克米尔战役中，扬·齐斯卡仅仅率领 400 名民兵就击溃了波西米亚将领率领的 2000 人大军。
在1420 年的苏多美日战役中，扬·齐斯卡仅率领数百名民兵，就再度击败了波西米亚的军队，壮大了塔波尔派的声望，也让人们认识到胡斯·瓦根堡战术的威力。
但这种战术也有着很大的缺点，它是一种防守反击的战术，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能发挥很大的功效，但在追击敌人和主动发起进攻时由于其机动性的问题，作战效果大受影响。
但这一战术依旧对东欧诸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 世纪下半叶莫斯公国系列的对外战争表明瓦根堡战术在东欧地区的应用达到了顶峰。”
奥斯曼帝国在与匈牙利王国的战争中接触到了胡斯·瓦根堡战术。匈雅提·亚诺什将胡斯·瓦根堡战术引入了匈牙利。
匈雅提曾经帮助皇帝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1433-1437 年在位)对抗胡斯派，学习到了胡斯·瓦根堡战术。
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期间，匈雅提依靠领地内发达的手工业，制造了大量的马车和火药武器，同时还招募了来自波西米亚的雇佣军。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的胡斯·瓦根堡战术进行了改良。
匈雅提用铁链将马车链接在一起，并使用了更多的火炮与火枪，增加了战术的防御性与攻击力。
经过匈雅提的改良，胡斯·瓦根堡战术成为牙利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在1444 年的瓦尔纳战役中，十字军联军一共使用了 2000 架装有火药武器的马车。
战役初期，胡斯·瓦根堡战术给奥斯曼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但很快，在 1448年的第二次科索沃战争中，奥斯曼军队就掌握了这一战术，并进行了相应地改进，称之为“塔布尔·森吉”战术。
作战时，他们会将火炮装载在马车上，以此来提高火炮的机动性。
这些火炮车队被安置在战场中央，用铁链将它们锁在一起，马车上还安装了护甲，使整个车队形成一道屏障，作战时就以车队为中心来排兵布阵。
近卫军被穿插安置在火炮车队的间隙和后方，避免炮兵与近卫军同时遭到敌人火炮的攻击。
而在整个部队前方的前方是由木制屏障和壕沟组成的防御网，这样可以为火炮部队和近卫军提供保护，有效地阻止敌方的进攻。
素丹一般由西帕赫保护，在近卫军的后方。
奥斯曼帝国还组建了专门的车队，负责运输塔布尔·森吉战术所需要的火药和炮弹，希望借此进一步提高战术整体的机动能力。
因此，奥斯曼步兵比(其他)欧洲步兵人均拥有更多的火力。
奥斯曼帝国凭借着改良后的车垒战术，取得了一场又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
在穆罕默德二世与乌尊·哈桑的战争中，奥斯曼军队利用塔布尔·森吉战术，轻松击溃了白羊王朝的军队，奥斯曼帝国由此成为了土库曼人的共主，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与土库曼部落的支持。
1514 年的查尔迪兰战役中，奥斯曼帝国使用塔布尔·森吉战术一举击溃了萨法维帝国，保证了帝国东部边疆的安全。
在凡城东北的查尔迪兰，伊斯玛仪的 8万名骑兵弓箭手被奥斯曼帝国的密集火力所摧毁，那里有 12000 名近卫军集结在一个火炮林立的车垒周围。
车垒战术在西欧和中欧地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主要是因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具有强大军事动员能力和成建制的职业化军队，能够保证车垒战术所需物资的及时供应与作战人员的密切配合。
而奥斯曼帝国长期、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完备的后勤补给系统保证了塔比尔战术的效用，同时对也该战术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弥补了机动性问题，使得这一被欧洲淘汰了的战术，在十六世纪末的战争中依旧能够发挥作用。
攻城作战中使用的火炮被称为“巴卡洛萨卡”(Bacaloskas)，有时使用金属制的炮弹，有时也使用石制炮弹。
还有一种名为“赛卡”(sayka)的火炮，一般被安置在要塞和舰船上。大型的赛卡被安置在要塞中，用于抵御敌人的围攻。
奥斯曼帝国制造的火炮是攻城作战的重要利器。在 1521 年到 1566年的匈牙利战场上，只有 13 座要塞能够抵抗奥斯曼帝国 10 天以上的进攻，只有9座要塞超过了 20 天。
在此期间，仅仅只有 4 座要塞抵抗住了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其中有三座也在本世纪末被奥斯曼帝国攻陷)。
16世纪后，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事日趋频繁，对火炮的需求的不断增加。
为此，奥斯曼帝国在地方行省增加了许多火炮铸造厂，来满足战争对火炮的需要。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布达、依科德拉 (Iskodra)、特梅斯瓦尔、普拉维特 (Praviste) 和居兰伯(Gulamber)建立火炮制造工厂。
除了在这些重要城市建造火炮铸造工厂之外,奥斯曼帝国还在比莱奇克 (Bilecik)、凡城、基吉 (Kigi)、卡门格勒(Kamengrad)、鲁德尼克 (Rudnik)和新布尔多 (Novo brdo) 等地修建了临时工厂。
这些位于地方的铸造工厂提高了火炮的产量，为奥斯曼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火力。
到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行省大约有 15 到20家火炮铸造厂，每年可以生产 400 到 600 门火炮。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火炮产能依然十分充足。
1666 年 8 月，汗亚 (Hanya)城堡登记入库了 26 门火炮。在对匈牙利的最后一次远征中，奥斯曼帝国在短时间内铸造了 40 门大炮，通过黑海，然后进入多河运到达贝尔格莱德和布达。
除了专业的炮兵训练，奥斯曼帝国在火炮制造方面也具有一定规模与体系，并能根据战场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火力支援，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
诚然，奥斯曼帝国早期铸造的火炮都十分巨大，“在塞利姆一世 (Selim I，15121520 年在位)时期，奥斯帝国制造了长 425 厘米、径为 100 厘米的槽型铸造大炮，直到 19 世纪时德国人才制造出能与之媲美的大炮。”
或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将奥斯曼帝国与巨型火炮联系在一起，认为奥斯曼帝国制造的火炮都是巨型或大型的。进而导致一大部分历史学家得出了奥斯曼帝国在火药武器制造方面长期落后于西欧发展的认知。
但事实却不尽相同。在与西欧国家长期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很快适应了火炮的变化，开始大量生产轻型火炮。
在 1522 年至 1525 年间，伊斯布尔火炮铸造厂制造的火炮有 97%是中小型火炮。1536 年贝尔格莱德武器库的清单显示，485 门火炮中有 82%是小型火炮。
可以看出，在进入 16 世纪后，奥斯曼帝国改变了火炮的生产类型，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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