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先生在2015年离开了我们。王尧先生生前一直关注纳西学和藏学的研究。我在进行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研究方面受先生启迪颇多。
我和王尧先生1984年相识在西德科隆，当时他应波恩大学之邀，在那里做访问学者，波恩离科隆很近，所以他与其夫人住在科隆城里。那时，我正在科隆大学协助雅纳特教授工作，由此，我们有缘相识。
王尧
王尧先生在给《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木仕华主编）写的《点点滴滴，关于丽江和纳西族的回忆（代序）》一文中提到：
自1951年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我就结识了和即仁、和志武、和发源、和廷春诸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生活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兄弟。我们一起生活、劳动、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是风雨同舟了。1978年初春，在昆明召开全国宗教学成立大会，由季羡林和任继愈二位先生主持会议，工作组遍访昆明的学术界人士，由此认识了纳西族的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方国瑜先生。蔼然长者温良可亲，承蒙他设宴款待，以后又多次书信往来、鱼雁相通，陆续收到老先生赠送的书籍和刊物，包括《木氏宦谱》油印本和《彝族史稿》等，令人感念。
1986—1987年之间，我应聘在德国波恩大学教书，使馆教育处介绍我认识当时在西德科隆大学工作的纳西族青年学者杨福泉，当时他在协助德国研究纳西文化的学者雅纳特教授解读、翻译东巴文文献（此后，以七卷德文译本在西德出版）。海外相遇，十分相投。以后蒙他赐多种他的著作（1.《火塘文化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3.《古王国的望族后裔》，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一批读物使我增加了许多关于丽江和纳西族的知识，越发萌发了去访问丽江、探一探纳西族文化的念头。
王尧手迹 作者/供图
在德国期间，王尧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上发表《藏文大藏经丽江——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一文，对明代纳西土司木增主持刊印的丽江版《大藏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来，他与李绍明等学者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的校外评审老师，对我研究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初创之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中有关藏传佛教与纳藏关系的章节后来收入了他主编的藏学论文集《贤者新宴》中，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一书出版后，我给王尧先生寄去一本，很快便收到他的回信。
王尧先生在与我的书信往来中，常以“福泉吾兄”称我，令我诚惶诚恐。记得尤中先生在年届九十时送了我一套《尤中文集》，在扉页上写着“福泉学弟存念”。从一个称谓中，可见这一代学人的谦谦君子之风。2002年2月，我曾将拙著《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寄于王尧先生，2月15日收到先生的来信，内容如下，从信中可见其读书的认真。
福泉吾兄大鉴：
收到大著《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当即快读一遍，十分快意。尤其是李先生托付瘗发一段更感到细腻动人。你做事如此认真负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做得尽仁尽义，令我十分感动钦佩，确实是丽江纳西人的古朴诚恳的优良传统，而李先生心愿得以满足，可算他老先生的一大快事也！
书中有几处错字，可能是误植：林和静应是林和靖，潘天授，一般均作潘天寿（不知是否潘先生自己有什么说明授和寿？）这都是小事，再版时，更正一下就行了。张琨先生字次瑶，也是河南人（开封），为马学良先生一妹夫，对苗、瑶、藏等少数民族语，多有涉猎，发表过重要论文。移居美国后一直在西雅图华大（华盛顿大学）、加大（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直至退休。《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专条，是弟执笔撰写的。张先生几次在伯克利招待过我，为人极友善，与李霖灿先生合作，也是珠联璧合，乃是中州河洛人士的结晶作品也。你的几本书都有趣，有可读性，十分难得。希望今后，多写些多出版，充实民族文化的园圃。
从丽江回来两三个月了，但心中着实难忘！
李静生先生与我通信，又蒙赠以东巴文墨宝，心感无几，只希望今后在川大能为川滇民族文化的联合研究作一点贡献，为纳西族培养一两名通晓藏文的人才！
……
壬午新春，谨祝吉祥如意，录一首萨迦格言奉赠。
2005年，王尧先生至云南参会期间，到丽江看了唐代的“格子吐蕃碑”，后来写了《丽江格子吐蕃碑释读剳记》一文，凭着深厚的古藏文功力对此碑进行了深入的考释。他还去参观了李霖灿先生在玉龙雪山下玉湖村的衣冠冢纪念碑。
王尧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为了给和平解放的西藏培养人才，王尧奉调至刚刚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文，并被派往藏区，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据他回忆，那时他对于西藏和藏学一点也不懂，但是在“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鼓舞下，他怀着为国效力的愿望与热情，开始了学习藏文和藏族文化的生涯。
王尧先生后来留校任教，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等。他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对吐蕃时期的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三大藏文文献的研究尤为着力，先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西藏文史考信集》《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藏学零墨》等论著。
王尧先生特别强调“做藏学研究必须要学习藏语文”。他应邀担任四川大学藏学研究博士点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提出的基本一条便是：考这个藏学点的博士研究生，必须要学藏文。他的文章中也多次强调“藏语文是藏学入门的钥匙”。
2010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抽空与乡友木仕华博士一起去王尧先生的家里看望先生与其夫人。自从多年前云南一别，暌违多年。我们很高兴地聊起在德国的旧事，在云南的相聚，谈到如何推进藏学和纳学在今后的比较研究等，还一起合影留念。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的五年后，王尧先生驾鹤西去，离开了他耕耘一生的学术园地。我们的合影，也成了最后的合影。2015年12月17日，惊悉先生去世时我曾写下一首诗，表达我的哀悼之情。
西德访学遇王老，听君深邃论古今。
满腹经纶见闻广，纳藏之学见地深。
滇云携手游石林，春城再聆师高论。
京城家访叙往事，霜秋红叶好时辰。
一别五载时如飞，何期遥别在红尘！
宿学离去名著在，高风长照后来人。
我写下这篇短文，缅怀这位杰出的藏学家，这位一直关注藏族和纳西族关系研究的学界长者。
（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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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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