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以杜甫为学习对象，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论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形成的一个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一祖三宗”）的诗歌流派。黄庭坚则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纵横驰骋、大开大阖、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艺术特色的，受黄庭坚影响形成的江西诗派，也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苏轼做侍从官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见推举之重。
黄庭坚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时人评黄庭坚作诗“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黄庭坚还提出诗的 “句中眼” ，所谓“句中眼”即后人所说的“诗眼”，就是注重对关键字词的锤炼，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即是锤炼而来，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
二是重视句法。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诗：“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谓“句法”，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论诗的句法尚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
三是讲究章法。黄庭坚讲章法命意言论甚多，如：“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把章法结构喻为“锦机”。又如，“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再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浑，方是出场。”综合起来看，黄庭坚所谓章法，是讲求诗的结构的曲折变化，而这些曲折变化是通过学习前人作品揣摩出来的。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达到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
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笔尽情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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