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6月2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维新变法开始。仅仅持续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派，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至国外，而康广仁、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以及谭嗣同等主要维新人士被逮捕。七天后，他们被斩首。
《定国是诏》
开篇那首诗便是谭嗣同在狱中写下的，足以表明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壮志。实际上，谭嗣同有绝对充足的时间像康有为一样逃离国内，但当友人劝说他的时候，他却如是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后人从中看到了梁启超的无畏艰难，不惧死亡，以及维新派对国内形势的不甚了解。那么问题来了，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为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算是十足的领头人，谭嗣同不过他的追随者。为何康有为跑了路，而谭嗣同却一心决意赴死呢？
谭嗣同所写
有人说是康有为贪生怕死。这种说法偏主观。纵观当时国内的形势，不管如何，留下来是必死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维新变法的一些失误，导致国内群起而攻之。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存在相当大的群众舆论基础，简而言之，维新派此刻才是全民公敌。带着这种疑惑，后人在谭嗣同位于湖南浏阳的故居中，找到了一个木箱子，这个木箱里有一本谭嗣同的亲笔笔记，但其中的内容却让人大吃一惊：
这本日记清楚的表示，谭嗣同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派。
革命派
谭嗣同和康有为不一样，康有为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保皇派，而且他的保皇是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是不看谁为皇帝的。而梁启超等人不一样，他们清楚的认识到形势，认识到晚清的覆灭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当溥仪登基，张勋叛乱时，康有为一直是坚持的站在皇帝的一边，这种做法让尊他为师的梁启超与他决裂，并称他为“天下最不要脸的文人”。
康有为
谭嗣同的这本日记中，丝毫没有“保皇”的念头，恰恰相反，他将皇帝骂了个狗血淋头，他在日记中，回忆清朝入关后对于汉人的种种暴行，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糜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跪拜之仪，以挫其志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谭嗣同
谭嗣同这一段话说明的意思很简单，满人入关之后，对华人大肆屠杀，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例如“扬州十日”，让华人寸步难行，如此还不够，还钳制华人的思想，让一切跪拜礼仪更为繁琐，以消减华人的志向，还对著书立说严格控制，大兴文字狱。他认为，对于中国如今的落后，清王朝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称皇帝位“客帝”，也就是别人家的皇帝；此外，对“中兴”清廷的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籍的大臣，与他们同是湖南人的谭嗣同极为厌恶唾弃，谭嗣同认为他们“负天下之大罪”，并指责他们效命满族是“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在谭嗣同看来，这些“晚清四大名臣”不过是帮外族人屠杀同胞的刽子手而已。
“晚清四大名臣”
有人要问了，既然谭嗣同如此痛恨清朝，那他为何不直接选择武装革命，反而还和康有为这样固执的“保皇党”一起进行维新变法呢？其实，康有为早年曾提出一句政治口号。此话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谭嗣同。因此他放下一切，全心全意跟着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
谭嗣同追随康有为
著名学者章士钊曾评价谭嗣同：“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谭嗣同这般的天妒之才，岂能为区区满清皇室所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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