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夏晓虹
●郑师渠
●贺耀敏
梁启超终生热衷于政治，却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学问家，他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思想和著述，被一些学者尊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在梁启超去世后的90年里，对他的研究、评判和解读从未终止。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关键先生”，无论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学史、教育史、新闻史，离开梁启超，都无从谈起。
能在一个时代深刻打上自己烙印的人物，通常都充满争议性或者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他于昔日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未被时间完全解决，他的一些理想仍然是国人未竟的事业。
（在梁启超逝世90年后，借助《梁启超全集》出版的契机，海峡两岸的数十位学者齐聚北京，以“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为题展开座谈。本文根据部分学者的现场发言整理。）
坚持立宪，引进现代国家概念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如果说中国近代有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梁启超。中国近代的很多思想观念和学科知识，都是由他最先介绍进来，从而得到延伸和发展的。他不是某个部门的专家，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
梁启超的一生，就政治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是坚持立宪，引进现代国家观念，主张限制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认为皇帝是“天子”，是“慈父”，而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子民”，“子民”不能脱离国家，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家权力不是来源于天，皇上也不是父亲，我们可以和他脱离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如果选举出来的人不能为我们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换掉，这实际上是霍布斯的理论，但在皇权神圣不容置疑的时代提出来，是具有震撼性的。
此外，梁启超还大力宣扬纳税人的观念，说我们不应当感谢皇帝，因为是我们养活了他，就像我们养活了一个保姆。我们把钱给保姆，如果她不为我们做事，那么就可以把她辞掉。从戊戌以后，梁启超就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趣味至上的 “启蒙者”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阅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并编纂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及多种选集
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
他是保守派，还是预见者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思潮与学派》等
1936年的《饮冰室合集》，是在国家动荡不安、政治上遭受打压的情况下出版的，当时能出版那样一套文集，非常了不起。然而，这套书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再版，这跟对维新派的认识偏颇有关。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被认为是拒绝革命的保守派，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性。《欧游心影录》被说成是他后退的典型，但正相反，今天看来这本书恰恰是他保持前沿思考的一个突出例证。他到欧洲各国走了一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前面两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自觉》提出了十几个重要命题，指出我们不能光做中国人，还要做世界人。欧洲发生了世界大战，说明欧洲肯定有它的弱点，中国人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中国文化肯定也有其优点，我们中国人要有所自觉。他主张中国人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来提升改造中国文化，然后再拿新的中国文化回报世界。如今来看，这种观点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这种理想已经实现，可见他是一个出色的预见者。
主张鼓励资本家，保护劳动者
●贺耀敏
经济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积极宣传维新，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极富鼓动性的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经是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反对“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而呼吁伸民权、设议院。维新变法的失败，刺激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指出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
他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业组织托拉斯，称赞其为“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计学”，是最普遍、最宝贵之工业法门。他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增值国民财富的问题，指出生利者多则国富，分利者多则国贫。在他看来，当时的四亿人口中，“分利”之人占了一半以上，“国何不贫？”所以，他提出，要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耗、不事劳动的“分利”之人，同时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汇的做法，对利用外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外汇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利用不好则会被债权国所控制。
撰文、整理/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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