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历史上最早的寺院大云寺及其历史演变
凉州大云寺是武威历史上最古老的一座佛教寺院，位于武威城东北隅，创建于东晋升平年间（357-361），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大云寺初名宏藏寺，隋朝时为感通寺，唐武则天时改名为大云寺，西夏时为护国寺，元末兵燹后，重新修复并恢复大云寺之名。寺内还有一座巍峨壮观的古钟楼，雄居在10米多高的砖包台基上，周有绕廊，建有阶梯。钟楼重檐歇山顶，五彩作斗拱，整个建筑挺拔俊秀，高耸入云，造型独特，气势宏伟，既是武威的一大佛教圣地，也是“凉州八景”之一。大云寺自创建以来，进行过多次修缮，最终毁于1927年大地震，唯古钟楼及大钟安然无恙。武威保存着4通与大云寺有关的碑刻，综合考察，将对大云寺的创建、扩建、修缮及易名等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一、武威历史上最早的寺院碑刻——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
此碑原为唐碑，以碑尾立碑时间“唐景云二年（711））……”为证。原碑已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明代重刻碑，重刻时加入了“凉州卫”等明代痕迹。武威寺庙碑刻较多，目前收集到的约计120多通，唐代仅有3通，而主题为寺院内容且比较完整的只有此碑。可以说，此碑是武威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通寺院碑刻，简述了大云寺的历史渊源和基本规制，重点记载了唐景云年间的一次重大修缮活动及修缮后的宏大规模和富丽堂皇。
此碑一是时间早，二是信息量大，对今天研究大云寺的历史演变、规制、规模以及大云寺与地方豪强的关系、大云寺与摩尼教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学术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关于此碑详情将在《武威历史上最早的寺院碑刻——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一文中专题阐述，敬请关注。
二、研究西夏文的活字典——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碑）
明天启二年（1622）《增修大云寺碑记》云：“凉州大云寺，纪其巅末，有唐、宋二碑，仿佛可考。”唐碑就是指景云二年（711）的《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宋碑就是指西夏天祐民安五年（宋元祐九年，1094）的西夏碑。这说明唯此二碑，对大云寺意义重大。
大云寺，西夏时为护国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又称西夏天佑民安碑，简称西夏碑，立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碑原存大云寺（即西夏护国寺），清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在武威大云寺发现，民国年间移至武威文庙保存。武威西夏博物馆建成后又移至该馆展出。这是全国现存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一通碑刻，它的发现，开启了西夏学研究之门，同时对大云寺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碑文记载的故事虽然离奇，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首先，碑文记载“武威当四衢地，车辙马迹，辐奏交会，日有千数”，反映了武威当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其次，碑文称“昔阿育王奉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宫置寺。”这段记载，与唐景云二年《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中的记载吻合，证明西夏时的护国寺和感通塔，即唐时的大云寺和七级木浮图，也即前凉时张天锡所建的宏藏寺和七级木浮图。这对研究凉州大云寺的变迁和武威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第三，碑文中有1092年冬凉州大地震的记载，补充了国内编写的地震史料的缺失。第四，碑文中“大恒历院正”“中书正”“皇城司正”等官职名称，对研究西夏职官具有参考价值。第五，记载了番汉僧在寺院的活动情况，说明汉族与党项等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共同在这里从事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
三、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增修大云寺碑记
《增修大云寺碑记》，立于明天启二年（1622），碑文引自《凉州府志备考》。明版《增修大云寺碑记》部分文字已模糊难辨，为保护碑刻，1993年5月，武威市文管会、武威市博物馆重镌后立于大云寺。碑文简述了大云寺有史可稽的几次大修：
1.明洪武十六年（1383），由日本沙门志满募化修复。
2.明万历二十年（1592），驻凉将领鲁光祖完成大云寺塔遗留工程，使之与清应寺塔双峰并立；凉州总兵达云一家为“酬答神功”而在大云寺内建造了元帝庙（关帝庙）；僧官洪铠在寺内构建达公祠。
3.明万历末年，僧人信还倡议增建罗汉殿、伽蓝殿、山门等建筑和东西廊房，并于廊壁间绘制佛画。
以上工程完成后，大云寺规模宏大，崇宏壮观，虽地处边陲，但“独胜于直省内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僧人志满募化修复大云寺一事。
元末明初，由于地震和战乱，凉州佛教寺院大都遭到损毁。明万历十六年《敕赐清应禅寺碑记》记载：“凉州为西域襟衽之地，而番僧杂出乎其间，其城之东北隅，旧有北斗宫遗址，相传于至正时，兵火残燹。”《增修大云寺碑记》又云：大云寺“元末兵燹以后，重为鼎新，爰复古迹。”这些记载说明，元末战火，大云寺遭到的损毁极为严重。
日本僧人志满，日本净土宗第十一代弟子。其师父在临终前郑重嘱咐志满，要想寻求佛教的真谛，必须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亲自实践，不断探寻。志满谨遵师傅教诲，立志寻求佛法真谛。他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渡海来到中国，游历各地，虔诚礼佛。当他在凉州朝拜大云寺并了解到该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时，为眼前寺院颓垣断壁之惨景所震惊，当即立志重修此寺，以成正果。他走遍凉州城乡，四处募化筹资，历经千辛万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募化银两数万，修复了即将损毁的大云寺。志满重新修建大云寺，究竟修了哪些建筑，修建情况如何，碑文未作介绍，但从碑文的前后记载可以看到，志满对大云寺及大云寺塔进行了全面修复。从明洪武十六年（1383）到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这200多年当中，史料未见修复大云寺的任何记载，而“重为鼎新，爰复古迹”八个字，就是对志满修复大云寺所作的高度概括。
修复后的大云寺，规模宏大，面貌一新，香火不断，重新焕发了容姿。今天，虽然凉州大云寺原貌不复存在，但志满募化主持修复大云寺的功德，早已载入史册，被传为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话。1982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日本，参观了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和尚供养像和新建成的“鉴真和尚陵”，受到了森本孝顺长老的热情接待。
期间，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僧人曾向中国客人问及志满主持维修凉州大云寺情况，赵紫阳答应“回去后查核历史，给贵国以答复。”后经武威县志办工作人员认真查阅有关资料，终于在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志》中找到了相关记载，并引用这段史料，由中国外交部及时向日本国给予了答复。这说明，志满主持修复凉州大云寺的事迹在日本具有一定的影响。以此为契机，大云寺遗址保护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86年，经武威市文物部门普查，对大云寺的遗址范围进行了详细调查，划定了保护范围。1993年3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将古钟楼建筑群及大云寺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古钟楼的凤凰涅槃——重修大云寺钟楼碑记（万绿重新）
此碑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今存武威大云寺。碑载：“凉镇八景，大云晓钟其一也。相传创自前凉王张氏，史乘失载，实据莫考……但历唐宋元明，几经年岁，或兴或废，难以枚举，其间补台建阁者代有伟人。”历史上的大云寺几经兴废，“延至本朝雍正十二年，楼台将圮，仰赖道宪菩、府宗郑大力饬令武所乡耆等兴工补筑，晏安如故。”碑文中提到的道宪菩，即凉庄道菩萨保，满洲正白旗蒙古人，雍正六年（1728）任凉州知府，十一年升任凉庄道；府宗郑，即凉州知府郑松龄，雍正四年任武威县知县，十一年升任凉州知府。二位官员在凉州任职期间，曾“兴工补筑”大云寺钟楼，使之“晏安如故”。
乾隆二十二年秋，因连绵阴雨使钟楼北面倾颓大半，钟楼岌岌可危。钟楼一旦坍塌，后果不堪设想。但又因维修工程浩大，费用高昂而无法动工。在大云寺面临倾覆的危急时刻，本郡国学生李焕彩忧恐焦虑，积极发起倡议并开展募捐活动。他与同邑善士杨三益等有识之士及大云寺住持思善共同筹划，广泛发动本邑绅衿士庶、驻军官兵及各行各业“助施银两”“助施粮麦”“随缘施助”，特别是时任武威县令永某，“垂赐宏仁，慨然捐助养廉仓斗小麦三十石”。由于募捐活动开展得深入广泛，“日积月累”，终使所有费用“绰有余步”。在经费宽绰的情况下，李焕彩等又经过商议，为长久计，使原计划土筑的钟楼台基改用砖砌石嵌。经共同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就将钟楼修复完毕，坚如铁铸石磐。碑文如实记载了修复钟楼的功德，并将所有有功人员名单刻于碑阴。由于这次维修工程做得非常扎实，使凉州古钟楼巍然屹立至今，不禁使人感慨万千！
大云寺古钟，高226厘米，口径115厘米，厚12厘米，重约6吨，悬挂于武威大云寺钟楼上。其铸造时代传说各异，或云前凉张天锡时所铸，或云为唐代遗物，而最晚者谓铸于五代。
另外，形成于唐天宝元年（742）的《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记述了凉州瑞像寺（隋炀帝赐名感通寺）的建立及演变，有学者认为隋炀帝赐名的感通寺即为大云寺。
在大云寺古钟楼上还高悬有多方匾额：“大棒喝”（清·曾国偀）“声震蒲牢”（清·苏璟）“慈海鲸音”（清·郭朝祚）“秀挹天山”（近人武浈）“古钟楼”（近人李钟美）“金奏高宣”（近人陈克尧）“声震陇右”（今人王维德）“玉塞清声”（今人徐万夫），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的不同的书法艺术水平。
作者简介 王其英 凉州文化学者。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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