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在历史和文化中经常变化。然而，很少有时尚的变化像过去一两个世纪那样彻底。以男性的发型为例。现在，男士留短发很正常，但这是最近才有的。纵观历史，长头发对男性来说是一种时尚。再来看看粉色和女性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粉色还没有一点少女感，男人们穿粉色也不会引人注目。我们将粉色与女孩的现代联系归功于一位受欢迎的第一夫人。以下是关于这些和其他时尚历史事实的一些事。
从历史上看，短发成为男性的时尚标准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发展。纵观历史，许多文化中的男性都留长发——或者至少比现在男性的平均长度要长。对于男性来说，剪短头发通常被视为服从他人控制的标志——无论是他人还是社会。短发是军衔军官在军队里穿的衣服，是囚犯在囚禁中忍受的痛苦，或者是作为刑事惩罚施加给歹徒的东西。例如，对古希腊人来说，男性长发是财富、权力和男子气概的象征。希腊的神有长发，希腊的士兵也有长发。相比之下，剃光头则是奴隶的标志。
斯巴达人是古希腊最强大的勇士，他们对自己的长发特别自豪。接受训练的男孩的头都剪得很短，但一旦到了青春期，他们就会让头发长得很长。在参加战斗之前，斯巴达人会梳头、穿衣、编辫子，或者把他们的长发编成脏辫。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男性也留长发，直到意大利理发师的引入引发了共和晚期和帝国大部分地区男性头发变短的时尚转变。在中世纪的欧洲，男性短发象征着奴役和农民身份。上流社会的男人通常只为了忏悔或哀悼而剪短头发。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短发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风尚呢?
在1642 - 1651年的英国内战中，长发与保皇党骑士党有关，而短发则与亲议会的圆头党有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男性长发与贵族、短发与平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了与旧政权划清界限，人们采用了与贵族完全不同的时尚。同样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男性长发开始与冒险和野性联系在一起，而短发则开始与稳重和迟钝联系在一起。男性向短发的决定性转变始于19世纪下半叶，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中，虱子和疾病之间的联系——在当时，疾病是比子弹更大的杀手——被注意到了。
士兵把头发剪短是为了健康和舒适。许多人退伍后把这种军营装扮带回家。士兵作为男性理想的形象加强了这一趋势。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作场所的这种转变，因为在机器周围留长发可能是危险的。到了20世纪之交，男性的短发已经很普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战壕士兵所忍受的糟糕的卫生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准则。短的，剪掉的，甚至剃掉的头发对当地的虱子侵扰是有效的。到20世纪20年代，短发已经成为男性的时尚标准，尤其是在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文化中。
从历史上看，粉色作为女性色彩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时尚发展。例如，在1918年，一本流行的美国目录建议小女孩穿蓝色衣服，因为它是优雅和精致的。1927年，《时代》杂志对各大百货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以找出服装系列中通常与女孩有关的颜色。结果喜忧参半，粉色并没有成为女孩们的时尚选择。直到20世纪20年代，粉色还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穿的衣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粉红色才发展出我们今天对女孩的象征意义。时尚发展的最大推动者是第一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就职典礼上，这位新第一夫人身穿一件镶有水钻的粉色舞会礼服亮相，赢得了众人的赞赏。
玛米·艾森豪威尔喜欢粉色，全国人民也喜欢玛米。她经常穿粉色衣服，随便搜一下艾森豪威尔夫人的报纸报道，就会发现标题或文章中经常提到粉色。那不仅仅是粉色，还有"玛米·粉"没过多久，“粉红色是淑女穿的衣服”的观念就传开了。例如，在1957年的浪漫音乐喜剧《妙脸》中，一家时尚杂志的女编辑突然唱起歌来，讲述当今美国女性如何不得不“以粉色思考”!玛米离开白宫的时候，粉色不仅是女性服装的流行颜色，而且在家里也是女性的首选。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日子里，人们的穿着和他们对衣服的选择是贵族特权和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例如，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有关奢侈的法律强化了社会等级制度，并根据社会等级规定了人们可以穿什么。法国的高级时装源于法国宫廷的着装规范，按照路易十四国王引入的严格的礼仪规范。在18世纪，随着法国宫廷和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和过时，与政权相关的时尚开始被开明的人视为过时的腐败象征。
这种时尚上的分歧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最为明显，当时国王被迫召集了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组成的三级议会。第一阶层的贵族们穿着奢华的绣着金子的大衣、斗篷和背心，这是显而易见的;马裤;涂了粉的假发;还有装饰着羽毛的昂贵帽子。第二阶层的神职人员穿着紫色、红色和金色的精致长袍。第三阶层的其他人都穿着朴素的西装，白衬衫，戴着简单的帽子。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种明显的差异，它将对时尚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多层面的大变革。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仅局限于法国、欧洲、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版图。它们也延伸到了时尚领域。当旧政权被推翻，当雅各宾派和激进派开始主导革命队伍时，对高级时装的抵制产生了。旧政权时期盛行的奢侈的服装选择和精致的服装风格已经过时了，因为它们与皇室和被鄙视的贵族联系在一起。
它们被一种可以被视为反时尚的新潮流所取代，与之前的所有潮流背道而驰。新风格强调男士和女士的简洁和端庄。当革命达到高潮时，时尚不再是个人品味的表达。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忽视这一点可能是危险的。继续穿着古代政权的精致时装，肯定会让人觉得穿着者有嫌疑，或许还值得上断头台。
一种席卷欧洲的水果如今的菠萝只要一罐多尔(Dole)就能买到，通常只卖一美元或更少。因此，很难理解它们曾经是多么的异域风情和昂贵。1496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归来时，他带回了一批菠萝。只有一件在海上幸存下来没有腐烂，但这一件足以让西班牙宫廷欣喜若狂。一位朝臣写道:“它的味道胜过所有其他水果。”要理解这种反应，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思考，在那个时代，甜食在欧洲不像今天这样常见。
精制糖非常罕见，而且非常昂贵，而水果只能在应季时才能买到。因此，一个成熟的甜菠萝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更重要的因素是菠萝的异国情调:欧洲人以前从未见过这种菠萝。正如西班牙国王费迪南的一位使节所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水果。”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漂亮、更可爱的人了。”菠萝成为珍贵的地位和时尚的象征，如下图所示，它被尊重的程度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
早在保皇党鼓吹国王神权的年代，任何有王冠的东西都与上天的认可联系在一起。菠萝，其带刺的顶部像一个皇冠，成为了君主政体的象征。它很快就被称为“水果之王”。在这期间，他们必须长途跋涉到达欧洲，他们的异国情调，以及很少有人注意到菠萝的事实，拥有菠萝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精致时尚感的声明。以至于菠萝被用于国际政治和外交。
1668年，一位法国大使来到英国，调解有关加勒比群岛的争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为这位法国使节举行的宴会上，从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的水果金字塔上订购了一个菠萝。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一场公关胜利，表明了英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一举动直观地说明，英国的海上霸权意味着英国人可以随意从加勒比海获得菠萝，而法国人则不能。从此，被查理二世命名为“国王松”的菠萝成为他最喜爱的地位象征。他甚至委托皇家园丁为他画了一幅画。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温室里已经可以种植菠萝了，但价格不菲，按2022年的美元汇率计算，大约要1.5万美元。吃它们被认为是浪费，所以用它们作为精美的晚餐装饰品成为了一种时尚。他们从一个党传到另一个党，直到他们腐烂。那些没有钱拥有菠萝但又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拥有菠萝的人，就从商店里租菠萝，这些商店为满足他们攀高社会地位的需求而兴起。菠萝贵到需要保安，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例如，1807年的老贝利法庭记录显示了几起菠萝盗窃案，其中一件是古丁先生因为偷了7个菠萝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7年。
在19世纪，蒸汽船变得越来越可靠，它们越来越大的货舱意味着菠萝可以批量运往欧洲。菠萝的价格越来越低，这降低了它们的声望，破坏了它们的时尚声望。对于上层阶级来说，这种曾经充满异国情调的热带水果曾是地位的象征。现在，所有人都能买到菠萝——而且价格合理——这一想法惹恼了势利的那一群人。工人阶级吃菠萝的漫画被用在讽刺版画中，在精英们看来，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对进步的负面影响的视觉隐喻。
拒绝服从纳粹政权的德国孩子们经常通过反对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时尚选择来表达自己。就像许多跨时代的青年文化一样，雪绒花海盗以一种独特的服装风格在他们的成员中脱颖而出。他们并不都使用“雪绒花海盗”的名称——例如，科隆的分支机构叫“纳瓦霍斯”——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和鼓励自由思想。
雪绒花海盗拒绝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严格的性别隔离，支持男女同校的活动。他们喜欢远足和露营，主要是因为在伟大的户外，在暂时远离窥探者和告密者的情况下，他们经常可以自由地从事被禁止的活动。其中包括唱或听被纳粹视为“堕落”的音乐，如爵士乐和蓝调。他们也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公开讨论话题和发表意见，如果他们在城市里被线人听到，他们就会陷入麻烦。
纳粹最初将“雪绒花海盗”视为小麻烦和正在经历一个阶段的青少年犯罪分子。然而，二战开始后，人们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当局指责“雪绒花海盗”收集英国轰炸机投下的反纳粹宣传传单，并将其塞进邮箱。这被视为战时颠覆国家政权和叛国罪。例如，1943年，杜塞尔多夫当局向盖世太保投诉说，当地的雪绒花“团伙”对其他年轻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那些休假时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的年轻士兵。该报告指出:
“这些年龄在12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在深夜与乐器和年轻的女性在一起。由于这些乌合之众大部分都在希特勒青年团之外，对该组织持敌对态度，他们对其他年轻人构成了威胁。”尽管如此，与处理成年颠覆分子的方式相比，地方当局对“雪绒花”相对宽容。就拿那些留着长发、外表放荡不羁的“少不禁风者”来说，他们被当作一种时尚宣言，以将自己与周围的军事化管理区分开来。他们通常会受到严厉的训斥，然后剃光头。
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来说，严厉的谈话和对不墨守成规的青少年的剃头太过宽容。他要以那些没有表现出完全忠诚的年轻人为榜样。“雪绒花海盗”的叛逆、拒绝循规蹈矩、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时尚使希姆莱感到不快。他认为，在处理这种“不良分子”时，任何半途而废的措施都是不可接受的。1942年，他写信给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说他想让这些孩子在集中营里呆上两三年:
“在那里，年轻人应该先被鞭打，然后接受最严厉的训练，然后开始工作。必须明确的是，他们永远不会被允许回去学习。我们必须调查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多少鼓励。如果他们鼓励他们，那么他们也应该被关进集中营，没收他们的财产。”到1944年，随着第三帝国明显陷入困境，希姆莱下令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同年11月，13名青年在科隆被当众吊死，其中许多人是“雪绒花海盗”的活跃分子或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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