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疯魔，不成活”
旧京戏班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有所作为，不勤学苦练不成；而且一般的勤学苦练还不成，一定要达到废寝忘食，甚至“疯疯癫癫”的程度，这样才能练出真功夫来。
我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混功”,每当父亲练功时,我也拿上一截棍子在一旁模仿着练。特别是自从首次演出《三娘教子》里的小东人薛倚哥后，戏班里的人都夸我有登台演出的才能，父亲也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气教我练功。开始练，先练踢腿、下腰、撕腿等一些基本的功夫。父亲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是唱武生的，就拿培养武生的路子来教我。如练正面“撕腿”（就是正面劈叉），把两腿劈开伸直了渐渐往下坐。开始我坐不下去，父亲就压着我的双肩狠劲往下压。压得屁股坐在地上以后，就搬来两块大石头，一条腿上压一块。那时候我们这些穷唱戏的也没有表计时间，父亲就点上一炷长长的香插在我面前的土堆上，什么时候香燃尽了，才准许我站起来活动一下，松快松快。痛啊，真是难以忍受，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滴，等一炷香燃尽了，我面前的土地也被汗水淋湿了。硬功夫就是这么用汗水泡出来的。
父亲小时候“写”给王师傅学戏，受尽了毒打。为了早日能学出戏来，他把这套“打戏”的方法也用在了我身上。父亲教得严，我学得也苦。每日白天练完了，晚上还要接着练，一年四季寒暑不辍。记得，那是父亲在武汉搭班唱戏的时候，每天晚上夜戏散场后，他也顾不上休息，赶紧把我叫到后台就教练起来，他做什么动作，就让我跟着做什么动作。然后，父亲手里拿一条枪杆，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反复练习，每当一个动作做得稍差一些，照着我身上“叭叭”就是一阵枪杆抽打。有一天我发高烧，体温达到三十九度多，可父亲还是不让我休息，散戏后又把我叫到后台练带枪鹞子翻身。我由于发高烧，头晕，转起圈圈来只觉天旋地转，一个动作没做好，不想父亲还是把我打了一顿。过去唱夜戏时间拖得长，哪场戏下来也得在十二点左右。这天晚上，我练鹞子翻身一直练到凌晨三四点钟左右，再也支持不住了，一个翻身没转过去，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事后母亲直埋怨我父亲，说不该在孩子发高烧的时候还打着练功。父亲也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可他还是说，越是在身体不利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练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过硬的本领来。当然，他的那套教学方法，今天不该提倡，但那种严格要求的精神，对我艺术上的进步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说实话，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我的身体条件并不怎么好。就拿我这双扁平足来说吧，要是现在报考戏曲学校，一定不合格。因为这是学戏中的一大缺陷，在做一些纵跳翻腾的动作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这双扁平足确实给我练功带来了不少困难，但这不但丝毫没有使我失去信心，反而促使我下决心用辛勤的汗水来弥补所谓“戏理”上的不足。
幼年时代，我一直跟随父母在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等一些地方流浪。父亲经常搭不上班，一时不唱戏就没钱吃饭。父亲被一家人的生活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流浪的途中不得不给人家拉船背纤，那景象至今我记忆犹新。南方的夏天，父亲赤膊光脚，炎热的太阳照射着他那汗水明晃晃的脊背，弯腰弓背，一步一步往前挪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和母亲坐在船上，看着父亲背上那条粗粗的纤绳，好像不是在拖着小船前进，而是紧紧系在了我的心头上，拖着我在长夜难明的苦难社会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爬着。
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眼泪也不由得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父亲啊，父亲，怎忍心让您这样卖苦力气，难道女儿我就不能挣碗饭给您吃？每当我想到这里，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练功那股子劲一下子就窜了上来，便利用船上的“一席之地”练起功来。船一停，就赶紧跑到岸上去，找块松软地练习抢背、吊毛、鹞子翻身等难度较大的动作。那时候练功，倒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目的，只是为了快练出来，好挣钱养家糊口；也就是说，为了吃饭，就得豁出命去练。
过去，舞台上的旦角都讲究跷功，这也是旦角中的基本功之一，每个学旦角的演员都得练。到了舞台上，不仅要踩着跷表演所饰角色的各种身段动作，而且还要挥刀舞枪“打出手”、翻跟斗，甚至还要在摞起的几张桌子上做各种动作,最后一个“云里翻”下来,没有硬功夫是不行的。但是，练这种跷功，就得要付出大量的汗水，经受得起痛苦的折磨，否则是练不出来的。一些看过我的戏的老观众可能还记得，像《阴阳河》里的踩着跷耍挑子，《游湖阴配》（即后来的《红梅阁》）里踩着跷从两张桌子上面做“云里翻”下地的高难度的程式动作也都能掌握得了。在跷功上，我确实下了一番苦功。
在前辈艺人的旦角中，芙蓉草（即赵桐珊）的跷功是很有些功夫的。他所用的那副跷后来不知怎么落在我小姨马秀荣手里。当时我们家穷买不起跷，每当小姨练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练，小姨不练的时候，我就把跷拿出来偷着练。
说起这副跷来，简直就是一副刑具，硬木木头做的，其形状完全仿照过去缠足女人的小脚制作的，宽窄、大小、曲度等也都一切似真，外面再套上袜子和鞋，就和真的一样了。跷长约在三寸左右，下端是前尖，后圆，中间凹，在靠近脚后跟的地方，有一长约八寸，宽约二寸，厚约二三分，向上斜起的托足板。
踩跷时，演员脚掌的中后部，基本上都要托在这条板上。因此，演员的体重，就要靠前脚掌支撑。为了不使脚后跟露出来，托足板和地平面要成七十五度左右的倾斜角，使足后跟和腿肚子接近垂直，足面和胫骨正面垂直。就和跳芭蕾舞一样，不过就是脚趾前是个三寸木制的小鞋，脚趾在小鞋上，脚趾、脚面和腿成一直线，后边放一木板捆上，比现在穿溜冰鞋难多了。想想看，这样一副跷踩在脚上，怎能好受得了。
练跷功时，先把两只跷牢牢地绑在脚上，然后背靠墙笔挺笔挺地站着，这叫“站跷”，站得时间长了，两脚便由胀变为酸，再由酸到痛，渐渐地腿、腰，甚至背部都感到了酸痛，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由靠墙站立逐渐过渡到扶墙行走，练到一定程度就可离开墙独自站立和行走了。然后再增加难度，在地上放两块砖，或平面的石块,站到上面去。一站就是半天多,这叫“耗跷”。时间站长了，两腿都麻木了，再由人扶着下来走走，那个滋味可难受了。
“耗跷”以后，接着就练“走跷”、“跑跷”以及走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了。
这样练出的功夫，不论是台步还是身段，确实好看，可是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但为了早日能学出戏来，当时我主动找苦吃，在我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硬是练出了跷功。
我们家到了北京后,在裘字街住了不久,就搬进了西砖胡同周义宸（唱老生的）的两间西厢房。这时，父亲搭不进戏班，在家闲着没事,我们父女二人便齐发奋,一门心思用在了我的学戏练功上。
常言道：“功夫要练好，一年三百六十个早。”其实，那时我练功，哪分什么早晚。我身穿一副破扎靠，脚蹬一双硬厚底靴，没日没夜地在院子里练来练去，实在累了就打个盹，一觉醒来接着再继续练，有时连打盹的时间也不放过，一个“朝天蹬”（即把一腿伸直，抬到耳边）压着腿睡觉。那副破扎靠穿在身上，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知道往下脱。
头上还得带上破盔头，破盔头上还加了一些沉重的东西。记得有大铁锁、大铁链子等，为的是加重头上的分量，平时练时，头上加重练习惯了，到了舞台上，就会显得轻松自如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贫困的时候。父亲没有戏唱，挣不来钱。费好大劲只能买上五六斤“共和面”，根本不敢吃干的，只能一天吃两顿稀糊糊。有时我练功练得肚子饿了，端起碗来就喝，可当我想起某一个武打套路时，饭也顾不上吃了，放下碗又到院子里练起来。长年穿着厚底靴练功，把四合院的那满地青砖磨得坑坑洼洼，房东女主人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燕侠，以后等你成了名，你要赔我这一地砖！”
荀慧生
练武功是这样，练文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起先，我的嗓音条件并不好，我就下大工夫练。冬天，外面下了雪，雪一化墙上挂了一层冰，我就对着墙喊嗓子，一喊就是几个小时，墙上那层冰都被我呵出的热气融化了。要么我就找来一个大肚小口的坛子，把嘴对紧坛子口喊嗓子。开始不但别人听不到声音，就连我自己也听不到，练得日久天长了，那“嗡嗡”的声音就出来了。因此，后来我的嗓音不但能打远，而且能够持久不衰，不致因嗓子累了而嘶哑，或出现其他的毛病。三十多年来，不论是风天、雨天、雪天，还是干燥的天气，我的嗓子从来没坏过。在同一天晚上，我能唱完了唱功十分繁重的全部《玉堂春》，紧接着再演唱、念、做、表都比较吃重的全部《红娘》。直到现在我仍喜欢翻高腔，而且翻得上去，这不能不说跟我扎实的幼功有很大关系。
俗话说：“若要漂、帅、脆，就得练功不怕累。”我练功，不是要演什么才练什么，而是京剧里的各种行当我都练。年轻时我专工花旦,但青衣、刀马旦、文武小生,甚至彩旦、丑行的功都练。因此，我不但能掌握一般的唱、念、做、打，而且武生中的一些高难程式动作，我也能做得上来。
这样全面练功的结果，无疑开阔了自己的戏路子。我演过好几十个年龄、性别、身份、性格不同的人物。从行当来讲，包括青衣、花旦、刀马旦、彩旦、文武小生，甚至小花脸等，我都演过。仅从1943年我十五岁时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到1949年这段时间内，我就演了七十多出戏。这也正像戏班里常说的“功不亏人”。
我的老师在我练功学戏期间,先后拜过好几位老师,使我有机会学习王（瑶卿）派、荀（慧生）派、梅（兰芳）派的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前辈的流派艺术。我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早在我跟随父母在南方流浪期间，有一次到了上海，曾拜着名王（瑶卿）派青衣金碧砚为师。因为当时没有钱，学不起，只跟金老师学了《宝莲灯》等一两出戏。
到了北京后，我先是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为师。那是在1942年8月23日,当时的习俗，拜师是要请吃酒席的，八大盘八大碗地摆几桌，请老师、亲朋、同行等吃喝一顿，酒席间正式举行拜师仪式，然后一登报，社会上就公认谁是谁的正式弟子了。但因当时我家无钱摆请酒席，没有公开登报。
荀慧生在他同一天的《艺事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因赵家贫，没有请客，只向我磕了个头就成了。”当时，荀先生在舞台上已是久负盛誉了，早在1939年就已收了童芷苓、毛世来、吴素秋三个已经能独自挑班的演员为徒了，而我仅是一个穷苦艺人的小姑娘，拜师又不请客，在当时来说有损老师的面子。但他能收我,说明已是很不简单的事了。据荀先生讲,他发现我是块唱戏的材料，有艺术素质，有刻苦精神。荀先生曾对他的“二旦”何佩华说:“这个孩子,看来是很有出息的。”
荀先生只给我指点了几出戏，而我所学的荀派戏基本上都是跟何佩华老师学的。何老师虽说武功差一些，但一些荀派戏他都会。在教我学戏期间，每月给他三十元钱。我跟他学了《红娘》、《香罗帕》、《钗头凤》、《红楼二尤》、《勘玉钏》、《荀灌娘》等。后因没钱学不起了。不久，荀先生看了我演出的《十三妹》后，很满意，就把我又介绍给了李凌枫老师。
李老师专教王（瑶卿）派青衣，很有名气，许多名家都是出自李门，一般人他不教，因此教人学戏要价也比较高。我父亲咬了咬牙，把自己仅有的几件行头当了五十元钱，让我跟李老师学了一个月，只学了《祭塔》、《朱痕记》、《王春娥》几出戏，又没钱学下去了。
提起李凌枫老师,我不由得联想到1980年2月25日为纪念着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八十诞辰的一次演出。我和袁世海、李万春、谭元寿、周和桐、刘雪涛以及外地来京参加纪念演出的马（连良）派演员马最良、言少朋、王和霖等同志同台演出了马派名剧《龙凤呈祥》。这次演出，可以说班子搭配相当齐整，也是近年来少见的合作。我饰演戏里的孙尚香。这任务刚接了下来，就引起了同行一些同志的议论。有的说,从来没见我演过《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似这样的“大青衣”不知我怎么演。甚至有人说我演孙尚香是围棋盘里下象棋——不对路数。面对这些议论我沉思了许久。在怀念马先生的同时，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李凌枫老师教我学戏的情况。
我是十四岁那年拜李凌枫为师的，当时由于我们家里穷，连睡觉的床也没有，我只好睡在父亲的两个戏箱子上。父亲和母亲睡觉的炕上，一领破席子补了又补，其景况可想而知。李老师第一次来我家教戏，一看我们的家境，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但他并没有因为我家穷，拿不出钱来学戏就不教我了，每星期仍是抽时间来我家两次。那时李老师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儿，魁梧的身材，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灰呢子长衫，说话和蔼可亲。他教戏准确、规矩、实授，不但对我要求严格，而且教的速度要比别人快得多。我也特别珍惜李老师教戏的时间，为此经常没吃过一顿整饭，每天除了练七八个小时的功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背戏词，走身段。吃着吃着饭忽然想起某一个动作来，放下碗就到院子里练起来，多年来已成了习惯。等走完了身段，饭也凉了，只好勉强吃两口冷饭，时间长了就落下毛病。有一天中午,我得了急性肠炎,泻肚不止。下午李老师又来给我说戏，可我又舍不得不学，要学身体又实在支持不了。李老师见我这个样子，忙劝我休息，说明天给我补一天，我这才放了心。
第二天，李老师果然来给我补课了，教的就是这出《龙凤呈祥》。这出戏我虽然三十多年没演了，但由于当时李老师教得认真，我也学得用心，因此还一字不差，一腔不错地牢记在心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刻划孙尚香这个人物，这次演出的时候，我请着名琴师李慕良同志帮助我重新整理、设计了孙尚香刚出场时唱的“昔日梁鸿配孟光,今朝仙女会襄王；暗地堪笑我兄长,安排毒计害刘王；月老本是乔国丈，纵有大事也无妨”一段唱腔，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小的改动。
赵燕侠
在我的老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要算我正式的启蒙老师诸如香了。诸如香是梅兰芳的二旦，多年跟梅先生一起搭班唱戏，花旦戏很有功夫，是当时梨园行里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在诸如香年富力强，能挣钱的好时候，不要说家里有多少财产，光置买的房屋就占了半条胡同。可就因为他嗜好抽大烟，把好端端的日子给抽穷了，到后来房屋财产变卖一空。诸如香穷困潦倒了，刚五十来岁就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干巴老头儿，这还怎么演旦角戏呢？他再也搭不上班了，又没有亲人照管，最后流落街头成了乞丐。
诸如香不能登台演戏，连教戏也没人看得上，虽说他要价不高，每教一次戏也就是要个三毛两毛钱，可谁也不找他。我学戏没有钱，请“名牌”老师请不起，穷对穷，便请诸如香做老师。
开始我是怎样认识诸老师的呢？还得从我捡白薯蒂把谈起。当时我们家最穷的时候，没饭吃，我每天练完了功就去牛街那个卖烤白薯的那里捡白薯蒂把。每次我去到那里，除了看见有三两个买烤白薯的人外，常常见一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儿坐在那里，跟烤白薯的闲聊天。遇到天气暖和时，老头便把上衣脱得光光的，蹲在烤炉旁捉虱子，肚子饿了就要块烤白薯吃。那个卖烤白薯的也总是把不好卖的小白薯赐给他。一旦老头肚子吃饱了,也就高兴了,便哼哼起京戏来。原来，这就是诸如香。
有一次我又去拣白薯蒂把，适逢诸如香刚吃完两块白薯，又心满意足地唱了起来：“手指着西凉高声骂，无义的强盗骂几声。我为你不把相府进，我为你失了父女情。既是儿夫把我卖，谁是那三媒六证的人。”
我仔细一听，他唱的是《武家坡》中王宝钏唱的一段西皮二六板，有腔有调，韵味十足，好听极了，绝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上来的。这个穷要饭的想必有些来历。于是，当我捡完了白薯蒂，便大着胆子问起来：“先生，您懂京戏吗？”
“懂，好些戏我都懂。当年梅兰芳唱戏离不开我，谁不知道我诸如香是出了名的‘诸二旦’。哈哈哈哈……”说着诸如香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声刚止住，脸上的笑容突然不见了，他摇了摇头声调低沉地说：“现在不行了，成了‘叫化子旦’了。”
我一听是梅兰芳的二旦，既敬佩，又为他的处境而同情。也是我求艺心切，便问：“先生，您会教戏吗？”
“会，会！只要愿意学，我把我会的戏全都教给你。”诸如香一叠连声地回答。
我们又攀谈了一会，各自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越谈越亲切。当我提出要拜他为师时，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满口答应说：“可以，可以，我愿意教！”
诸如香也没提什么条件，这事我们就算说定了，约好了时间，单等着拜师了。
不知怎的，这天我特别高兴，一回到家里就对我妈说：“妈，我要拜一位老师。”
“是谁？”妈忙问。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梅兰芳的二旦诸如香。”我回答说。
爸爸听了一旁插话问：“听说这人近来情况很不佳？”
我怕爹妈不同意，忙辩解说：“管他佳不佳，能教戏就是好老师。”
爹妈再没言声，这事总算全家通过了。
拜师那天，诸老师大清早就来到了我们家。我妈不认识，见面吃了一惊，忙问：“燕侠，怎么把个讨饭的领回家来？”
我解释说：“这就是我要新拜的老师。”
按照习俗，拜师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要穿最好的衣服，显得体面。
当时我没有好衣服穿，诸老师的穿戴就更不用提了。他身上穿一件一年四季都不更换的破蓝布大褂，这里吊着块破补丁，那里挂着条破铺衬，看上去倒像是一件“八卦仙衣”。头上一顶破瓜皮毡帽，几束头发像那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从破洞洞里钻了出来。诸老师见了我妈的面,忙寒暄说:“弟妹，今天是个喜日子，我就早来了。”
旧时拜师学艺先要磕头行礼，我刚跪了下去，诸老师慌忙伸手来搀，说：“不要了，不要了，快起来，快起来。”
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又没有钱买，母亲便多放了些“共和面”蒸了一锅窝窝头，又对付了几个小菜，诸老师大口大口地吃了个响饱。
第二天，诸老师就来给我正式说戏了。他先教的是《春秋配》，说戏文，讲程式，排身段，两手拍着板，嘴里又是锣鼓，又是胡琴，既有规范，又有独特的路子，教得严细认真，一丝不苟，可卖力气了。我心中暗暗佩服，不由得对这位穷老师肃然起敬了。
诸老师累了，他让我仔细琢磨琢磨，练一练，自己坐在一旁想休息一下。
诸老师刚坐下不久，那满身的虱子可就闹腾开了，一时身上痒痒难忍，他脱下了身上那件油灰发亮的破衬衣，捉拿起虱子来。我正在练习戏里姜秋莲跟随乳娘荒郊拣柴的一段西皮原板：“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我的父名姜绍贸易天涯；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打骂，无奈何到荒郊拣拾芦花。”当唱到“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打骂”一句中的“打”字时,一个托腔我没有唱准,诸老师突然说了句：“停！”
看来诸老师是在埋头捉虱子，实际他在仔细听我运腔、托腔、吐字、喷口等运用得如何。他越听越觉着我没有把戏情唱出来，就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接着诸老师就给我说了如何唱好这段唱腔的经验之谈，什么唱戏要先解意啦，如何把姜秋莲受继母虐待，被迫到荒郊拣柴的抑郁苦闷心情唱出来啦，怎样才能做到行腔正、吐字准、规矩严啦，诸老师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教完戏，我妈当场给了诸老师两毛钱，他见炉子盖上烤着几块窝头片,伸手拿了两片,高高兴兴地走了。
诸老师每天来我家教戏，先是连说、带唱、加表演地教一阵，然后就让我自己练习，他坐在一旁，不是跟我妈要块铺衬补破衣衫,就是脱下衬衣来捉虱子,可一旦我在练习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便马上给纠正。就这样，我跟诸老师学会了《花田错》、《春秋配》、《破洪州》等许多戏。有些戏，后来成了我的拿手戏。回想起来，诸老师真有戏。但旧社会埋没人才，糟践人才，多可惜呀！
1982年的秋天，我在沈阳演出，见到了诸如香的儿子诸世芬同志，论起来他是我的师哥。世芬师哥特意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想起了诸老师，也谈到现在的生活。诸老师要是活到现在，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他可以把他的一身技艺全部贡献给青年一代。
赵燕侠
第一次正式演出
岁月，伴随着勤学苦练的汗水偷偷流走,不觉到了1943年的初夏,我已经十五岁了。一个演员，长期关门练功，不登台演出，功夫练得再好，在舞台上也是难以站得起来的。
当时，在北京由戏剧界的戏把头霸占着舞台。一个演员，特别是没有名气的演员，要想搭班唱戏，就得由他们开“绿灯”，这就必须得对他们拍马屁，进行贿赂。否则，你就别想吃这碗戏饭。因此，一些演员既恨他们，却又不敢得罪他们。我父亲为人正直，一向不善于拍马，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无钱做“社交”活动。再加上北京的梨园界“欺生”，父亲在南方虽说小有名气，可到了北京，在舞台上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自己搭班唱戏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像我这样社会上不知名不知姓的孩子了。可总得设法让我在舞台上露一露，创创牌子，好挣钱吃饭呀。为这事，我父亲和母亲确确实实为了难。一天晚饭后，两人愁眉不展，打起主意来。父亲说：“咱们已在燕侠身上花了十
来年的心血，就是穷死，沿街乞讨，也得想办法让她唱一场。”
“没有钱唱不了呀。你也不是不知道，家里惟一值钱的几件行头早就当卖光了，再也没有变钱的路子啦！”母亲回答说。
“我来想办法，先出去联系一下看。”父亲说。
“如果能打通路子，让燕侠唱一场。唱好了，燕侠也就在北京站得住脚了，咱们就继续吃这碗戏饭。要是唱‘砸’了，咱们就……”话到这里，母亲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搅痛了心，说不下去了。
“砂锅捣蒜，就看这一下子啦。这也看她个人的造化如何了。”父亲说着按上了一锅子烟，点着火叭达叭达地抽了起来。
“唱不好，咱们还回南方，给燕侠找个主，有个安身吃饭的地方也就算了。”说着，母亲偷偷抹了一把眼泪。
这一宿，一家三口人谁也没睡好觉。第二天，父亲一起早就出去了。
父亲来到了前门外的大栅栏，找到了三庆戏园子里的经励科。这是当时京剧班社后台服务人员的一种组织，为“七行七科”之一，其任务是在组班时邀角请人，俗称“管事”或“头儿”。但与舞台上的文武总管等管理人员不同，他们对前台演出不负任何实际责任，只在幕后操纵人事。他们大都是后台经理的亲信。说来，这种经励科是盘剥演员的一种“小衙门”。他们养着一批人，称为“学生”，自己不会唱戏，可跟各个戏园子都有密切的联系。邀什么角唱戏，在哪个戏园子里唱，都得由他们出面沟通联系。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工作从中渔利，赚大钱。
荀慧生
为了让我能有个“亮相”的机会，父亲只得向管事的说好话。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请管事的多栽培，给予方便。当我父亲向他提出让我挂头牌演出时，管事的一见父亲穿戴得满身寒酸气，待答不理地问：“拿得起红票和包厢吗？”
那时的戏园子，楼下的座叫“池子”，每张戏票差不多要伪币一块钱。楼上的座是雅座，都是一个格一个格的，每个格就是一个“包厢”，可坐五六个人，少说也得五六元钱。一些名演员演出时上座率高，票卖得出去，唱戏时不需要自己带票。像我这样刚要“露面”的演员，没有名声，要挂头牌唱戏，人家怕票卖不出去,赚不着钱,因此必须自己带一部分票,票钱自己拿,这叫“红票”。
父亲问管事的：“需要拿多少？”
“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
“我一定想办法。”
事情虽说谈妥了，可这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就得三百多元钱呀，我们家哪里拿得出来。没办法，只好去求在北京的惟一的一家亲戚——我的七姑夫。
这位七姑夫是北京的一个大商人，家里富得流油，光皮货店、钟表店、金店就开了几座，就连当时赫赫有名的丰泽园饭馆，还是他做老板呢。我七姑妈赵玉英十六岁上只唱了一出戏，就被迫嫁给这位四十多岁的商人做了二房。尽管七姑夫钱多得数不过来，可是一个劲地虐待我这位戏子出身的姑妈，放着大米、白面霉了烂了，也不让她吃，净给窝窝头吃，弄得我七姑妈整天哭，埋怨自己命苦，不该嫁给这样一个人，真是后悔莫及。
七姑夫自从和我们赵家结了亲,总觉得和一家唱戏的来往不体面,不愿见我们赵家的人。因此，他和我们家虽然同住在北京，却如同相隔千里万里，基本上不来往。只有我七姑妈心里老惦记着我的学戏练功，常常把自己积攒下的三元两元的钱瞅机会偷偷塞到我父亲手里。
就为那二百张红票和二十个包厢，父亲连着找了七姑夫三趟。怎奈这位势利眼的商人，概不相见，一次次拒父亲于门外。第四次上门，七姑夫总算见了我父亲的面。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见面后，也没有多少话好说的。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已在戏班里联系好了，准备让燕侠……”
“什么戏班长戏班短的，我不爱听！”父亲话还没说完，不想“戏班”两个字眼却重重触着了七姑夫的疼处，他话里夹枪带棒地把我父亲的话一下子给堵了回去。
“七弟，我准备让燕侠登台唱一出戏试试看。如果这孩子戏唱成了，在北京就有立足之地了，以后靠她养家糊口。我们从此就不麻烦你了。如果这孩子唱‘砸’了，站不起来，我们全家就离开北京，决不连累你，就再也不求你了。
看在七妹的面上，只求你帮这一次忙，给拿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
尽管七姑夫话里带了许多的“刺”，可父亲一点没有发火，仍是寄希望于七姑夫发“善心”，恳求七姑夫的帮助。七姑夫躺在沙发上沉思了许久，最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好吧，谁叫我有这门子穷亲戚呢。咱们把话说在头里，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有钱我也不会往你们戏班里放，以后少在我身上打主意！”
“以后决不再来麻烦你。”说完，父亲起身就要走。
“等一等。”七姑夫态度严肃而又冷淡地说：“以后，在人面前不要提起跟我是亲戚！”
七姑夫的话，像一把大火在父亲胸中燃烧。不过，他没有跟这位商人吵，强按着怒火，难过地低头走出了大门，长叹了一声说：
“天哪！亲戚尚且如此。难道说唱戏的就比别人矮了一头？”
赵燕侠
父亲经过几天的艰难奔波，我唱戏的事终于有了些眉目，打炮戏是《十三妹》。
这是根据小说《儿女英雄传》编写的一出戏，当时是八本连台本戏。戏的大体内容是说，有一位叫纪献唐的大将，手下有位中军官何纪。何纪有女玉凤，生得聪明伶俐，且又漂亮。纪献唐给儿子提婚，何纪不应，被陷入狱，忧愤而死。其女何玉凤化名十三妹，去红柳村邓九公那里学了一身好武艺，伺机为父报仇。行至悦来店碰上了安骥安公子,细问情由,方知安公子之父出任淮阳县令，被上司所参，下了狱，需银六千两赎罪。安骥携银三千两前往营救，驴夫见财起意想害安公子，一同误入能仁寺，被恶和尚绑缚要杀。正在这时何玉凤也赶到能仁寺，杀死寺僧，救出安骥与被掳抢的农家女张金凤及其父母，并为安、张联姻，赠金借弓，使他们前往淮安。
戏里的女侠何玉凤，穿红色打衣、打裤，戴红色风帽，胸前盘红十字，腰上挎刀，带镖囊，身上背弓，手持马鞭，机警、灵活、武艺高强。要把这样一个具有侠骨义胆、疾恶如仇的少女演好，既要有好嗓子，好嘴皮子，又要有拿手的短打武功，特别是要把一口说京白又不完全是京白，说北京话又不纯粹是北京话的不同于一般花旦的念白说得清楚流利，恰如其分地表达“戏理”，更是不容易，不能不说是旦角中很“吃功”的一出“身份戏”。我们是从悦来店演起的，我演何玉凤，安骥由着名小生叶盛兰饰演，名花脸侯喜瑞演邓九公，名丑马富禄演彩婆子赛西施。多么硬帮、齐整的班子啊！谁知道我能不能把何玉凤这个角色演好呢？要知道，这是决定我“命运”和全家生活出路的一次演出啊，连日来父亲和母亲总是提心吊胆。
听说我要演戏，四姑妈赵美英放着自己的戏不演，专程从天津赶来北京，抓紧一切时间帮我排戏。此时我的老师何佩华更是巴不得让自己的弟子一举成名，整天手把手地教，在我身上下了大工夫。为了教我把剧中人的身段走得准确漂亮，他在前边反反复复地一面走，一面做，让我跟在后边一点一点的模仿。哪料想，教的有心，学的却无意，何老师前面认认真真地做动作，我却以为自己早会了，心不在焉地粗略比划一下就算了事，脸上没有表情，动作当然也就死板，何老师直着急，说：“你跟着我走呀。”我说：“您先走呀。”我父亲、母亲、四姑妈和七姑妈看了这般情景，也不知道怎么是好。父亲后悔不迭地说:“糟了,当初不该提出演这出戏，应唱《大英杰烈》就好了，能看出燕侠的功夫来。”四姑妈也说：“这出戏不藏拙，真不该让燕侠唱《十三妹》。”
时间在一片担心、忧虑中一天天过去了，演出的日子来到了。这天，父亲和母亲里里外外忙得也没顾上吃晚饭，只给我弄了点吃的，便一同赶到了三庆戏园子。
各行当的角色都来了。何佩华老师和他的夫人也来了，进了戏房就帮着我化妆。可以看得出，当时何老师对我也是心中无数，不免有些担心,怕我唱“砸”了。他显得有些紧张,拿起一朵花来，刚要往我头上插，不料手哆嗦了起来，强自笑了笑说：
“今天我是怎么了，心里咚咚直跳，手也不听使唤了。自己唱戏也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形呢。”
何师娘看了何老师那副样子，憋不住地笑了，说：“瞧你那样子，燕侠都不紧张，你这当老师的倒怕了起来，这又不是要进杀场，今天唱不好，明天还可以再唱嘛。”
“说得容易，你又不是经励科的管事的。”何老师还了师娘一句，仍端详着给我戴花。
此时，父亲给我也帮不上忙，背着手在戏房门外踱来踱去，手里夹着的半截烟也不知什么时候在手指缝里熄灭了，他不但没有感觉，而且早已搓得粉碎，可见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一阵急促的锣鼓催促着人们走进了戏园子。父亲拿了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票，戏园子里又卖了四百多张票，一共六百多张票，那时的剧场小，八九百人就满了，上座率达到七八成，一般说来就算不错了。
荀慧生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我的七姑妈也都来了,在池前就了座。父亲和母亲担心我唱“砸”了，既不敢在前台看，也不敢在后台看，两人扒在戏园子外面的一个窗户上偷着往里看。
已经缓锣鼓了，戏开演了。我冷静了一下，站在台帘后边等着出场。“急急风”锣鼓突然以强有力的声响敲打了起来，我一掀台帘侧身出了场，先是来了一个“亮相”，观众给我来了个“碰头好”，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在激烈的锣鼓声中，我手扬马鞭，走起“趟马”来，我越走越快，像一阵风似的，台下来了个“满堂彩”。
何玉凤走完趟马，接着是大段自报家门的念白：“我，何玉凤，父讳何纪，在经略七省纪献唐将军麾下充当中军官。只因那纪贼……”通过这段念白，既要把何玉凤的身世讲说清楚，又要表现出对仇人纪献唐的满腔仇恨，念时要一字一句念清楚，节奏上的抑扬顿挫十分鲜明，尤其强调有节奏的声调与有节奏的表演动作要互为统一。我小时候练功，有一个时期就每天拿这段念白磨练嘴皮子的功夫。因此，当我念完这段念白时,台下又给我鼓了掌。随着剧情的发展,戏也就继续往下演，以后不论是唱、念白、还是武打，台下观众不断给我鼓掌。
“悦来店”一场戏，何玉凤的唱腔不多,只有六句西皮摇板,开始的两句是“单人独骑下山岭，不报父仇气难平”，第一个下场时的两句是“催动驴儿趱路径，常把父仇挂在心”，要通过唱腔表现出何玉凤复仇心切来。特别是能仁寺一场戏中，何玉凤与全寺僧人有一场激烈的武打，我把平时所学的纵、跳、翻、跃等各种武功动作都用上了。戏中何玉凤与恶僧夺刀的一个场面，两人刀来拳往，寒光闪闪，搏斗激烈，动作惊险，扣人心弦,演到那热闹处,观众又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下看戏的荀慧生老师也为我鼓了掌，事后他还夸赞我说：“有挑班的台风，有发展前途。”
演出总算圆满地结束了，观众在一片赞扬声中走出了戏园子。荀慧生老师，何佩华老师，还有我的两位姑妈都到后台来向我祝贺。趴在窗户上偷着看我的父亲和母亲，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抹了一把眼泪说：“这一炮算是打响了。”
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了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十分高兴地说：“你我总算没在燕侠身上白下工夫！”
赵燕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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