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字的书法向来很讲究，一直是一门艺术。而自它诞生开始，便和文书档案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档案中能看到最早的文书书法，看出商周王朝对文书的书写都有一定的要求。文书官吏在起草文书或记录王室活动时，常常要在甲骨文书上签名，以示负责。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古代对文书书写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奴隶制崩溃以后，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就颁行了统一的书体，把小篆作为书写文书的标准字体。现在藏于泰山岱庙博物馆的李斯书二十九字诏文，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斯书秦二世的诏文，都是用小篆书写的。以后“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便在文书工作中逐步开始应用隶书。隶书是程邈总结推广的。程邈原来因为得罪秦始皇被罚下狱，他在牢中研究了十年，最后把改成的三千字隶书上奏给秦始皇，秦始皇十分高兴，下令释放程邈，并命为御史，继续研习书法，推行隶书。御史者，“主四方文书也”。秦朝重用程邈，要在文书工作中迅速推行简捷易写的隶书，说明秦朝十分重视文书的书法质量。
汉代规定学童年十七以上可参加书法考试，其中成绩优秀者授官做专门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史书”指“隶书”，史书令史就是指擅于写隶书的令史。所以，当时有谚语曰：“何以礼义为，史书而士宦。”意思是：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便可为官做宦。同时法律还规定，无论官吏、百姓，凡上书给皇帝，如果字写得不工整，要受到处罚。比如西汉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时误将马字少写了一点，差点送掉了性命。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在略阳鸿都门设立了一个官学，叫做“鸿都门学”，学生多达千人，专门学习辞赋、绘画、书法，毕业后可授予官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设置的有书法课程的学校，对于提高官吏的书法水平，进而提高文书的书法质量，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两汉的严格要求，文书的书法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各国注意直接选拔善书者充任文书官吏，两汉时期主要依靠学校培养文书官吏的做法则降为次要。当时魏武帝曹操任用书法家梁鹄的事被传为佳话。梁鹄本因善书被汉灵帝命为选部尚书，但后来梁鹄投奔了刘表。曹操攻下荆州时，却不以此为嫌，四处募求梁鹄，仍然用为选部尚书，掌管文书章奏，协助处理政务。曹操还把梁鹄的弟子毛弘也收在秘书省，教授书法，掌管国籍。梁武帝本人善书，他提拔书法家王褒为秘书郎，还把帝弟鄱阳王的女儿嫁给王褒，后又升王为太子舍人，秘书丞。北齐选拔的赵彦深，幼家贫，初在尚书令司马子如的手下抄写文书，成为正式的文书官吏。以后经常参与机密，拟撰军令，升任司空、司徒等职。赵彦深以抄书人逐步升至宰相之职，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仕进的典型例子。还有魏时的韦诞、北齐的张景仁也都是以书法仕进的。
隋唐又开始恢复两汉做法，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材的“书学”，作为最高学府中六种学校（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一，并把书法作为铨选人才的“身”、“言”、“书”、“判”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还在科举中设“书科”，在翰林院和国子监分别设侍书和书学博士。
宋元之际又是动乱年代。到了明朝，明成祖很重视文书的书法。他即位后便诏选能书者入翰林，授沈度、腾用亨、陈登等一些书法家为中书舍人，充任文书官吏。其中沈度最受赏识，在朝士中列为第一。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于秘府，颁于属国的主要文字，必命沈度书之。现在存于北京觉生寺的永乐大钟上的经文，就是沈度写的，总计二十二万七千多字，皆用楷书写成，极见功力。我们由此可以见到一个古代文书的书法水平。同样，清代也是在社会较为安定之后开始注重提高文书的书法水平。康熙中叶，圣祖南巡时，命举监、生员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充任文书者，报告听候考试。当时已有高士奇因书法工整、身居要职、自然有很多人报考。因而乾隆以至咸丰四朝，出现了许多善书的文书官吏。
从我国历史上看，由于文书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显著，人们很注意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因而也就很重视提高文书人员的书法水平。
（来源：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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