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盛唐会被一个体重330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又极度暴虐的胡人，搞得差点亡了国。
更让人想不到，这个使盛唐由盛转衰的胡人，最后不是自然死亡，也不是兵败被杀，而是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
如此反差，令人唏嘘！
这位使盛唐衰落，最后又被儿子杀死的胡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史之乱”的制造者——
安禄山。
略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它一举终结了歌舞升平、花团锦簇又醉生梦死的盛唐，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兵连祸结的乱世。
作为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大动乱的制造者，安禄山从此成为史官笔下乱臣贼子的代表人物，被史书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来统治者引以为戒，也被封建文人唾弃、谩骂。
起兵反唐前，安禄山是玄宗最宠信的大臣，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帝国藩镇三分之一兵力，达十八万精兵，是唐帝国兵权最重的封疆大吏。
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他的出身其实非常卑微。
安禄山未发迹前的经历可以说是古代版的三毛流浪记：
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只留他孤苦无依，吃百家饭、捡垃圾度日，后为生计，流落异乡讨生活，混迹市井，干过小买卖，当过偷羊贼，曾被人五花大绑押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被痛恨偷鸡摸狗的张守珪下令乱棍殴打，差点死在公堂之上……
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不仅走上了帝国政坛的巅峰，而且还用一场动乱把盛唐彻底埋葬，把唐朝历史拦腰斩断。
造就他的贵人，就是玄宗朝南阳郡公——张守珪。
安禄山成年后，为求生计，因其精通六种番语，便在边境的贸易市场做了“互市牙郎”。
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
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生来就没有财富运，安禄山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也精通多种番邦语言，干了十几年却仍是囊中羞涩，钱袋空空如也。
为了能有钱买房置地，安禄山动起了歪心思，铤而走险，做起了偷羊贼。
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更不是当贼的料。
只是干了几票，他就被人发现，然后五花大绑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
张守珪生来就对这种不安分守己，尽干些偷鸡摸狗的市井流氓深恶痛绝，得知他是偷羊贼，当即命人将他乱棍打死。
就在安禄山即将横尸公堂之上时，他突然扯起嗓子大喊：
“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
当时，奚和契丹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搅得帝国边境终日不安，边民不宁，是帝国的一大边患。
张守珪之所以被帝国派驻幽州，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又不服管教的异族。
张守珪驻守幽州期间，以帝国强悍实力镇压两代异族动荡不得，却苦于没有悍勇之将可以直入奚、契丹地，灭其族，吞其地。
安禄山这一喊，使一心想要灭掉奚、契丹二族的张守珪对其生起兴趣。
安禄山生来膀大腰圆，看起来颇有猛将之姿，又颇有胆识，张守珪见他敢说自己是能灭奚和契丹的壮士，遂起了收为己用的心思，当即留下他一命，收入麾下。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安禄山，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并在张守珪的麾下阴差阳错的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生逢其时，这四字是对安禄山最好的诠释。
安禄山生在了对异族最为包容的唐朝，生在了对异族最为重用的玄宗朝。
若是生在其他朝代，安禄山即使能参军，能做官，也绝对做不到掌军之将、郡王之荣，更不可能执掌帝国三分之一的兵力。
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奚、契丹等族，时附时叛，内侵频仍，给帝国边境造成极大威胁。
玄宗朝，历经数代唐帝的励精图治，加上玄宗前期又是圣明之主，帝国国力空前强大，走上极盛时期。
国力强盛，接下来自然是要开始解决民族安全，使四夷宾服，唯我独尊。
要想四夷宾服，除国力强盛，还需统兵大将。
西汉武帝朝为何能灭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降伏车师、楼兰、大宛、西羌、西南夷等，除了强大的国力，还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举世名将。
然当时玄宗朝却无可统兵征战国门之外的大将，为征得统兵人才，玄宗皇帝曾开过运筹决胜科、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但始终未发现真正的人才。
究其原因在于参加科举之人多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天朝上国应该要有大国气度，和睦友邻，以德服人，不应以大欺小，以势压人。
受其思想局限性，他们知兵却不会用兵，不会统兵，别说是出谋划策，不阻止就算好了。
彼时，帝国重臣对玄宗关于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就颇有异议。
宰相张说就反对玄宗对吐蕃用兵，认为“至仁不残”；
奚、契丹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认为用兵伤民，不管不顾，使边民被异族掳掠。其升任宰相后，更是故意打击边将，“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竟生心侥幸”；
王中嗣领四镇节度使，非但不整军备战，反而以持重安边为务，甚至弓藏于袋，以示不用。
玄宗部署夺回吐蕃占领的石堡城，他认为牺牲太大，“所得不如所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因此他对玄宗命其配合别部攻石堡城的旨意置若罔闻，故意拖延所部行军，致使“过期不克”，“师出无功”。
由此可见，玄宗朝当时面临着严重的有兵有粮却无良将的尴尬局面，朝中那些掌军的将领多是儒将，对于民族保卫事业，儒将不达时务，被禁于儒家的迂腐思想，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斥为穷兵黩武，别说是支持、帮助玄宗对外用兵，不添乱便是万幸。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心要想让四夷宾服又苦于无将可用的玄宗，开始大力提拔底层且支持自己对外用兵的文臣武将。
开元二年，“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左军节度薛讷奏请出师讨伐，宰相姚崇等表示反对。玄宗得其奏请，龙颜大悦，当即将薛讷升为宰相，“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
游击将军张守珪，其任上坚决抵御契丹的内犯，使契丹数年不敢犯。张守珪到东都献捷，玄宗亲自为他举行饮至之礼，后命其移镇幽州，迁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
为完成四夷宾服的雄心壮志，玄宗不仅大力提拔中低层官员，更是不分民族，只要是支持自己对外用兵，即使是异族，也重用之。
高丽人高仙芝，在西域立下战功，保卫了帝国腹地关陇的安全，玄宗任命其为安西节度使；
突骑施人哥舒翰，抵御吐蕃内犯，收回石堡城，玄宗升任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更是册封其为西平郡王。
玄宗不分民族，只分忠诚与否的重用，使一批适应玄宗政策需要的蕃将，见重于朝廷，受到种种恩遇。
生逢其时的安禄山，就因此走上了辉煌之路。
作为支持玄宗用兵政策的张守珪，他对玄宗的喜好自然一清二楚，且也是鼎力支持的。
安禄山加入其麾下后，便展现出了极强的军事天赋，多次立下战功，使张守珪刮目相看，并将其收为养子，想将他培养成帝国举重若轻的边将之一。
有了张守珪的大力提携，加之玄宗对蕃将的重用，安禄山的仕途由此也是一帆风顺，短短不过数载，便成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安禄山发迹的第二个贵人，便是帝国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满必益，骄必败”，仕途一帆风顺的安禄山，小人得志，难免骄傲自大起来，身为统兵大将，最忌讳的便是骄傲自满，一人便可累及三军。
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未尝一败，又是新官上任，其便犯了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的忌讳，结果被奚和契丹军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
大败而归，按理说作为战败主要责任人的安禄山，他逃不过被军法从事的命运，然张守珪念其劳苦功高又骁勇善战，不忍诛杀，就把他送到东都洛阳，交由朝廷发落。
送往东都洛阳时，张守珪也在给玄宗的奏章中直言安禄山在对抗异族沙场上的功绩。
其所举，无外乎是知道玄宗对对抗异族的蕃将的看重，知道他一旦得知安禄山是位骁勇善战的蕃将，定会留他一命。
事实上也的确如张守珪所想。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案卷上写下批语：“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交由朝廷处置，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要军法从事，逃不过一个死字。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玄宗看到张守珪上的奏章后，觉得安禄山此人有大用，不但对边境各族的风土人情和山川道路了如指掌，且很有领兵的才能，所以便下旨免除他死刑，只须免除官职，戴罪立功。
玄宗的旨意，张九龄坚决反对，他说：
“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
不得不说，张九龄作为一个久经官场，阅人无数的宰相，他看人真的很准，仅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继而断言此人日后必反。
如果玄宗这时听从张九龄的话，下旨将其诛杀，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帝国或许也就能强盛更久。
然而历史终究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起兵谋反因祸得福，这就是安禄山被送往朝廷受审后的结局。
偌大的大唐帝国，像安禄山这种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玄宗熟悉的也就是那几位，且都在后来受到了重用。而安禄山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注意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又是什么呢？
这次死里逃生，既让安禄山得到玄宗的关照，也让安禄山明白了一个道理：
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学会怎么做人。
怎么做人呢？那就是学会花钱。
只有和帝国重臣搞好关系，才可以既做官又升官。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钦差大臣。
“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
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
次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出任河北采访使，赴平卢视察军情，“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利贞归朝，盛称禄山之美。”
张利贞接受安禄山的重贿后，回朝便拼命在玄宗面前说他好话，使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旋擢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正月，为统一帝国边境力量，保护民族安全，玄宗将整个帝国边境从西到东、由北至南划分为十大藩镇，设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
安禄山被玄宗擢升为平卢节度使，负责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自此，安禄山强势崛起，成为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成为九大节度使之一，除了有玄宗的关照，还有满朝文武力推。
在安禄山的重贿下，不但是出巡在外的钦差们说他好话，就连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夸、礼部尚书席建侯等，甚至连玄宗当时最宠爱的武惠妃，都众口一词盛赞安禄山。
此时的安禄山，在满朝文武的力推下，被本就对安禄山很有好感的玄宗视为“镇清边裔”的“万里长城”。
从天宝二年开始，玄宗频频传召安禄山入朝拜见，“宠待甚厚，谒见无时。”
随着入朝次数的增加，玄宗对安禄山越来越倚重。
玄宗的倚重，换来的自然是官运亨通。
天宝二年，安禄山加骠骑大将军；
天宝三年，代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同时兼任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
天宝六年，兼任御史大夫；天宝七年，赐实封三百户，封柳城郡开国公；
天宝九年，进封东平郡王，成为第一个封王的节度使，管兵五万五千人，此时安禄山管兵高达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并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天宝十年，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升左羽林将军，安禄山兼之；
天宝十三年，加左仆射，兼闲厩群牧都使、群牧总监。
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藩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闲厩群牧都使、群牧总监等数职，安禄山的权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手握的十八万，相当于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当时帝国十大藩镇的总兵力约为四十九万人），而当时帝国掌控的中央禁军仅十三万，只为安禄山手握兵力的三分之二。
除此，河北采访处置使，其职责是考察辖区内地方官员的政绩，手握河北各州县官员的政治前途，而御史大夫又有弹劾河北各州县官员的权力，如此河北几乎就是安禄山说了算。
再加上其手握的藩兵，安禄山就是河北的皇帝，玄宗的话在河北都未必有安禄山管用。
对于安禄山造反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总结而言无非就是实力够了，已经到了不反也会被逼反的地步。
手握如此雄厚的兵力，又是河北的“皇帝”，不反才怪！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集结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于范阳起兵谋反。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15万兵从蓟城出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一场彻底改写唐帝国历史，并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就此拉开序幕。
安禄山起兵之初，在玄宗的“助攻”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东都洛阳。
占据东都洛阳后，安禄山于次年正式登基称帝，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年号圣武。
五月，南阳太守鲁炅率领荆州、襄州、黔中、岭南兵卒十万多人，在叶县城北边的枌河跟叛军将领武令珣作战，唐军全军覆没。六月，哥舒翰被擒，潼关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
此时，对安禄山而言，形势一片大好，不出意外，半壁江山可得。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玄妙，天命在唐而不在燕。成为大燕皇帝后，安禄山由于身体肥胖，长年长疮疖，到起兵叛乱之后视力渐渐模糊，这时完全失明，且全身长满块状毒疮。
安禄山本就是一个暴虐之主，现在又饱受病痛的折磨，性格更是喜怒无常，动辄对身边的人使用刑罚，连身为谋主的大臣严庄也遭鞭棍抽打，使得重臣与他离心离德。
除此，失明后的安禄山只对幼子十分宠爱，大有立他为储君的意思，发晋王安庆绪不满。最终，安庆绪联合严庄等燕国重臣发动宫廷政变，安庆绪指使宦官李猪儿杀死了安禄山。
一代枭雄，就这样惨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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