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人才和官员的产生，历经：世袭制、察举制、荐举制、科举制、选举制。
自夏同盟开始，夏商周秦等时期，均实行世袭制，贵族掌控一切，特别是周王国，等级分明，周礼规定，管理国家由国王、诸侯国君、卿、大夫、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实行世袭，只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国君效力。
汉帝国建立后，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大权独揽，需要帮手，但其他贵族是不能用的，以免分权，只能是皇帝一人独尊，因此，皇帝需要提拔民间人材，既能帮忙，又无资格分权，于是，采用了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察举制并无客观的评选准则，主观性太强，虽有连坐负责、连带责任制度，但后期还是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汉文帝开始推行察举制
察举制，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察举的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太学博士弟子及特举特科等。有时，皇帝对于贤良方正等用“对策”、“射策”的方式进行考核考察。而察举的补充，则是征辟，这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过程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曹魏帝国建立后，魏文帝时，放弃曹操的寒族地主政策，改为与世族地主妥协，采用陈群建议，创立荐举制，即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指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推荐、考核人才，分为九品录用。两晋、南北朝时，沿用此制。
魏文帝曹丕
荐举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察举制，一切人都可能被选拔，而荐举制，即九品中正制，则因为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其规则实际上变为，完全看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九品中正制，不但造成阶级固化，堵塞了民间人材之路，还使得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皇帝的专制权力，因此东晋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形。
隋帝国建立后，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科举制度，在唐帝国时期发展成型，并一直延续到清帝国末年的1905年，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制度，亦是从科举制度演变而来。
隋文帝
汉文帝确立了察举制，魏文帝确立了荐举制，隋文帝确立了科举制，三位文帝，谥号为文，非常有道理。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
科举制出现，皇帝的本意是想改掉两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被分权的情况，帮助自己加强专制，但客观上起到了广揽人才、使得社会新鲜血液活跃、社会各阶层互相流动的良好效果，也引导了社会的读书风气，唐太宗就高兴地说，天下人才，尽为我用，而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更是控制、规范、吸引知识分子的有效手段，但是，其负面效果是，禁锢了人们的自由思想，清末民初科举制度被废除，也是因为其负面后果日益恶化，不利于思想解放。
科举制度产生的具体过程是：为了改革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则增设“进士”、“明经”两项名目，为后世所沿袭，故一般认为隋帝国是科举制的开端。
隋时期科举，没有严格的选拔程序，多由皇帝下诏征辟，由州郡荐举，可说只是察举制的修正。除进士、明经外，科目尚有贤良、孝悌、秀才等，大体沿袭前代察举的名目。考试方法是试“策”，考生加以解说或辩明即可，比较宽松，可以尽情发挥。
唐帝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时期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名目很多，依据考试内容分为，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各等级考试已经初具规模。
唐时期科举考试，由礼部侍郎主持，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科、明经科，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进士科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科也只有百人左右。进士、明经及第后，一般要守选数年，方可通过吏部铨选，再予授官。
唐时期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察举制影子，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叫作“行卷”，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意图是，希望可以兼顾、参考士子在考场外的表现，避免“一考定终身”所可能带来的失误。
比如白居易，少儿时就会作诗，从小就立志参加科考博取功名，在行卷之风盛行的当时，为了得到名人的推荐，他贸然登门拜访名流顾况，顾况不了解他，见他叫白居易，于是告诫他，“长安物贵，居大不易”，但是，看了他的诗作后，立即改口，“有才如此，居亦容易”，并且大力向考官朋友推荐，有名人加持，考官有了印象，这就好办了，白居易因而顺利考中进士，他高兴地来到慈恩寺，登上大雁塔，写下了诗篇“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两年后，他又来到长安，参加吏部选官考试，只有过关，才能做官。关于吏部的选官考试，《新唐书》曾有记载：“貌、言、书、判四事皆可取”，“得者为留”，白居易决定考“拔萃科”，结果再次登科，立即做官，被授予省校书郎职位，该职位掌管文字校对工作，比较清闲，几年后，任职届满，806年，白居易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策问，这是升官考试，但此次唐宪宗并没有出来主持考试，由于准备充分，白居易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顺利升官，升为京畿周至县县尉，次年即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升左拾遗，成为朝廷的重要谏官，此后官运亨通，后来做到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府尹、刑部尚书，退休后，闲居洛阳，号为香山居士，安度晚年，活到七十五岁高龄。
白居易
唐时期宰相中，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不过，进士科很不容易高中，必须是极优秀的人才，方可，因此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语，而科举过后还要经吏部考试考核，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在唐时期，科举只是政府招纳人材的方式之一，同时并用的入仕途径，还有门荫入仕、杂色入流。到了唐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形成“牛李党争”。
牛僧孺
唐时期的新科进士，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得慢慢往上爬，才能做大官，如，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任职太乐丞，只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时期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考试，不似明清科举可以做大官。
宋帝国建立后，进一步改良了科举制度，确立了相当完整的体制，使得科举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许多大臣的子孙也未能考上科举，仅能担任中低阶官员，因此当时还产生了“富贵不过三代”的俗语。
所谓改良的重要原因是，宋的专制程度大为加强，皇帝欲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党结派的可能。自宋太祖开始，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定，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同时，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还有，宋时期，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年龄，皆可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路费，自宋英宗在位期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宋时期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殿试。唐宋时期的省，是部委的意思，现在日本还在沿袭。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自宋开始，殿试中进士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元帝国建立后，汉人大臣力图恢复科举，但是，元时期纷纷扰扰，科举时兴时废，不提也罢。
明帝国建立后，科举一改元时期的萎缩颓废，得到很大发展，制度完善，规模增加，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但考试的内容却开始僵化，内容和形式，规定为四书五经八股文。明帝国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24,536人。
清袭明制，同时则限制了考试资格，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
清时期，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而把科举入仕之途留给汉人，以笼络汉人，使其安心为满清效力，而不反抗。满蒙参加科举，虽然有较易考中的捷径，但最后殿试头三名，习惯只授予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帝国二百六十六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绝大部分为汉人。
明清时期，国家级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则有地方的童试，院试。
明清的科举与学校结合，就主流正途而言，先是基层学校。明清基层学校，称为“门馆、村塾、家塾、族塾、义学、社学、书院”不等。
通过童试，包括县试、府试，便可以自称“童生”。
通过院试，则得到挂名于官学（府学、州学、县学）的资格，称“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有了身份，进入知识分子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犯了事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生员分三等，初入学的生员都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人数无限额；升一级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人数有定额；成绩再升一级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人数有定额，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
升级要通过考试。
生员有四种出路。最好的是，考乡试中举，成为举人；其次，乡试三考不中，可赴吏部选官，最高选至知县；再次，经学政选拔考进国子监，成为贡生，在国子监“坐监”一定时间再经选拔，可分配教职或州县副职，但官阶不能升至知县；最差，一直未通过乡试的预选试“科考”，则终生仅为秀才。
另有一变通方法进入国子监，即，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通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不是凭真本事，因而为人所不耻，被人看不起，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低。
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严氏两兄弟：严贡生、严监生，对国子监的贡生、监生，有很生动的描写，两者的状态是不同的。
有些读书人要经过多次考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试、府试，成为童生，还有的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有人在。清道光时，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秀才参加乡试前，得先参加预考，过关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按规定三年一考，于八月在两京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清时期，考中者，以北京、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
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则称为“亚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
但这仅仅是名义上有了资格，真要做官，还得考中进士才行，著名的唐伯虎，虽然考中了应天府乡试的第一名，成为当地头名举人，但后来未能考中进士，未能进入体制内，一生只能顶着解元之名，穷困潦倒。实际上，解元之称，正说明他终身只是举人，而不是进士。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寅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二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京城贡院举行，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多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
状元
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能中进士就是功名稳拿了，铁定做官了。能连中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三元及第”。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仅有十五人能够连中三元，唐时期有二人，张又新 、准元翰；宋时期有六人，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时期有一人，孟宋献；元时期有一人，王崇哲；明三百年间的八十九位状元中，有两人，黄观，商辂；清时期有三人，钱棨、陈继昌、戴衢亨，共十五人。另有三元及第的武状元两人，明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出身浙东山区，性格刚猛，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 颇有直道君子之风，清顺治年间，浙江人王玉璺（WEN，四声），出身武将世家，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考虑到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要复杂很多，其连中三元的含金量要远远大于唐宋时期。
王曾，是北宋名臣，其父见破旧经籍，必加整修，片言只字，不敢丢弃，传说，一晚，孔子托梦给他：“你如此敬惜我的书，我让曾参投胎做你的儿子”，未几，夫人生下一儿，因取名为曾。王曾二十出头，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即“解元”，此后，被推荐进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再居榜首，称之为“会元”，接着，又参加由宋真宗亲自出题的殿试，题为《有教无类赋》，王曾交卷后，其中有“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织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等警句，甚得皇帝激赏，擢为第一名，这样，青年王曾便成为宋朝开国以来第一个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的“三元”，攀登到了科考金字塔的塔尖上。 捷报传回王曾的故乡，官民俱引为千载难逢的荣耀，青州知州特地去他的故里，给挂上“三元坊”的金匾，乡亲们则绘以桂圆、荔枝、核桃各三枚合成的纹图，取圆谐“元”，而寓三数，意为“连中三元”。
黄观，在明初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六次第一，称为“六首状元”，后人用“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来称赞他创造科举考试史上的奇迹，可是在明的登科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这是因为，在“靖难之变”中，黄观保持了忠臣的名节，为“君臣大义”的传统观念而牺牲了自我，早在朱棣起兵之初，黄观在其起草的讨伐文告中，就痛斥朱棣的所为，揭露朱棣的篡位野心。建文四年，朱棣的军队南下，京城危机，黄观奉旨离开京师，去安庆一带招兵，并督促各地赴援，结果，在此期间，朱棣攻破了京师，于是，黄观悲壮地为建文帝殉难了，率妻女投江自尽，但朱棣却仍不放过他，愤恨之余，叫人扎了草人，带上黄观的帽子，放到街上斩首示众，并下令屠杀黄氏家族所有的男丁，历史记载，仅有黄观的弟弟黄觏留下一子，幸运地躲过一劫。怒气未消的朱棣还命人删改了登科录，把黄观的名字划掉，妄图抹杀他辉煌的历史，直到明末万历年间，才得到恢复，补谥“文贞”。
明清惯例，殿试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任职翰林院修撰、编修，即皇帝的机要秘书，负责起草诏书，以及担任科举考官等，是今后首辅等中枢大臣的人选；而其他进士则要经过考核（称朝考）再授予官职，成绩较好及年轻者，可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即候补翰林，这批人要成为翰林，还得再经过考试，考试通过，才能留在翰林院，任职翰林院检讨，他们就是今后各部尚书、侍郎的人选，也有可能成为首辅；而未能入选翰林院的进士，则派到地方上，任知府、知县等职。进士任知府知县，被称为“老虎班”，指其因为名正言顺当了官，堂堂正正，气势很足，行事往往雷厉风行，铁面无私。
入选翰林院的重要性在于，不是进士出身，不能入翰林院，而不是翰林院出身，则不能入内阁，朝廷的首辅、尚书、侍郎，这些高官职位，都要由翰林院出身的官员担任。
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地位极为重要。
各级翰林官员包括：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职，以及典簿等辅佐官职。
掌院学士是翰林院长官，是皇帝的大秘，皇帝经常与之密商军国大事，以后则往往成为宰相/首辅。
唐宋明清，翰林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张九龄、白居易，宋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升级为国家中枢大臣的直通道，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总结一下，明清五级考试：童试，过关即为童生；院试，过关即为秀才，即生员，从此有了身份，可以横行乡里，做个恶霸地主毫无问题；乡试，过关即为举人，名义上有做官资格；会试，过关即为贡士，已进入保险箱，稳做官了；殿试，过关即为进士，立即做官，并且，殿试不淘汰，只定名次。
科举考试因为能做官，太有吸引力，因此还出现了地方之争。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季杏榜录取的五十余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亲自查问后，怀疑是主考官结党营私，因而将三名主考处决，在夏季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南北分卷，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这种制度保障了各地在每科会试中，都能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贡士、进士，从而进入政界的中高层，这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
科举考试，引导了社会的读书风气，保证了社会各阶层流动的活力，还能稳定统治，因此，好处多多，不过，在后期，其禁锢思想的弊病逐渐显现，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完全显现了与现代世界脱节的窘况，加上西学东渐和现代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清后期状元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乡试、会试，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必须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也就是皇帝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当时的要务，只是走一走过场，因此，清时期，便以试卷的书法高下，来决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只懂八股文，至于其它知识，则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窍不通。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要求只能因循前人的思想，堆砌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文章，近乎文字游戏，不能有独立思考，不能有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立即扔掉，再无用处。“八股文”与“鸦片”、“缠足”、“阉人”并列，被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四大害。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此后发生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1901年，清政府终于废除了八股文。1905年，经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止。
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政府，考试内容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学各种科学科目，重在外语和理工科以及医科的实用知识。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牙科举人”等等，其中，“格致科”即物理科。
PS：
1、唐时期，女皇武则天开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时期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代的武举时废时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时期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武技和气力，此外对考生的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
唐武举考试
宋时期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考孙子兵法等内容，要求文武双全。
到了明时期，更进一步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笔试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
至清时期，则做了调整，仍要求文武双全，但改为以武为先，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拼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十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而技勇比试，弓必开满，刀必舞花，石举离地一尺为合，合格者才考笔试，笔试是默写武经一段，以不错漏及端正为合。
清时期武举，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
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出身唐时山西薛家将，其家族于唐末五代大乱时南迁福建，他后来在与西夏作战时阵亡。历史上武举出身的名将有唐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异等，即异常优秀）、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宋徽宗授武状元）、明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间武进士）等。
2、汉字文化圈四国，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皆有科举制度，以中国为首，而日本仿唐，也有科举制度，但为时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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