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时在路上听了一段87.80频道，主持人讲了一些古代史官的故事，听完后突然陷入沉思。好吧，要正能量。唐太宗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中，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点史话，传播正能。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研究过“史”字，古文字中，“史”字的写法是右手持着盛有简册的器具，指的就是掌管文书的史官，如图：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上古在王室或官府中掌管文字记录的人通称为“史”，其中“太史”是西周、春秋时代记载史事、掌管文书档案的高级官员，一般的“史”相当于今天的书记员，负责文件的起草、记录和保管。“史”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历代统治者都要任命可以信任的人担任此官职。
在中国古代，史官具有优良的传统，史官记载的内容是不允许当朝皇帝看的，史官不对皇帝负责，只对历史负责！不仅如此，古代史官的职位都是世袭的。如司马迁，虽然是西汉时期的史官，但他的祖先早在周代就世代掌管王室的典籍。史官的使命就是记录史实，所以古代历代的史官都是毫不隐讳，秉笔直书不畏皇权，不计利害，有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比如众所周知的司马迁，就为了秉直记史多次受到汉武帝的伤害，仍然坚持如实记录！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史官记录了权臣崔杼弑君之事实，崔杼怕青史留下骂名，要求史官删除遭到拒绝，于是便杀了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先后继承了哥哥的职位，他们拿起哥哥手中的笔，毫不隐讳地写下了崔杼弑君的事实，也被崔杼一一杀害。三个被害史官的弟弟又当了史官，第四次记录了崔杼弑君的事实，最后崔杼不得不放下了屠刀，因为他可以夺去史官的性命，却无法动摇他们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信念和职业操守！故事还没完，书中记载着另一位出差在外的史官南史氏听说了此事，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手执写着“崔杼弑其君”的简策连夜赶往齐国宫廷，途中获悉事实真相已被记录在案，方才原路返回。
史书上还记载着一个故事：宋太祖在皇宫的后花园打鸟玩，兴致正浓。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但是皇上召见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瞬间发怒，责怪臣下何以拿了琐碎事务来打扰。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总比打鸟更要紧吧！”，宋太祖一听更火，顺手抄起斧子，用斧柄狠狠击打这个臣子的嘴，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而这个臣子却慢慢弯下腰，把牙齿小心捡起来，揣到怀里。太祖大声叱责道：“你揣起牙齿，难道还想保留证据告我不成？！”臣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臣不敢告陛下，臣也没法告陛下。但是，臣会把牙齿交给史官”，宋太祖闻此言，当即由怒转忧，再而无奈，最后还奖励了被打的大臣。还好赵匡胤毕竟算个明君，对史官实录有所畏忌，对青史名声心存敬畏，才留下了这段关于牙齿的悲喜剧，倘若诤谏的是昏君，能允许你“打掉牙往肚里吞”就算“宽大为怀”了，弄不好连命都要毁了。
读书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二十四史》，但我们常常听到的却还有《二十五史》、《二十六史》，而当我们查询最早版本的《三字经》，发现当年原文提到的却只有《十七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三字经》成文于宋代，以当年往前记史，故然是十七史了，而《二十五史》则是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这里边请注意，《新元史》权且不计，便为什么很多学者都坚持不把《清史稿》列入呢？正是因为清朝皇帝强势介入史官职权，所以满清一代的史官根本无法做到秉直而书，而满清皇朝历代帝王，多是好大喜功之君，能让史官记下的，自然是有好无忧，这样一来，那《清史稿》的可信度就自然太低了，因此，《清史稿》也就成了中国历代史书中最具争议最不靠谱的正史，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野史才反而备受学者及民间关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那些史官为了秉直记史而宁死保节的事迹，身处21世纪的今天，那些高校名儒、专家学者，甚至代表各界学术权威的拿着最高级国家特殊津贴的大学士们，除了歌功颂德之辈，满朝尚有史官安在？倘能与古人对话，不知道我们会否相形见惭？
嘘…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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