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苏轼年轻时曾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当年苏轼进京赶考，应试的文章文采飞扬，鹤立鸡群，几位考官都极为欣赏，属意他当金科状元。
但主考官欧阳修在看过他的试卷后，心中产生怀疑，以为这名年轻的考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份试卷定为第二名。
结果没想到这位才华横溢的考生竟是自眉山初出茅庐的苏轼，而苏轼也因此错失状元，成为了榜眼。
这个故事里值得玩味之处并不在于苏轼之才高，欧阳修之谨慎，而在于那个被错认之人——他的才情可说和苏轼不相上下，却在历史神奇的巧合中被悄然掩藏。
然而，真正的才华终究会透过千年的尘埃而熠熠生辉，这个险些被人遗忘的才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曾巩，字子固，今江西南丰人。和苏轼等天才一样，曾巩自少年时便展露出极高的文学天赋，据传他十二岁便能作文了。
因此，当苏轼还在眉山默默无闻时，十八岁的曾巩已经声名远播，成为众人皆知的一代文才。
而曾巩也对自己十分了解，他深知自己的能力，也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入仕为官，造福黎民，以文人之力，行兴国之举。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抱负，未及弱冠的曾巩来到京城，参加了科考。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科，曾巩竟然落第了。
曾巩并不是一蹶不振之人，经历过短暂的失落之后，他决定再试一次。同时，他在京城以文会友，结识了一群和他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人，也累积了自己的名望。
这其中，就有日后的一代名相、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王安石与曾巩其实有一些亲戚关系，但他们在此前几乎不怎么认识。
在京城，他们一见如故，这个比曾巩还要小两岁的年轻人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十分真挚，贯穿了二人的一生。
几年以后，曾巩决定再次启程，继续向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发。这一年，他的好友王安石也与他一同参与了科考。
但造化就是如此弄人，王安石高中进士，而曾巩，却再一次落选了。这下，任是谁都有些遭受打击了。
为了安慰好友，王安石为曾巩做了一首诗，第一句就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这是极高的评价，同时也是对他的鼓励。
曾巩此时其实在民间才名已经很高了，但由于一直没有功名，因此他也在努力寻求更高的突破。他投文献策，被当时已成朝廷重臣的欧阳修慧眼识才。
其实，曾巩的文学造诣颇高，前几次考试屡不中第，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承袭的，是唐代韩柳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崇尚文章的质朴与明理，于平实中见风骨，擅长的其实是策论文章，这与当时科考场上相对华丽的应试文章风格不合。
而欧阳修，恰恰是一位新古文运动的提倡者。因此，这对师徒一拍即合，欧阳修时常对身边的人说：“我的门生有千百人，但收曾巩为徒，是最让我高兴的事了。”
但此时，家乡传来了曾巩父亲病逝的消息。曾巩只好放弃了功名，赶回家侍奉母亲。曾巩的生母早亡，如今只有继母健在。
但曾巩对待继母极为恭孝，一人拉扯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一时传为佳话。曾巩就是这样的人，他为人宽厚典雅，质朴无华，同时又极有原则，对自己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
已经家道中落的曾家全靠曾巩一个人养活，这一养就是十几年。曾巩一边务农养家，一边勤恳地教育弟弟们。
等到曾巩39岁时，他的几个弟妹终于都长大成人，曾巩虽然至今没有功名，但曾家在这十余年里一共出了十位进士，这都是曾巩的功劳。
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科考，曾巩再次应试。这一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
这届科考，欧阳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场如今看来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考试，也不负所望地涌现出了一批在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举重若轻的人物。
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一个个影响了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名字，都自这场考试涌现出来，而曾巩也和这些人一起，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了仕途。
“万里声名开学校，四方根本劝农桑。”和许多文名远播的才子一样，曾巩的仕途从馆阁治书开始。但这并非是曾巩渴望实现自己抱负的好地方，他希望能做一方父母官，真正为了黎民百姓做些实事。
曾巩遇到了能够让他施展才华的时代，就在熙宁二年，曾巩的好友、如今已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这场如今已入历史课本的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其实遭受了极大的阻力和反对。
范仲淹、苏轼等人就因为反对变法，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排挤，政局一时动荡混乱。而此时的曾巩则被外放到了越州（今绍兴）。
王安石的“青苗法”虽然初衷很好，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对各地粮食的收成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遇上天灾，产生了一定的歉收。
刚到任的曾巩就必须要解决当地的饥荒问题，曾巩号召当地富户开仓赈灾，不仅解决了饥民的生存问题，还尽力留出了种粮。
在齐州（今济南）任职时，曾巩见当地有一伙土豪恶霸，欺男霸女，发誓要将其肃清。他一连抓了三十余人，将他们发配边疆，还创立了“保伍”制度，让百姓自行监督，登记好人口。
短短数年，齐州从匪患横行的恶地迅速变得平安和谐。平定骚乱后，曾巩又带人疏浚了大明湖，一举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水患问题。
与此同时，苏轼正在杭州做着同样的事，将西湖河道清淤，建起苏堤，成就千古风流；而曾巩，虽然疏浚大明湖的名气不如苏轼高，但其功绩丝毫不逊于前者。
齐州百姓，在千佛山上和大明湖畔各为曾巩修了一座生祠——这是来自民间的肯定，曾巩为官至此，可算得上一份圆满。
这种事，在曾巩十二年的外放生涯中屡见不鲜。王安石与曾巩不愧为挚友，他们二人拥有相同的政治抱负，但一居庙堂之高，一处江湖之远，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黎民苍生做出贡献。
王安石变法中的诸多弊病，都由曾巩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完善，更好地造福百姓。
当然，文人出身的曾巩不仅关注农桑生活，也兴倡学校，文以教化。他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从“仁政”、“中庸”等几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曾巩在抚州兴办了书院，鼓励当地才子读书，并亲自编订了教规。同时，曾巩一生都勤谨治学，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等著作，和《陈书》、《梁书》等史书，都是由曾巩编写、校勘并整理的。
时人曾肇说：“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曾巩在那个时代的知名度，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使他真正广为人知、名垂千古的，还是他在文学和思想方面的成就，而恰恰是这份成就，让曾巩的名气逐渐落没，直到如今渐渐不再为人所知的地步。
“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巩的文学造诣在多个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但如果笼统来说的话，大致可分为诗词、散文及儒学思想三个部分。
先说诗词。其实，曾巩的诗词虽然不如苏轼、王安石等人有名，但佳作同样不少。
只不过曾巩最擅长的主要还是散文，他的诗词风格较为朴素，但气魄格调极高，笔法老练精到，十分有气度。比较有名的例如《咏柳》：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将柳树这一已经被许多著名诗人形容过的事物另辟蹊径，重新剖析，看似说柳树，实则借柳树讽刺时事，辛辣大胆，而又犀利精准，读来令人有酣畅淋漓之感。另外，他有《城南》一首，也颇有趣：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作者借桃李与青草的对比，突显二者生命力的不同，于平淡中蕴含哲理，具有宋诗的鲜明特点，是当朝诗歌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曾巩流传下来的诗词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他与王安石相遇、拜访或抒发对彼此的思念之情的作品。
从家乡到官场，他们相知相交的一生也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地鲜活起来，令人仿佛看到了当年那段金石友谊。曾巩的散文造诣与儒学思想其实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曾巩是欧阳修所倡导的“新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散文中，“文以明道”的风格是最为鲜明的特点，文风古雅、平正、冲和。
由于他的文章兼具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代欧阳修等数家所长，因此可以算得上这场运动的集大成者。
同时叙事与说理兼顾，章法严谨，夹叙夹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座标杆，是无数学子争相模仿学习的对象。
这种风格，其实和曾巩本人的性格密不可分，而他温和端正，张弛有度，典雅守礼的性格，又是他对儒家思想贯彻的体现。
因此，当数十年后，一个名叫朱熹的年轻人读到曾巩的文章时，便立刻被曾巩的气质深深折服了。
这位宋明理学大家一生极为推崇曾巩，称他为“醇儒”，他说：“我读曾先生的文章，每次读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感慨，世人对曾公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啊！”
后来，理学家们将宋明理学的思想与曾巩的文学风格进一步结合，逐渐演变出了明清时期科考专用的一种文体——八股文。
在理学已经成为正统的明代，有学者根据散文造诣，渐渐提出了所谓“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而这其中，曾巩是最受推崇的那位。明末正式形成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曾巩是唯一超过百篇著作入选的人。
说来实在有些讽刺，曾巩生前屡次落第，想不到在死后，他的文章却被几百年间的莘莘学子们奉为圭臬，曾巩地下有知，恐怕也只有一声苦笑了。
然而，也正是因为曾巩与理学、八股文的这段不解之缘，到清末推翻八股之后，对曾巩的打压和抵制就同样排山倒海般地猛烈涌现出来。
一时之间，曾巩同八股文一样，似乎成了必须摒弃的糟粕，再也没人愿意提起。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曾巩的名气就这样骤然覆没，被当时流行的西方思想所取代。
时间终将冲刷掉历史中偶然掀起的喧嚣，曾经的毁誉都会渐渐退去，曾巩的文学造诣，如同岸边深沉的岩石，在海潮退去之后，依然保持着它的本色。
时至今日，我们重看曾巩的著作，仍然应该承认，他的作品的确称得上“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儒。
近几年，曾巩的一幅书法作品《局事帖》突然现世，引起世人关注。
在拍卖会上，这幅作品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一路走高，最终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王中军以2.07亿元的成交价收入囊中。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曾巩不仅文笔出众，书法水平亦不俗，时至今日，仍是“一字千金”。
我们对曾巩的了解，仍然不够深入，随着岁月的变迁，希望曾巩能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熟知，让这位中国历史上已闪腰了几百年的文学巨擘，能再度焕发出曾经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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