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等着你去探索，攥紧你手中的火炬，首先照亮自己的灵魂，发现其中的深刻与肤浅、虚荣与慷慨，认清自己的意义，无论你美或平凡。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15岁的帕孜丽娅一个人踏上了前往苏州的火车。
16岁的帕孜丽娅在《作文通讯》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20岁的帕孜丽娅带着同学从广州前往吐鲁番拍摄纪录片。
22岁的帕孜丽娅因一名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
25岁的帕孜丽娅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修读电影学专业。
28岁的帕孜丽娅开始了在清华的博士生活。
“前进的小帕小姐”是帕孜丽娅社交媒体的昵称，同时也是她的人生态度。
从苏州到广州再到北京，帕孜丽娅求学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书籍、新闻、电影，那些曾经改变全世界的发明，也曾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影响着帕孜丽娅，造就了如今的“前进的小帕小姐”。
在电视机的那边
我的童年是在吐鲁番的农村度过的。
到田野里逗鸟、捕蝴蝶、抓虫子，然后把虫子扔进小伙伴的衣领，惹得他哇哇大哭，爷爷奶奶午睡后偷溜出去，下河捕鱼、游泳，这些我都干过。
后来到了上学年龄，父母便把我接回了城里。在城里找到了两个新朋友——一个是电视机，另一个是书籍。
和如今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了解新鲜事不同，那时电视机才是观看外面世界的窗口。
为了看电视，我总是和父母斗智斗勇。
父母一出家门我就会从卧室跑到客厅打开电视看起来。
当耳边再次响起父母的脚步声，我再把电视关了，把遥控器放回茶几上，调整到原来的角度，跑回卧室，开始假装学习。
后来我和姐姐的卧室里也有了一台电视机。每当父母入睡后，我们就会打开电视看。
因为害怕声音会吵醒父母，我们会把电视调到最低音量，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呼吸声都会放低，生怕一不留神，吵醒了父母。
夜晚静悄悄的，只有窗外叽叽喳喳的知了声和断断续续传来的父母的呼吸声。
电视的光照在我们的脸上，衬得我们的眼睛亮晶晶的。
看着电视机里那色彩斑斓的世界，我总是移不开眼神，我仿佛听到了静音电视那头来自广阔天地的呼唤。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叫《小妇人》的韩剧。里面有个角色是个编剧，我当时就很喜欢这个角色。后来研究生阶段我修读了电影学专业，也开始自己写文章、写小说，现在想来这一切多多少少都和我小时候这些经历有关。
除了电视机，我找到的另一个伙伴是书籍。
我父亲很喜欢看书，小时候总带着我一起逛书店。
父亲从来不会给我推荐书，也不会规定我看什么书，因此各种类型的书我都看了一些。
我对自己读过的书有很深的记忆。
《小公主》是我读完的第一本不带拼音、一次性读完的书。
即使故事内容在成人的世界里略显庸俗，但是那时它带给我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上了初中，我开始看一些青少年必读书目，除此之外也会看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沉迷的志怪小说。
高中阶段看的书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胡塞尼的《灿烂千阳》、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对于读书，我始终认为没有什么年龄和类型的限定，也就不存在哪个阶段适合读什么书的概念。
毕竟即使是同一本书，不一样的心境，阅读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书籍陪伴我走过了十几年的求学生涯。
小时候每每放学回家，为了逃避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躲进衣柜里看课外书。
后来上了内高班、大学，我有了生活费，也开始自己赚取一些稿费，买书成了我主要的消遣类花销。
本科毕业时，为了把收藏的书寄回家，我花了小一千元作为邮费，后来家里搬家，父母为我添置了两面墙的书架。
这个书架现在也快放满了，而我在北京的住处也可以用“到处都是书”来形容。
如果说电视机让我最初有了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世界的冲劲，那么书籍则在漫长的求学生活里为我塑造了坚不可摧的精神世界。
第一笔稿费
2009年上初三的我，选择了报考内高班。
其实家里没有人相信我能考上，因为和一直踏实认真的姐姐相比，我学习成绩不算拔尖，学习态度也不端正，整天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年的秋天我收获了一份内高班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求学之路。
从内高班的日子开始，学习与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中心。
在上高中之前，我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和很多学生一样靠着不错的记忆力和小聪明“混过”了小学、初中。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班主任。
或许是看出了我身上的潜力，亦或者觉得我的基础不错，他总是鞭策我学习。
谈话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后的必要环节。
他对我有比较高的要求，最初要求我在班里名列前茅，后面开始要求我在年级里获得可观的名次，到最后还要求我不偏科。
或许是这种鞭策方法对我十分有用，我的成绩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在这过程中我获得的不仅仅是漂亮的成绩单，更为重要的还有让我受用至今的学习态度。
苏州的气候和吐鲁番完全不一样，因为气候不适，我经常生病，总是需要到医院打点滴。
我记忆里最深的是在弥漫消毒水气味的点滴室，我左手打着点滴，右手写着作业。
也是在苏州的日子里我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份稿费。
上预科时，语文老师会叫我们每周写周记，我经常在上面写一些小说。
老师很喜欢我的作品，上课时会在她教的两个班里分享。
于是经常有同学跑过来跟我说：“你写得真好，你去投稿吧，肯定有很多人喜欢看！”
当时学校的阅览室有《作文通讯》这个杂志，我想着那就试一试，于是投稿了一篇习作。
两个月后的阅读课上，有个同学拿了本《作文通讯》问我，“这个是你写的吗？”
我一看，学校、姓名都没错，还真是我投的那一篇！
当时稿费领取方式不像如今线上转账这样方便，而是需要对方把汇款单寄过来到邮局去取。
班主任帮我联系了杂志索取样刊和稿费，收到汇款单后，我到学校对面的邮局取钱。
钱不多，就30块钱，如今大家说的一杯奶茶的钱，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笔稿费分量很重。
从前和父母说到我的梦想是当作家时，他们总是和我说：“这是个没前途的职业，你当个爱好差不多得了”，但这份稿费证明我可以靠写作赚到钱。
因为很怕花掉那30块钱，我把它和身份证放在了一起，随时带在身边。
从春天保存到了夏天，从苏州带回了吐鲁番。
那一年暑假我说要请父母吃饭，把他们带到了夜市。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夜市里一碗豆豆面7块钱，我们三个人一共花了21块。
剩下9块，回家的路上我们每个人再买了一个冰淇淋。
从那时到现在，我的稿费早就翻了很多倍，我再也不需要把身份证和稿费放在一起小心呵护了，请父母吃饭，用稿费买礼物再正常不过了，但没有一次像第一次那样记忆犹新。
▲帕孜丽娅参加爱奇艺作家年会
成为前进的小帕小姐
高考后我阴差阳错考到了暨南大学的英语专业，而当时我梦想着成为一名记者。
暨南大学的新闻专业是南方院校中比较好的，于是我选择了修读新闻学作为双学位专业，与此同时，开始了在南方报社大院里为期两年半的实习。
实习与双学位在同期举行。
那两年我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
周五下午英语专业下课了，我就坐地铁赶往另外一个校区参加双学位的课程，好在我的实习不需要坐班，大部分任务都可以线上完成。
▲帕孜丽娅参与翻译的英语专著
修读双学位并不简单，尤其是后期阶段。
最初我们那个班有80多个人，两年以后拿到学位证的也不过20多个人。
那两年新闻专业的学习，让我对新闻专业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新闻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
这时我遇到了一位老师，他给我们教授广播电视新闻学的课程。
他小时候在新疆长大，特别热爱新疆，看着花名册发现我是新疆人以后，就和我聊了聊，后来他说他正在组织一批学生去拍纪录片，问我有没有意向参与，就这样我们一拍即合，开始着手准备一部关于新疆的纪录片
那年夏天我带着小组成员到家乡吐鲁番拍摄纪录片，纪录片的主角是我，内容是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回吐鲁番过古尔邦节的整个过程。
或许很多在外求学的新疆学子都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
这个意料之外的纪录片拍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镜头的魅力，并有了通过镜头讲述新疆故事的想法，于是我的理想从新闻转向了影视。
广州是个烟火气很重的城市，适合生活，但我对北京有不一样的情结，那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有各类名校。
或许高考的滑档经历让我不甘心，本科时我就决定要继续深造，我的目标院校也很明确：北京大学的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大四那一年考研我考了388分，但名次差一名没能进复试。
本科毕业后我决定去北京边工作边考研。
在广州时我就开始投递简历，但到北京之前我都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一毕业我就背着行囊只身一人从广州来到北京。
最初我也没有钱租房子，只能住在便宜的酒店去参加各种面试。
▲本科毕业时的帕孜丽娅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一周不到，我就获得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于是我开始边工作边二战考研。
但那年夏天回家，父母向我表达了希望我能够在新疆找一份稳定工作的想法。
他们觉得我只身一人在北京边工作边备考压力大，但我一心想留在北京继续考研，最终双方各退了一步，父母同意我返回北京，前提是我得辞掉在北京的全职工作，专心备考。
而我也回到北京，辞掉了工作，开始了边复习边写一些零散的稿子赚生活费的日子。
但幸运之神依然没有眷顾我，第二年，我的成绩还是差了几分。
第三年我的成绩还是没能达到复试的分数线，这时我偶然间得知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研究中心在接受调剂。
作为专业院校，北影的电影相关专业是全国顶尖的，而我也满足调剂的条件。
于是这一次我选择了妥协，调剂到北京电影学院。
最初我是因为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只有学术型研究生名额而选择读学术型研究生。
那三年我做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如粉丝文化、新疆电影等。
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感受到学术的魅力，慢慢地决定继续我的学业。
研三那一年我顺利申博到了清华大学。
无论是研究生还是博士阶段，我都遇到了很好的导师，他们是我在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生活中的知心好友。
申请博士成功后，我的研究生导师专门找我的博士导师交代了一下我的学习情况。
这种氛围让我更加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帕孜丽娅研究生导师画笔下的帕孜丽娅
我如今的生活安逸且充实。
生活被上课、作业和课堂展示占满了，偶尔也会和同学一起喝杯咖啡，或者在课间互相拍拍照、讲讲故事。
我的宿舍正对着情人坡，窗外的景色很美，可以从夏到冬无缝隙地欣赏到四季的轮回。
我总是喜欢趴在宿舍窗前，外面的风景怎么也看不够。
这几年的大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安与焦虑，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迷茫。
但我想，充满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应先守住自我。
生活的另一面
第一次确诊为抑郁症是在大三。
那之前一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吃完饭就会呕吐，担心胃有问题，我就去医院把身体检查了个遍，但是结果显示身体方面没有问题。
医生建议去神经科做个检查，诊断结果是抑郁症。
那时的我修读两个专业，除此之外还要实习。
吃药的副作用是嗜睡，这严重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再加上药费也比较贵，不是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够承担的，于是那会我没有接受治疗。
但我开始私下里狂补心理学方面的书。
了解的知识多了，我感觉自己的症状应该不是普通的抑郁症，而应该是躁郁症，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
后来在北京，我的确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
病情比较严重是在2016年，那时我特别想养一只猫陪伴我。
最开始我想的“收养代替购买”，寻遍了北京的各种救助机构，发现独自在北京租房又没有稳定工作的自己并不满足收养的条件，于是打算购买一只。
Yuki是我在某二手平台上看到的，它原来的主人嫌它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价格也是我能接受的，于是我就这样拥有了它。
刚把它接到出租屋，它便蜷缩在我身上睡着了，当时看着它这个样子，我心都要化了。
后来我又养了一只母猫，恰逢疫情，没来得及给它们做绝育，它们生了一窝，是我亲自给它接生的。
当一条条生命呱呱坠地，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神奇。
如今我有三只猫，他们性格迥异，但都是我在北京的家人。
除了养猫，我在课余时间还会经营社交平台。
我很早就开始玩网络了，从最初的天涯论坛到豆瓣、知乎我都玩过，如今我主要经营我的小红书账号。
最初创立这个账号时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想找一点事儿充实自己的生活，就这样开通了这个账号，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和阅读图书。
这个账号从最初的零开始慢慢积累了一些粉丝，一方面可以作为我自己的生活记录，另一方面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帮助。
我很害怕社交，也不喜欢出门。
一旦出门我必须得保证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这对于我来说并不简单。
经过这几年的治疗，我也不能说我的状态已经恢复到了100%，甚至50%都不敢说，但是我一直在学着和这样的自己相处。
笔者后记
帕孜丽娅是我在聊撩好书版块时的版主。
第一次知道她的病情是在一次微信闲聊中，她和我吐槽道：“刚拿到的稿费花了800元给了医院”，下面还有一张附带的票据。
原以为经常给家里的猫花钱的她今天是在给猫安排体检，直到点开图片，我才看到上面的“双相情感障碍”。
采访中我问她有没有病耻感，这也是我最初犹豫要不要涉及这一部分的一大顾虑。
她说：“也是有的”。
她讲到曾经参加过一个与抑郁症相关的节目，以不露脸、匿名的形式
但那一天她愿意敞开心扉和我讲这些故事。
“我想能为这个病做一点是一点。”话筒的另一边她这样讲道。
后来我们谈到大家对负面、消极情绪的容忍度在降低。
好像所有人都必须得是积极的、向上的、正能量的，而任何负面的东西都必须远离你。
说到这里，其实我心虚了，我也经常抱怨那些散发负面情绪的人，总是希望被积极的情绪包围。
但这真的对吗？
“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爱具体的人”这也是作为帕孜丽娅的组员、朋友，我从她身上感受到的。
即使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台共事，从未谋面，但无论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还是学业上遇到的困难，她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替我排忧解难。
▲帕孜丽娅参与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
“不是爱‘人类’，而是爱‘人’ ”。
我们喜欢在互联网表达对各类群体的关心，但当他们作为一个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活生生的人，我们是否真正的接纳他们、理解他们、去接受他们的不一样？
爱抽象的人很简单，他们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概念的集合，但爱具体的人恰恰相反。
他们是残缺的、是矛盾的、是不符合我们预想的，但这一切真实的因素才是我们爱他们的真正原因。
我们对他人的爱或许应该从那由符号构建的虚拟世界走出来，走向这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
只有在这里，我们的爱才是具体的、有力量的。
▲帕孜丽娅与疆来的故事
-END-
本文由“我从新疆来”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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