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陈 苏鲁
一、关于黄石公其人
黄石公其人，《史记》所载即有传奇色彩，笔端所形，近乎神化。邂逅张良，行为怪异；授书一编，庶同天符；“后十年兴”，算尽天机；化为“黄石”，亘世神奇。因此，后世人将黄石公视作神人。魏鲁《黄石公素书注·序》云：“黄石公盖镶星降灵，昊天长瑞，助圣君之德，资贤臣之谋，述五常之规仪，垂不朽之教诫，上有道德治国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术，次有霸业匡邦之理，备而无遗也!”唐代梁肃《圯桥石表铭》亦云：“神人黄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极必倾，秦亡而汉昌，故先以兴亡之符授留侯。……留侯不遇黄石，无以定其志，高祖不获留侯，无以广其业。人神参并，汉运乃行。不然，何道降圣贤良臣遇合，上为天统，中为帝师？”李德裕《圯上图赞》亦云：“黄石者，其天地之蕴，神明之玺欤？不然，则无以觉悟子房，辅翼天汉。”后历代以“神人”称许“黄石公”者不胜枚举。直至民国初，程昌祺《黄石公素书解》仍称黄石公为“道家者流”。
黄石公果真是“天地之蕴神”吗？我们且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一则史料：
十年（公元前237年——笔者注），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缗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而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壬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文中的“尉缭”，战国末期人，姓失传，名缭，因是魏国人，或称“魏缭”。后入秦，被秦王政任为国尉，因称“尉缭’。他与战国中期另一军事家尉缭的履历、秉赋完全不同。从这则史料我们可知：
（一）尉缭出身“布衣”，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
（二）尉缭入秦游说，主张用钱收买六国权臣，打破其“合纵”部署，以统一中国的谋略被秦王采纳，且受秦王礼遇器重。尉缭堪称“王者师”。
（三）尉缭观察秦王言行面相，认定其“少恩而虎狼之心”，倘若令其“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故私下逃亡而去。尉缭是个反秦暴政，怀灭秦意念的人。
（四）尉缭弃秦逃亡的举动被秦王发觉，暂时强留住，秦王任以“国尉”笼络，但是“卒用其计策”而由李斯执掌军政（代替尉缭“国尉”之职）。以尉缭的明哲和事理推断，尉缭终将弃秦“亡去”。
根据上述特征，我们说，从秦“亡去”的这个尉缭，即是隐居下邳授书与张良的“老父”——黄石公。其理由如下：
（一）“老父授书与张良，旦言：“读此则为王者师矣!”说明他本人具有“王者师”的资格、秉赋和经历。这正与尉缭的情况相符。
（二）张良是个反秦暴政、矢志灭秦的人。而尉缭也是一个反秦暴政、矢志灭秦（不让天下人皆为秦虏）的人。但尉缭年老不能实现志愿，只能把自己平生所学授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让其继承夙志，实现自己的“灭秦”愿望，并预言“后十年（汉）兴”，“十三年”自己将不在人世，这正与缭的意愿、气质、明哲契同。
（三）“老父”不向张良披露其真实姓名，可证他是一个避秦而忌秦加害的人。或可是秦“大索天下”的“求购者’之一。而尉缭逃出秦宫后，为安全计，必然隐匿名姓。所以“老父”与尉缭行藏完全吻合。
上述观点，古人早已论及，东汉学者高诱就论及了尉缭的行踪，云：“嬴氏礼缭，合从散而宇内平。缭亡去嬴秦失人也。虽序八州而朝同列，祸积矣。……嬴秦失鹿，灭楚功成，盖缭阴符授留侯故也。”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补识》亦云：“夫缭者，《始皇本纪》一疑故也。踪迹无终，阅之悒悒焉。然观圯上授书，心忖然说，始明史迁匠心，以是叙缭之竟也。”高诱为东汉涿郡人，离汉初不远，其言当可信据。高诱所言之“缭”，即“尉缭”；所言“阴符授留侯”，当指张良在下邳圯上得授“尉缭”（黄石公）兵书。梁玉绳为清代学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贡生。他认为《史记》在流传过程中错脱伪衍，各家注亦“文繁事博，舛漏尚多”，遂将《史记》所引之书与史文对勘，又据先秦诸子及《白虎通》、《风俗通》、《说苑》、《论衡》等书订征史事。费时二十年，五易其稿，撰成《史记志疑》巨著。后又撰《补识》，对《史记》注家的讹误和缺疑作了纠正和补充。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对尉缭的记载有始无终，而读《留侯世家》才明白史迁“匠心”，是司马迁在这里作了尉缭一生结局的交代。他的考订是有道理的，可信据的。
综上，我们即可断定：张良于下邳圯上所逢之“老父”就是大圣哲尉缭。
二、关于“下邳圯上”
《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从容游下邳圯上”与“黄石公”邂逅而屈身进履，得“黄石公”赏识并将其“兵法”授与。这里的“下邳圯上”是秦时的下邳县治所（今睢宁县古邳镇）附近的沂水上桥梁，还是下邳县境内某地一座小桥，由于年代久远，其址一直无人正确确定。
查阅古籍和邳州自明嘉靖以来地方志（嘉靖以前阙如——笔者注），说法不一：唐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下邳县有沂水，号为长利池，池上有桥，即黄石公授张良《素书》之地。”
宋乐进（930—1007）《太平寰宇记》：“沂水，今号为长利池，上有桥，目口张良遇黄石公于圯上，南人谓桥为圯，即此桥也。”
嘉靖《邳州志·规划》：“圯桥，在州城（今古邳镇）北门外。”
康熙《邳州志·古迹》另有新说：“圯桥，在州（康熙时州城迁今邳州市邳城镇——笔者注）东北，去城二十里。古名‘授贤’。故有授贤社。东邻沂水，号长利池，池上有桥，即黄石公授张良《素书》地。其西有授书院，阔亩余，旁有子房进履石，石上有足形者，有跪形者，历然在目。相传明万历年移于旧城（今古邳镇）外桥上。书院原址沦为湾池，而古迹无征矣。”
其后咸丰《邳州志》和民国《邳志补》等方志均云：“圯桥，在旧州城（今古邳镇）北门外。”
汉唐考据学家对“圯上”作了探讨。服虔曰：“圯，音颐，楚人谓桥曰‘圯’。”文颖曰：“圯上，沂水上桥也。”应劭曰：圯上，“汜水之上也。”颜师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水，服（虔）说是。今俗呼‘圯桥’，乃重复之词云。”这样一来，张良进履获书的“下邳圯上’地点所在有了分歧。综上，其址位于：（一）秦下邳县治所（今古邳镇）北门外；（二）“授贤”（今邳州市白埠乡授贤村）附近“沂水之上”。实地勘考，其址今一属睢宁县，一属邳州市，两地距离百余里，孰是孰非？然近代方志均言“在旧州城北门外”，因而，世人亦即悠谬认可今睢宁县古邳镇北有张良进履的“圯桥”了。
但是，我们要说，张良进履的“圯上”绝非在秦下邳治所，也不在下邳县治北百余里的“授贤”！理由是：
（一）张良得力士椎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张良是秦皇帝特敕通缉捉拿的命犯，为了今后复仇，他不会冒险住进当时的政治、军事重镇——下邳县城里去，只能亡匿人烟稀少、荒远僻幽的乡村山林。从“良尝闲从容游下邳圯上”来看，他确实应是隐居在一个恬静安全的地方。
（二）司马迁言张良“亡匿下邳”，并未确指张良亡匿之地是’下邳县城”。秦时“下邳”疆域，“间于淮岱，彭城山左皆属焉。”（《嬴秦舆图疏诠》）幅员是广阔的。从司马迁语气来看，显然是说张良“亡匿”地点为“下邳”这个区域内某地，也就象我们是邳州市某乡某镇某村人，在外出差均泛称“邳州人”一样。“下邳”为司马迁泛指。
（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黄石公授予张良《素书》之地”为“沂水”之上“桥”，纯属臆断。因为李氏是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一生并未亲临下邳考察，而是根据文颖、应劭著作的望文生义——将“圯”同“沂”同音而穿凿的“沂水上桥也”以讹传讹。殊不知，“圯上”目口“桥上”，“圯”与“沂”风马牛不相及。贺次君点校、考证《元和郡县图志》一书目口指出：“所叙沿革间失于简，古迹掌故舛于实，地名间时见错讹。”乐进《太平寰宇记》抄袭李说，康熙以后邳州方志亦蹈袭前人之论，故谬误日甚。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倒很有见地，他驳斥了文颖、应劭的穿凿附会，指出“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水，服（虔）说是。今俗呼‘圯桥’，乃重复之词云”。这话是极中肯的。
（四）《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公与张良相遇，“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让张良“下取履”且“履我”。张良从命而“长跪履之”。由此我们可知：“老父”堕履之“圯”（桥），桥下必是一条少水或干涸的并不宽的小河沟。桥亦为一座小桥，倘是河面宽阔、水深浪急的大河（桥一定为大），老父之履堕下，岂不被大水淹卷而去？张良岂能轻而易举地将履从“圯下”顺利取回，且为老父“履之”？康熙《邳州志》否定张良是在秦下邳县城北门外桥上进履、得书，认为下邳县城北门外“圯桥”乃后代人将他处遗迹移来所致。这种不因袭他人牙慧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所言张良进履、得书地点为“授贤”却有待商榷。授贤，今仍有其村，属邳州市白埠乡，确实’东邻沂水”。不过，沂水（今名沂河）乃苏北一条大河，它发源于山东省沂蒙山区，落差很大，河源处高程700—1000米，入邳州境地面高程35米左右，兼之上游“入沂者四：曰‘白马’（河），曰‘武’（河），曰：‘燕子’（河），曰：‘艾’（水）”，邳境河道“底宽九十丈，口宽百八十一丈”，故“川莫大于运（河），浸莫大于沂”（《邳志补·山川》），历来是河面宽阔，水大浪急，不可能建有大桥。因此，张良在沂水桥上为黄石公进履是绝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这个“下邳圯上”在哪儿呢？我们说，它即在秦下邳县城（今睢宁县古邳镇）北百二十里的黄石山、桥头山二山相夹的古泇水（俗称“泇沟”）上的一座小桥上（今邳州市岔河乡政府驻地东南一里）。
宋乐进《太平寰宇记》：“黄石公庙在黄乡城（今邳州市岔河政府驻地）东南一里”。又云：“彭城山（今黄石山），在县（宋彭城县）东北六十里，上有黄石公庙。”《汉书》：“张良腹圯上老人书，曰：‘后十三年，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以此祀之。”宋苏辙于崇宁二年（1103）亲临下邳，得观此黄石公庙。其《观黄石公庙》诗云：“圯上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倦识天真。十年却见谷城下，寂寞同收一梦身。”嘉靖《邳州志·山川》：“黄石山，去州（睢宁县古邳镇）西北百余里，上有黄石公庙。”康熙《邳州志·山川》：“黄石山，去城（今邳州市邳城镇）西北二十里，上有黄石公庙。”乾隆《通志·山川》：“黄石山，在邳州西北百二十里，有黄石公庙，相近为谷城山。”民国《邳志补·山川》：“显阳山（今东黄石山）西三里许，东濒营河（今泇沟）者，为黄石山。远望圆而秀，近视则背坎而离，两翼箕张，左右环抱。其东麓，黄石公庙在焉。”要之，诸多历史文献均言及“黄石山”和“黄石公庙”，可见此山、此庙之历史久远和名播遐迩。同时，令我们思忖的是：为何邳北偏远处的这一山名曰：“黄石山”？“黄石公庙”为何创建此处？这是否与“下邳圯上”有着内在的联系？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实地勘考了其地。
黄石山，在今邳州市岔河乡政府驻地南一里，海拔93米，远望圆锥形。山上苍松翠柏，苍郁蔚然。东麓山下，古泇水自北而南绕山脚潺谖流去。黄石公庙即在山的东麓，濒临泇水。泇水之东，即显阳山（今名东黄石山）、桥头山。二山亦松柏遍布，翠黛俨然。两山与黄石山隔泇口水并峙，若斗胜竟秀。登黄石山颠远眺，东际除显阳、桥头二山之外，依宿山、云台山、艾山绵亘蜿蜒，西青岗山、火石埠山、锅山、禹王山、胜阳山、王母山磅礴逶迤，诸山“如堂如防如廓，如坐如卧如蹲如立”（《邳志补·山川》），山峦起伏，气象万千。黄石山秀居其中，波光与峦影激映，松涛与鸟语合鸣，山花烂漫，岚气氤氲，不禁令人油然想到：这里可不是古代高士隐者修道、长眠的理想之地？
勘考黄石公庙，审鉴遗存古文物，臆想与事实相契。明代翰林院学士索承学游览黄石山，留下《过黄石公庙》一诗，诗云：“野草幽花一径深，东风驱马漫招寻。苍苔乱石牛羊路，碧树残春鸟雀林。小洞生香飘静院，空堂疏磬发高岑。自从圯上传书后，蹙项灭秦直到今。”诗的前四句，乃言黄石公庙所在的地理环境，与今情况相同。诗中言及的“小洞”，即黄石公洞。据当地耆老告诉笔者，洞在黄石山东北麓，洞口高近三米，阔二米许，呈椭圆形。洞深十五米左右。洞内有石案、石香炉等。这里即是黄石公隐居处。可惜此洞于“文革”中被群众开山取石毁坏，今仅存亩许一大坑。诗中言及的“静院”，目口黄石公庙。说是“庙”，其实是由庙、殿、堂组成的一片建筑群。建筑群占地一百二十亩，周围高墙围之，其内有专人司阍，俨然陵园气势。此建筑群面临泊口水，背倚黄石山，雕梁画栋，碧瓦飞檐。庙内有黄石公铜像一尊，高一米许，正襟危坐状。大殿正中镶嵌历代文人骚客游此留下的题咏石刻。最后是祠堂，祠堂供奉馍头状巨型黄石一块。此石高近二米，围长五米余，重二三千斤，色彩橙黄而光洁灿然。我们推测，《史记》所载张良“葆祠”之黄石，即此物；梁庾信《张良遇黄石公赞》所云“谷城黄石，返归旧祠”之“旧祠”，即此祠堂。可惜的是，此古建筑群在1958年被拆毁，庙、殿、堂均荡然无存。黄石公像下落不明；巨形黄石被砸碎运走，散佚而不知所在。今其地遗址，除碎砖断瓦以外，仅存留残碑断碣六通：一为“无字碑”，碑体尚完整，碑面光滑而无一字可辨，疑即黄石公庙创建时所立，因年代久远，字迹由风化而磨灭；一为元代至元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字迹尚可辨而碑体碎断数块，碑文无可卒读；一为明嘉靖十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字尚清晰，隶体，而碑断为三块，其中部一块无可寻觅，故碑文亦无可卒读；一为康熙四十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亦断残，仅存全碑三分之一（碑的下部分）；一是乾隆二十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碑体完整但碑面被人在上面砸打谷物，碑文残缺字甚多；一为民国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体完整而字迹清晰。勘考残碑，我们从中得一重大发现，那就是：黄石公庙古建筑群创自张子房!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云：黄石庙建立之人为谁，圯上于何处？奥稽至元五年重修碑，系创自张子房。自汉迄今，沧桑屡易，所供奉祀神田，历代之碑皆未载亩数。圯上老父系何人所应，问其何来此？□□□者。昔曰尝闻先人遗言，有田壹顷贰拾亩，尚有地单可稽。迨康熙四十年，□败□□萧，空缺主持，区征而□□，苟延而无其后，庙无守僧。强邻因之蚕食，虽欲略地追还，亦付之扼腕而已。越乾隆庚辰，□□□□□□□□□，庙工竣之，几谒地石，载之于碑。半前此丧亡，□□追□而继承之，此举何其盛欤……
碑文为时任邳州知州韩让撰，广文韩纯年书。这里，碑文明确载明，黄石公庙“壹顷贰拾亩”。这话是尊重历史史实的。不然，身为帝师的张良，辅佐汉高祖灭秦蹙项兴汉，功成后为何在当时下邳县治北百余里的深山老林里创建颇具规模的黄石公庙？为何历代官民不惜财力物力一再“重修”黄石公庙？事情十分明白：“下邳圯上”的进履，黄石公授与兵书，张良是当事者，他当然会知道“下邳圯上”在哪里。他创建缅怀业师和“伏腊祠黄石”的庙宇，必然选择在进履、获书的“故地”，不会也绝不可能选择在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关之地。而后人一再“重修”黄石公庙，只是珍视不口保护这一历史遗迹而已。一句话，黄石公庙遗存的六通古碑，尤其是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为我们考证出“下邳圯上”在哪儿，提供了有力佐证。
黄石公庙东濒泇水。泇水又名泇沟，是秦时下邳县北境一条小河沟，宽仅数步，夏溢冬涸。今几经拓宽、掘深，也仅宽五、六米。上游有两条支流，俗谓“东泇”、“西泇”。东泇山东苍山县狮子山发源，西泇自山东费县抱犊崮发源，二泇南流到邳州市岔河村东交汇南流，经黄石山、显阳山之间又南，转而西到泇口入运河。《水经注》、《齐乘》、《明史地理志》等文献均有古泇水的记载。明代文学家曾綮《咏泇沟》诗云：“东风吹暖柳丝柔，十里青山绕泇沟。马上逢人相借问，计程两驿至徐州。”清代文士白衷睿《泇水篇》诗序云：“《水经注》云：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谓之泇水，至下邳入泗，谓之武原水口，今发之通运焉。”诗云：“泇水夹武原，武原势汤汤。时贤通泇道，引渠轮漕航。清淮注南流，浊河频相将。仰瞻天地见，照临圯上春。”曾綮“十里青山绕泇沟”诗名，写明了泇沟两畔的地貌，白衷睿“照临圯上春”即明确指明“下邳圯上”即在泇水之上。今黄石山东一山名“桥头山”，附近两村也名曰“桥头村”，据云均因“圯上”而得名。今“桥头山”巍然屹立，山脚下“桥头村”隐约可见。思忖这些山名、村名的来历，再细想张良下取履之桥少水、干涸的小河沟，又亲观黄石公庙遗址和古代碑刻，细细揣摩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的记载，心中豁然开朗，张良进履的“下邳圯上”不是这儿又是哪儿呢？
三、关于“谷城山”和“黄石”
据载，黄石公授张良兵书后相约：“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后十三年，张良“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这里，司马迁所言之“谷城山”在哪儿？黄石公果真化为一尊黄石？“黄石冢”在哪儿？对此，有必要加以认真探讨。
《辞海》（1980年版）云：谷城山，“在山东平阴西南。……《史记·留侯世家》所载黄石公和张良约见谷城山下，相传即此。”不知《辞海》所云的“相传”根据何在？其实，“谷城”和“谷城山”在我国有六处，所在如下：
（一）山东东阿县。《史记·楚世家》：“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谷。”正义《括地志》：谷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六里。”《东夷源流史》：“谷，又叫小谷，其东北有谷城山。”
（二）山东曲阜。《清一统志》：“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其邱曰谷城山。”
（三）山东阳谷县。万历《阳谷县志》：“县东北有谷山，县以此名。”
（四）河南新安县。《山海经·中山经》：“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
（五）湖北谷城县。《元和郡县志》：“襄州谷城县，春秋时谷国，今县北十五里故谷城是也。”
（六）江苏邳州市。《邳志补·山川》：“黄石山西三里许为青岗山，望之若伏兔，山阳有钓台。……又东南半里为谷山，如鱼脊，北与阳山相拱揖。西有古城，传为‘谷城’，土人谓鹅鸭城。盖目口武原城之讹也。”乾隆《江南通志·山川》：“黄石山在邳州西北百二十里，有黄石公庙，相近为谷城山。”这六处“谷城”和“谷城山”，只有邳州市的“谷城”和“谷城山”在秦时“下邳”境内，其余均在千里迢迢的遥远之域。黄石公与张良在“下邳圯上”相逢时，已是“一老父”，且“衣褐”，可谓年老体衰、清寒高士，且在下邳黄石山隐居著述，谷城山与黄石山近在咫尺，他的终身长眠之地只能选择就近的下邳谷城山，而绝不会跋山涉水、而到千里之外的异域。他怎么会跑到山东平阴西南的“谷城山”，并以此作他的葬身之地呢？
《辞海》所云的“相传”黄石公与张良约见的地方是山东平阴西南谷城山，考究原因，或是未读邳州方志，不晓得邳州亦有谷城山，或是从《史记·留侯世家》载有的“济北”二字推测所致。其实，“济北”乃地名，即秦代的博阳，汉代称卢城。故城在山东长清县南。（《读史方舆纪要》）与平阴西南谷城山相距二三百里，二者根本不可混为一谈。查考卢城旧址，附近根本没有什么“谷城山”。倘“济北”为“济水之北”之意，而平阴西南的谷城山却在济水之南。既然如此，那么“济北”确指何处？济，音jì，又音jǐ。音“jì”者为水名，音“jǐ”者，义项有九（恕不——冗述），其中一顶目口“渡头，桥梁”意。《诗·邶风》：“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我们知道，黄石公与张良相遇，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即泇沟的黄石山“渡头”）。黄石公置身的坐标点必定是这座桥，他言：“后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这里的“济北”显然是指其所在“桥梁”（“渡头”）之“北”，而不是指山东的“博阳”。今勘考其地，泇沟不远处目口今邳州的谷城山（二者仅相距数里。这与黄石公所言完全相合。乾隆《通志·山川》所载：“黄石山……相近为谷城山”，是十分确切的。可见，黄石公所言的“济北谷城山”乃下邳“圯上”之“北”的谷城山，而非其他。
至于谷城山下“黄石”，或以为即“圯上老父”所化，故将“老父”名曰“黄石公”。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人岂能化为石头？明代文学家程敏政在《黄石操序》中即对世人的讹传加以校正。文云：
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于怪。以予观之，殆读史者之不审也。史载老父与留侯约：异日见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乃老父自谓其年迈，后当葬彼，以黄石志其处，亦其冢上物，示不忘其人也。此乃谓老父化为黄石，岂理也哉!
程敏政所言极中肯綮!“圯上老父”与张良相遇时，“其年已迈”（因此我们推断他不可能再远行山东），他显然是告诉张良：“十三年后”，他将不在人世，死后即葬此“圯上”附近的“谷城山下”。坟冢上“以黄石志其处”（以便张良能寻到其坟冢）。因此，我们说，谷城山下之“黄石”非“圯上老父”所化，实目口“老父”坟冢所在的特殊标志。由此可推断，“老父”坟冢亦在邳州无疑。
史载张良将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前面已述，“葆祠”地点目口今邳州市黄石山麓黄石公庙。“黄石”既移，推测张良亦必将黄石公坟冢移迁他处，进行厚葬。“留侯死，并葬黄石冢”，这亦是张良为身后归宿作安排的前奏。然，“黄石冢”究在何处？今初步勘考，已发现其端睨。1992年夏，岔河乡民众在黄石山开山取石，随着一声炮响，黄石山山颠南坡炸塌一古墓口。目击者告诉笔者，墓口现出碣石两块（因震碎断）。初步清理墓口，发掘出石匣一口，由六块石板扣成，匣内藏有竹简。民众略知文物可以卖钱，遂将竹简哄抢而尽。笔者观察墓口，此墓是由山颠垂直向下打穴，穴深十余米，阔三米许，隧道式。穴内填充石膏石泥。泥上复土与山表相平，山表植松柏。倘不是采石发现，使人很难发现彼葬者以山为陵，至尊山颠。从墓穴开掘难度（山为岩浆岩，凿进尤艰）和规制看，很难说是一般平民所为。以竹简出土可证，此墓为秦汉墓葬无疑。再以张良创建的黄石公庙位于此山东麓，使人油然联想到古代、近代一些传人殁后所建寝陵规模。由此，我们推测，此山颠汉墓或许与黄石公有着内在联系。此墓莫非“黄石冢”？张良莫非“并葬”于此？这疑问的冰释，还有待于黄石山颠古墓进一步发掘和鉴定。不过，此墓被发现后，为防止盗发和破坏，地方政府予以封存，亟待来日考古专家的审鉴。因而，笔者无以于此下结论了。
综上，我们说，史载“谷城山”乃邳州的谷城山，其山下“黄石”为“圯上老父”（尉缭）坟冢标志，而非“老父”所化。邳州市黄石山可能为黄石公的寝陵。
《邳州文化》第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