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大君身边的朋友都在追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动不动就被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刷屏了。什么样的官才算是好官?为官处世到底应该怎么样?

讲到为官处世,有句话叫做“为官必看曾国藩”。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曾国藩,说说他那部写给家人的《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主要事迹演讲 一代名臣曾国藩(1)

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父曾玉屏,普通耕读之人;父亲曾麟书,是秀才塾师。曾国藩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岁授翰林院检讨,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为母亲江氏守孝期间,临危受命组建湘军,抗击太平天国。历时十三年,为清廷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追缴捻军。此后数年,办理洋务、回任两江,在军事、洋务、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功绩显赫,成为清代中兴名臣,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谥号文正。

袁晓晶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23059-7

2011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了传忠书局的《曾国藩家书》,全书以原书编年体例为准,另加了目录;由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并重新句读。本书(《<曾国藩家书>读本》)以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家书》为底本,参考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简体《曾国藩家书》和我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繁体版本,精选其中的重要篇章,重新编辑分类,以修身、劝学、孝悌、处世、为政、治军为大类,根据文中主旨另拟标题,在基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对文中核心意义加以延伸和阐述,以方便当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在清代政治风云变幻之下,所写家书的意义和价值。

湘军中后期,曾国藩的家书多集中在军事上,而其核心思想在早期已多有阐明。故选编家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曾国藩京官时期和湘军早期。

《曾国藩家书》读本 精彩试读

第五篇 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八月二十九日(1844)

四位老弟左右:

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写予弟弟的信,多以劝其修德进学为主。其中对六弟、九弟多有叮咛。这封信亦不例外,所谈还是围绕着“进德、修业”展开。

进德和修业,原出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对此解释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把这段解释再推进一步,就是说人之所立须有“德性”和“事业”两项并举方可。

就“进德”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到最实在的“孝悌仁义”之上。孝悌仁义由心之本而生发,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亦是可以使仁义扩充于天地之间,使万事万物并行不悖的根据。所以,修德好像是积累粟米,每日修一德,便是积累了一颗粟米。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然会积累如山的谷子,也会塑造其人的品格。修德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不得有片刻的懈怠。

就“修业”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实在“诗文作字”之上。今人不细究“诗文作字”,以为这只是书生造作,并不能真的成就个人事业。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科举乃取士之必经途径,更何况清代继承明制,在科举上愈加细密,科举成了很多有抱负之人成就个人事业的唯一可取之路。“诗文作字”就是朱熹说的“见于事者”在清代的一个表现。从制度理念上而言,科举制度成了下层士子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然而就真实的制度实践上而言,自明代以来,愈发严苛的科举制度与取士过程,府县考试、乡试、会试一层层地展开,士人修业的理想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被消磨了、限制了,甚至扭曲了。相较于唐之前参与政治的士子多半有家学熏陶,宋明以来的士子出身苦寒者多,家中根本无法接触到权力阶层,亦不懂得治理之道。因此,除了“诗文作字”之外,也无他法。曾国藩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困境,因此勉励天资出众的六弟科举若不中,也切不可由此丧失信心,而是应卧薪尝胆,继续发奋努力。

信末,曾国藩则感谢了九弟对治家之道的提醒,再次强调了知行之中,行更为困难。若要做到知行合一,则在日常行事中,必以九弟的劝诫为警醒,时刻提醒自己。而这也是曾国藩“进德”“修业”的内容。

解读者

袁晓晶,甘肃兰州人,哲学博士。2013年7月至今,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晚清儒学思想史、儒学教化及国学教育的普及问题。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一项、上海市教委项目一项,发表论文十数篇。曾著有《仁心与仁政:孟子》,合著《梵音清韵:诗僧画侣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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