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字公谨，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及第，不过成绩不佳，没有被选入翰林，仅被授行人司行人（九品）一职，前途看上去并不光明。
注：明朝会从进士中优选成绩优异者若干入翰林院（翰林院只收新科进士），没有在翰林院镀过金的人很难被授予朝廷要职以及入阁。行人司是负责传送、宣读朝廷圣旨、谕令等公文的衙司。
夏言画像
正德十五年夏言时来运转被升任为兵科给事中，虽然官阶不高（七品）但是这个职务的职权非常大，可以参与皇朝的军政要务。在任上他配合刚登基的明世宗裁撤各地军卫的冗员，清查被侵占的卫田并弹劾不少地方镇守宦官。
这些打击前朝弊政的行为既为夏言赢得了声望，也让夏言获得了世宗的注意。但是也仅此而已，世宗此时主要精力还在“大礼议”的斗争上，并没有重用夏言的想法。
夏言真正的转机出现在嘉靖九年，这一年已掌控朝堂的世宗想进一步树立自己在礼仪上的权威，他提出了将天地分祀的想法，但是朝堂一片反对。夏言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果断上疏支持世宗。
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会言上疏请帝亲耕南郊......令孚敬谕旨，言乃请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难之，詹事霍韬诋尤力。帝大怒，下韬狱。降玺书奖言...... 又赞成二郊配飨议，语详《礼志》。言自是大蒙帝眷。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注：上文中“言”指夏言，“孚敬”指张璁（因名讳世宗后改名孚敬）
从此夏言开始平步青云，先被提拔为佥都御史，很快又升迁为礼部侍郎。到了嘉靖十年九月，坐上了礼部尚书的位置。夏言的扶摇直上，除了他抓住机会迎合世宗之外，世宗与张璁的矛盾激化也是个重要原因。
张璁在大礼议帮助世宗获取权力之后，个人的主要精力就转向了改革弊政，不过张璁在革新遇到阻力时手段非常的简单粗暴 – 谁挡路就灭谁。
世宗虽然支持革新，但他也需要平衡朝堂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皇朝上下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张璁的行为也是在给世宗制造麻烦。另外张璁很多事情并不提前征求世宗的意见，甚至于世宗反对的他也要做。
张璁的这种跋扈让年轻的世宗开始觉得有必要拉人来制衡一下张璁。此时的夏言在世宗看来，有能力、服从领导，是个好人选，但是世宗却“高估”了夏言。
此时的夏言也在公私两方面刻意的迎合世宗，也让其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圣眷。公是指他在政务上绝不反对世宗，私是指青词（世宗修仙的必需品）和诗赋（世宗的个人爱好）。
在朝政上夏言不但不认同张璁的改革手段，他对张璁的改革本身也有不少非议。自恃有世宗支持的夏言，自然是一点也不怕张璁，反而争锋相对起来。这导致本无冤仇的两人迅速敌对起来。
恰逢行人司司正这个时候莫名地上疏请求世宗从众藩王子嗣中选一贤能者养在宫中，世宗觉得这是在讥讽自己无子（登基之后世宗一直未有子嗣），异常的愤怒。
张璁借机进言称，司正是受夏言指使上书。但是无论如何拷问司正拒不承认自己是受夏言指使，这反而让世宗觉得是张璁在陷害夏言，便让张璁致仕以示惩戒，并将夏言拉入了内阁。
世宗只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敲打一下张璁（他很快就重新召张璁返回内阁），但是夏言却产生了误解，高估了自己，觉得自己即将代替张璁成为了世宗不可或缺的助力。
嘉靖十四年张璁因病致仕（再也没有返回朝堂并于嘉靖十八年病故）后，夏言就把控了内阁，至此他也开始自认为自己是皇朝第二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夏言在经济和内政上所持的看法其实和张璁没什么区别，他也继续推进着裁撤冗员、清理兼并土地、打压宦官势力等工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政绩。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夏言的策略却是相当的短视。
明朝的朝贡贸易由于过于考虑政治和颜面而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夏言并没有从如何扭转亏损着手，而着眼于如何减少亏损。他的办法是减少可朝贡的藩邦数量，进而减少朝贡和贸易的次数。
例如当时西域藩国众多，夏言认为只需承认一个国王，由它代表整个西域来朝贡和贸易；以倭乱为理由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断绝了与日本的正常贸易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在闭关锁国。
注：嘉靖朝断绝与日本贸易后倭乱反而达到了明朝的最高峰，后虽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的打击，但倭乱到“隆庆开关”后才逐渐平息。
夏言对待蒙古的态度也异常强硬，主张严防死守、主动出击。为此他执行禁绝互市的政策，一是防止蒙古借互市闹事，二是希望通过此举可以打击、削弱蒙古的实力。对于南边的安南，夏言则以多年不进贡为由力主出兵讨伐。
注：世宗本人在对外政策上也是非常的强硬，这点很难说是世宗受了夏言的影响，还是夏言在迎合世宗。世宗驾崩之后，明朝才在南北两线改变策略，改变了局势。
夏言的对外政策看上去“霸气威武”，实际上是没有考虑明朝实际情况的“自取其辱”，明朝此时的军事能力能够实现目标么？就算是要硬杠，也得先整备军务提升军队战斗力之后再说吧。
所以对蒙古的经济封锁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是对蒙古多次大举入侵束手无策。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领蒙古大军来到北京城下，要求明朝重新开启朝贡互市。被逼无奈的朝廷只得同意，对于明朝而言这是不亚于“土木堡”的羞辱，也宣告着对蒙策略的失败。
唯一的好消息是，安南面对明朝的讨伐威胁，理智地选择了主动退让（认罪并上贡）。不然明朝又将陷入永乐时期南北两线同时开战的局面，国力早已大不如永乐时期的嘉靖朝能不能不被拖死都是个未知数。
除此之外夏言在朝堂上实际比张璁更为跋扈。
张璁因病致仕后，夏言就借着嘉靖的恩宠，总览朝堂政务，当时的阁臣都不敢与之争锋。嘉靖十八年，首辅李时病逝，夏言成为首辅并且把持了内阁票拟权。更牛的是他通过个人魅力和打击手段制服了言官，言官们也开始听命于他。
注：明朝内阁的票拟权原本是平均分于众阁臣，从夏言开始内阁首辅就独掌了内阁票拟权。
夏言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的丞相，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夏言愈发地认为皇朝和皇帝离不开他，这也成为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膨胀后的夏言首先就如同张璁一样，谁反对他，他就要打击报复谁。非但是同僚，就连对待皇帝，夏言也不像以往那样恭顺了。青词不主动写了，皇帝赐的香叶冠也故意不戴。
夏言的跋扈让世宗又惊又怒，世宗只能扶持新的势力来敲打警示夏言，这个人就是严嵩。夏言不是没有意识到世宗的态度，他就是对此不在意，因为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可替代。
似乎是觉察到夏言没明白形势，世宗两次以 “怠慢无礼”为由让夏言致仕，虽然夏言很快就认错得以复职。但是有理由相信夏言并没有真正明白世宗的意思，或者说夏言还是认为自己很重要，世宗就算是猜忌也仍然离不开他。
嘉靖十九年，夏言开始攻击翊国公郭勋。有不少人认为郭勋贪腐，所以夏言才攻击他。这其实只是表面理由，因为夏言自己也贪腐。
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
《玉堂丛语·卷八》
攻击郭勋的主要原因是，郭勋和夏言的主要政敌霍韬站在了一起。世宗本身也有些不喜郭勋的贪腐和无礼（赐敕书，他不去领）。不过世宗只是想打压一下这个勋贵，因此世宗一直没有给郭勋定罪，只是关押起来。
作为政坛老手，夏言不太可能看不出世宗的用意。恰恰是夏言看出了世宗的用意，他才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夏言找人在狱中弄死了郭勋。夏言自己亲手开启了明朝朝堂的“死斗”模式。
郭勋死不死本身，世宗倒不是有多在意，世宗震惊的的是夏言敢无视他这个皇帝并擅权。所以夏言很快就在严嵩的攻击下，下岗了。
嘉靖二十四年，刚当首辅没多久的严嵩也有些把持不住，开始放纵自己在权力上的欲望。嘉靖只好召回夏言，以此来制衡和警告严嵩。夏言没有明白这一层含义，反而坚信了自己是世宗无法舍弃的左膀右臂，相较以往更加地跋扈起来，朝堂官员去他家里拜访都要下跪。
可以不客气地说夏言没有自知之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他认为上次致仕是严嵩捣的鬼，所以必须整治严嵩，既是报复也是重立自己的威信。只是此时严嵩并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夏言就把目标指向了他的儿子 -- 严世蕃。
很快严世蕃的诸多罪证就被夏言掌握，而且和严世蕃相交的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也被一并挖了出来。在夏言的威胁下，这两人只得去夏言家中下跪并痛哭求情。也许是夏言被他们的演技迷惑了，也可能是夏言认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反正他放过了这二人。
因为此事陆炳和严嵩结成一党，夏言应该是想得到的。但是因为此事世宗也开始站在严嵩那一边，是夏言没有想到的。
首先，陆炳是世宗非常信任的人，陆炳是世宗入京登基时带来的唯一帮手（虽然在大礼议中没帮上忙），而且陆炳救过世宗的命。所以陆炳即便是有罪，但他受此羞辱，世宗也不会高兴。其次，世宗召夏言回朝就是因为他觉得严嵩也开始跋扈擅权了，现在夏言的表现只会让世宗觉得夏言更跋扈。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陕西总督曾铣请求出兵收复河套，而且曾铣认为只需要朝廷花费三十七万两白银就能实现目的。夏言本人对蒙古的策略也是非常的强硬和激进，所以他也上疏附和曾铣的提议。
这么少的预算就可以开疆扩土，世宗有些难以抗拒这个诱惑，于是就召集重臣廷议此事。但是很多朝臣反对这个激进的策略，因此世宗也没有同意此议，只是拨给曾铣二十万两白银让他先整修边墙。
夏言并没有放弃这个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本身没问题，世宗不能首肯是朝堂内反对的声音太多导致的。因此他开始在朝堂里为复套制造舆论，这也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到了第二年，曾铣再上《边务十八事》督促朝廷定下复套的决心，此时朝堂中同意的声音渐多，朝廷也为是否复套再次召集廷议，但是此时曾铣上报的军事预算却飙升到了几百万两。
……大约该折色银四十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两、加以随军犒赏银、大约可用一十五万两通共享银五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两、若搜套之后达贼远遁、当沿河筑墙建堡以为久守之计、大约兵马共享二十万、十万筑边、十万架梁防护、每年可用银二百万两、期以数年之间、大功可望其集矣.
《边务十八事》
面对巨额预算，世宗彻底放弃了复套的念头。他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严嵩借机说夏言在内阁中做事儿从不跟其他阁臣商议。
随后在廷议中，严嵩故意出言驳斥复套之议，跋扈的夏言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指责严嵩为什么在内阁时一言不发，现在却站出来推卸责任。这话在世宗听来，就是证实了严嵩的指控。
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言“嵩未尝异议，今乃尽诿于臣”。帝责言“强君胁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谮，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羞恼的世宗给夏言定了个“强君胁众”罪名，然后令他致仕。单单这个罪名并不致命，但是严嵩怕夏言再度复起并报复自己，就借这个机会再给夏言下一剂猛药。
曾铣复套的建议非常对夏言的胃口，加上夏言的岳父与曾铣私交很好，多次在夏言面前推荐过曾铣。因此夏言在看到曾铣的奏疏后，私下与曾铣通信并讨论相关策略。
这些事情被严嵩获知，他就指使党羽仇鸾弹劾曾铣私下结交夏言，之前被夏言给羞辱过的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也旁证仇鸾所言属实。这就给曾铣和夏言安上了死罪的帽子 – 边将交结近侍官员。
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大明律》
当夏言得到消息并上疏为自己辩护时，一切都晚了。不少人觉得夏言死的很可惜，世宗杀夏言杀的太糊涂。其实对于世宗而言，夏言死的不可惜，他杀夏言主要原因也不是偏信严嵩一党。
前面说到过夏言为了让朝廷和世宗同意“复套”之议，尝试说服朝廷上下官员，制造起“复套”的舆论声势。这本没什么，但是夏言的方法却犯了大忌讳，他谎称世宗有意行此策。
这个罪名不是别的什么人诬陷他，是明世宗自己说的：
朕思夏言既以为可，卿必谓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谋......
谕答敢动称有密谕主行......
《明世宗实录》
实际上夏言是不是真的做了这种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宗认为他做了这种事儿，更重要的是世宗为什么会认为夏言会做这种事儿。
归根到底还是夏言没有看清自己在世宗心中的实际地位，他认为他可以取代张璁。但是实际上他只能去顶替张璁的职位，他无法顶替张璁在世宗心中的地位。
张璁因跋扈三起三落后仍然圣眷不衰，是因为世宗视张璁为友，他相信张璁只是跋扈并不想擅权架空他。世宗却视夏言为控制朝堂的工具，他并不信任夏言，所以夏言的跋扈只会让世宗对他的猜忌越来越深，因此他三起三落之后换来的是斩首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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