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共二十篇。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做学问的内在修养,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教化。
教化这一层又包含了道德的提倡。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起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
《道德经》是分两部分《道经》和《德经》,而在唐朝之前都只把它称呼为《老子》,直到唐朝才开始有把《老子》也称呼为《道德经》的。
“为政”的思想在今日不仅仅是从政这一层,还可以把它运用到企业、团体等一切组织的行为管理上。为政就是学问的外用。
学问外用的时候还要注意活用。
南宋第一个抵抗金人最得力的大将是宗泽,宗泽是一位爱才又愿提拔人才的儒将。他注意到岳飞,提拔岳飞的时候,还叮嘱岳飞要多读兵书,谁知岳飞不光对《孙子兵法》已经滚瓜烂熟,还提出了一句“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是孔子所提的“权”,孙子所提的“变”,合起来可以称为“权变”。
后世有部分学者认为孔子不懂权变,周游列国却得不到职位。其实,孔子对权变一节有很深的理解,之所以难得重用除了个人原因外还有当时各国形势复杂的多种原因。
后来孔子重在培养学生,眼光更是深远,认为只要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更多流传和认可,岂不比只是自己被重用要对后世的影响力更深更广?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不得重用转而培养人才、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岂不就是“权变”之道?
古代从事政治的人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指《诗经》,读《诗经》三百来首后,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胡思乱想了。“思无邪”也成了后世学子常用来自我压制心猿的“咒语”。
不管是从事政治还是创业、管理、销售、教学,都离不开对人的了解。
古代有相面术,其实孔夫子也有自己的“相术”。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想了解一个人,你要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心理的寄托是什么,这样,这个人又能掩藏到哪去?能遮藏到哪去?
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
很多学者考证、研究秦汉之前我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的文化重心在哪时提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商)朝的文化尚质,也尚鬼;周朝尚文,注重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对我国文化深厚的影响从周朝开始就是重心。
南怀瑾先生认为: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勇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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