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闻道者布衣
日前文史宴发过刘炜考证官渡之战的文字，对官渡之战前后考据得非常到位，但对战争过程着笔不算太多。本文综合考察李典、于禁、曹仁、李通等人的列传，勾勒出全景式的官渡之战，大家可以发现，剥去曹魏史官的话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袁绍，相当狼狈，完全靠火烧乌巢才得以翻盘。
官渡战场上两军人数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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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渡之战这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免不了会被后世传奇化，尤其在参战人数也就是双方兵力方面，许多人的观点还停留在“曹操以袁绍十分之一的兵力击败了袁绍”、“曹操以一万兵力击败袁绍十万精兵”上面；还有一些历史爱好者了解的深入一些，认为现在在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应该是曹操领兵三四万，袁绍则是有十万多的兵力,认为“曹操兵力是袁绍十分之一”的说法不过是演义中的夸大化、传奇化，而“曹操领兵三四万，袁绍领兵十余万”才是《三国志》正史所承认的双方兵力的真实情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官渡之战被神化过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三国志》对于官渡之战兵力的描述：“（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由此可见，陈寿只是点明了袁绍的兵力是“众数十万”，《后汉书》也据此引用了这个数据，说：“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肯定了“袁绍拥有精兵十万左右的兵力”这一说法，并且在众多史学家的考证下也未遭到明确质疑。
但是，《三国志》中却并未明确说明曹操的军队的兵力情况，而是在荀彧传中说荀彧在给曹操的信中提到“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由此可见，“曹操以袁绍十分之一的兵力击败了袁绍”、“曹操以一万兵力击败袁绍十万精兵”这种观点非但不是演义和野史的锅，倒是《三国志》这部“正史”所阐述的观点啊。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袁绍兵力足有十万”这一点还是很可靠的，范晔的《后汉书》对此是表示承认和支持的，并且对此照单全收进行了引用。此外，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也并未对袁绍兵力进行质疑，最多也只是将郭颁《世语》中的数据（步卒五万，骑八千）附在后面，反观裴松之对于《三国志》中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军队的实际兵力情况的态度，裴松之对于《三国志》的说法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按照《三国志》的说法，陈寿所说的“十分居一之众”也就是曹操的军队兵力仅仅只有袁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以袁绍军队十万兵力来计算，曹操的兵力就是一万左右。加上其在武帝纪中所提及的，官渡之战在进行到八月左右的时候，曹操的军队“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此外，在同卷中还曾提及曹操与文丑率领的部众作战时作战的骑兵还不满六百。
《世语》就据此将六百余骑为曹操的骑兵总数，从而进一步塑造了曹操带领人数只有一万余人且骑兵不满千人的部队对抗袁绍十万大军(其中有骑兵一万)的官渡传奇。
然而，这些“正史”所塑造的传奇必定需要也应当受到质疑，早在南北朝时期，裴松之便做了详细的讨论。
这位裴老先生颇有当代理科男的思维作风，直接根据曹操从发家开始直到官渡的兵力这段时间的兵力增减波动进行了计算：
首先，在曹操刚刚起兵时，基本上没什么家底靠山，仅仅只靠着自己的祖产和一些地方大族支持获得了五千左右的兵力。随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比如在初平三年时，曹操率兵击破了兖州的黄巾军，受降卒足足有三十余万人脑，男女人口大概有百余万口，虽然说收编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精选，但就算算上战争损耗，算作十选其一，也该有三万多的人马。
再说说曹操收揽的部众，比如许褚，聚集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曹操巡抚淮、汝地区时，许褚“以众归太祖”，可见这是一次集体归附行动。曹操激动地说:“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可见这支许家军对于曹操的重要性。
再比如李典，养宾客数千家，兼有自己的私家武装。兴平元年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的时候，吕布在乘氏“为县人李进所破”，足见乘氏李家的实力。官渡之战期间，李典又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建安九年曹操控制邺城后开始将其建设为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李典主动请缨，率领“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二千余口”迁徙到邺城。既主动表示了自己不再经营乘氏的地方势力，也为曹操发展邺城提供了新生力量，故而深得曹操的激赏。其在魏国武将中地位特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说来，光这支李家军就不容小觑。
李典的家底相当雄厚
同时，在不断的扩张中，曹操还收编了袁术，吕布，刘备等多股力量的残余部队，“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在官渡之战前，曹操还接受了南阳张绣的投诚，后者亦有数万部队，并且直接参与了官渡之战，“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就算是张绣的部队也被拣选精锐，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汰，也应有数千之众。
何况荀彧在兴平二年劝曹操不要进攻徐州时曾说：“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裴松之据此认为“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此外，关于曹操的军队的战马问题，裴松之也表示怀疑。因为钟繇传里曾提及钟繇任司隶校尉，曾在官渡之战期间“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可见曹操的军队骑兵绝不可能只有区区六百余骑。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世语》使用数据不当。因为陈寿只是说曹操在击杀文丑这一场具体战斗中骑兵不满六百，并未说曹操的军队只有这些骑兵。
在历史上，曹操的骑兵部队自其讨伐董卓之时起，就一直是由曹仁统率的。可惜对于这支部队本身，陈寿的描述不多，但曾提及早在官渡之战前数年，当曹操与张绣作战时，曹仁曾率领骑兵集群单独行动，“虏其男女三千余人”。正如裴松之在分析杀俘问题时所言“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缺乏火力武器和速射武器，如果人数很少的话，也很难做到俘获三千余人归来的战果。
具体到官渡之战，曹仁的骑兵集群既不在官渡主防线，也不在延津，白马战场，而是被部署在阳翟地区，目的在于截击袁绍军袭击曹操后方的迂回部队。直到形成对峙局面后，才进入官渡战场。
总之，曹操的军队虽然总体上弱于袁军，但还远没有达到相差十倍的悬殊。荀彧所谓“十分居一之众”，应该属于一种文学化的夸张表述，而不是严谨的军事分析。而审配，郭图所谓”十围五攻敌则能战”，同样只是借此强调袁军处于强势，而且，二人说这番话时，正是袁绍消灭公孙瓒，拥众数十万的时候。
由于曹操长期采取精兵策略，自然与袁军数量悬殊。但是，这次军事会议后，袁绍也采取了精简路线，率领了十万精兵南下，这样一来双方的数量差距就大为缩小了。陈寿所说的“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应该是特指会战期间某个时段曹操的军队大营兵力的数量。
至于曹操在官渡的兵力，少说当有三万之数，才较为符合当时的情势。反之，袁绍的十万大军，去掉初期的战损，和随后南下时的沿途留守，最终抵达官渡一线的部队已经大为缩水。而曹操却在不断的后撤中聚集了兵力，而且来到了他选定的战场上，全面占据了地利。故而，官渡之战中（尤其是最后的对峙时期）双方的实力悬殊远非十倍之大。
袁绍一度大败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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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解白马之围到击破文丑，刘备率领的骑兵追击集群这一阶段，曹军确实表现出色，在机动战中不断调动敌军，连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大挫了袁军的士气。可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问题就不简单了。
曹军白马之战表现出色
袁绍在渡过黄河后，先是派遣韩荀、刘备深入敌后，骚扰曹军后方，自己则率领主力一路南下，直逼曹操在官渡的大营，一度令曹军非常被动。曹操冒险派出曹仁的精锐骑兵部队，暂时击败了刘备与韩荀，但却难以改变主战场的被动局面。
建安五年八月，袁绍大军逼近曹操官渡主防线，依沙丘为阵，东西连营数十里。曹操也分营相距，形成了标准的连贯战线式阵地对抗局面。在这个阶段，袁绍军的数量优势得到了发挥。
双方一直对峙到九月初一，就在这天，发生了在战场地域可以观测到的日食。在谶纬之学盛行的东汉，天象往往被视为对人事的预警。初一的日食预示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曹操突发奇想，趁日食的机会，组织了一次奇袭。但是遗憾的是，似乎袁绍已经料到了曹操的这次袭击，也可能是因为组织过于仓促，总之，曹操的这次日食袭击惨遭失败。
于是，接着就出现了曹军“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的局面，可见此战曹军伤亡很大，是曹操征战史上罕有的惨败。不过，随着于禁，曹仁等增援部队的抵达，曹军的数量又有所提升，战斗力也得到了部分恢复。
此时的袁绍则乘胜进军，对曹操的大营展开了猛烈攻击。袁军堆砌土山，山上再以木材建带有护栏的露天木楼，在楼上布置弓箭手，齐射曹营，“矢如雨下”，曹军将士只有顶着盾牌走路，“士卒多死伤，军中惧”。(《三国志.于禁传》)同时，袁绍又动用了那支在消灭公孙瓒的最后战斗中建立奇功的工兵部队，挖掘地道，准备在箭雨攻势的同时，派出突击队从地道袭击了曹操中军。
这个时候是袁绍最接近胜利的时刻，据献帝春秋记载，他给每名士兵配发三尺长绳，名为”捉曹绳”，要生缚曹操，与之当面一论高下。
可是，出乎袁绍意料之外的是，曹操不仅打野战非常诡诈，打本来没有什么悬念的阵地战也很有一套。曹操派出于禁，也堆砌土山，集中弓箭手与袁军对射。同时，曹操利用这个间隙制造出了多部投石机，将袁军的木楼相继击毁，袁军将这件武器恐怖地称为“霹雳车”。至于袁军的地道挖掘队，也遭到曹操针锋相对的横向挖掘阻断，无功而返。
曹操还采纳荀攸的计策，派出曹仁、徐晃、史涣，率领精锐骑兵深入敌后，袭击了袁绍的运粮车队，将数千辆运输车及粮草付之一炬。于是，战斗又恢复到了相持的老局面。
曹操后院起火，覆亡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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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操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且是极其不好过。当时曹军”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资治通鉴》)
另据《三国志.李通传》的记载，因为频繁地征调物资，曹统区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暴乱。这位李通和许褚、李典、臧霸一样，也是一个地方豪强，以军事编制部勒亲族、门客，先是兼并了豪族周直的两千余人的私家武装，后来又收编了黄巾余党，势力很大，是曹操委任的征南将军，以阳安郡为根据地，负责牵制刘表，并为曹操提供物资支援。
当官渡之战进入到对峙阶段后，李通的很多亲族部属都不再看好曹操，劝说李通可以考虑转向袁绍或刘表另谋发展，李通坚持追随曹操到底，但也感到物资征调棘手。最后是郎陵长赵俨出面联络荀彧，荀彧说动曹操，使后者特令豁免了阳安郡的物资征集任务，已经强征的物资也全部发还给百姓，这才使得一场民变得以平息。
可是，二次南下的刘备却在许昌之南站住了脚跟，并且再次吸引了大批反曹势力归附。因为这个时候的官渡战局已经非常不利于曹操，曹操自然不敢再冒派出曹仁这样的主力战将统帅的精锐骑兵部队的危险了。
这一次，曹操点了一位不知名的地方驻军将领蔡阳，统率所部前往征讨。曹操应该知道蔡阳的战斗力，但似乎也希望能够趁刘备立足未稳，予以歼灭，或至少重创。不想事与愿违，刘备这次却布下堂堂之阵与之会战，并一举击杀蔡阳，在汝南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根据地，使曹操如芒在背，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情形之中。
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曹操以粮草不足为借口，写信给留守后方的荀彧，试探性地提出了撤军回许昌过冬的构想。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性关头，一向擅长乾纲独断的曹操，却写信给远离前线的荀彧，商讨撤军问题，这正表明，曹操自己也不想撤军，但又黔驴技穷，实在是没有办法。
收到曹操的来信后，荀彧立即回信严厉地反驳了曹操的这个危险念头。他指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荀彧在信中还提到了楚汉争霸的典故，认为现在“军食虽少”，但还是比当年刘邦在荥阳，成皋与项羽苦斗时的形势要好。“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
其实，袁绍是否“能聚人而不能用”，曹操此时的形势是否就一定乐观于当年在荥阳、成皋与项羽苦斗的刘邦，实在很难说。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荀彧这封连安慰加说理，又再带点儿强迫的信函，曹操这才总算打消了后撤的念头，决定死扛下去。此时是建安五年的九月末。
当月终运粮车队抵达前线时，曹操对运输队员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意思是说，十五天后必败袁绍，到时候就不用再麻烦你们了。
这段话被作为曹操的成竹在胸，高瞻远瞩而收入史册。可是结合前文后文，我们实在看不出此时的曹操有何成竹。这句话与其说是曹操的成竹在胸，不如说是一语双关的感慨，反正就是这十五天了，不是我死就是袁绍失败，无论如何到时候都不再需要这些杂役运粮食了。
但曹操的霸气和诡诈也正在于此，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而且要把话说得很有霸气，不过，这个霸气还真找到了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就是袁绍帐下谋士许攸的叛逃投降。
正是许攸向曹操提出“劫乌巢烧粮”的建议
然而，这还不是重点。
接下来讲的，是更恐怖的一个猜想。
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的《袁绍和曹操的战争》一节中说：“历史上所传的情节，多非其真，读书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意思是说，正史记载的东西，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不能一概相信，真正聪明的读书人，要有自己的思维判断。
关于官渡之战，吕先生认为假的记载很多，比如“劫乌巢孟德烧粮”，吕先生认为史书的记载不合情理，不是真相。
《三国演义》中的“劫乌巢孟德烧粮”
《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说，袁绍听得曹操攻淳于琼，对袁谭说道：“我趁这时机，把他的大营打破，他就无家可归了。”就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不能破。后来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就投降了曹操。
《张郃传》则说：郃闻曹操攻淳于琼，劝袁绍派兵往救。郭图说不如去攻曹操的大营。张郃说：曹操的营很坚固，攻他必不能破。袁绍不听，而听了郭图的话，只派些轻骑去救淳于琼等，而遣张郃和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果不能破，淳于琼等却被曹操杀了。郭图觉得惭愧，反对袁绍说：“张郃等闻兵败而喜。”郃等因此畏惧，就去投降曹操。这些话，也都是不实的。
那么，吕思勉先生认为“不实”的依据何在呢？
淳于琼屯兵之处，名为乌巢，离袁绍的大营只有四十里。倘使来得及救援，袁绍不是兵少分拨不开的，何难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营，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琼等?曹操的兵不过五千，淳于琼等的兵已有一万，袁绍倘使再派马兵五千名去，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何至于还不能敌?倘使还不能敌，相隔四十里，续派大兵何难?何至淳于琼等还会被杀?
可见曹操的攻淳于琼，是疾雷不及掩耳的。他所以只带马、步兵五千，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觉察之故。然则当时淳于琼等被攻的消息达到袁绍的大营时，怕早已来不及救援。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也不过无聊的尝试而已。袁绍连营数十里，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其兵数虽不如袁绍之多，亦必不能甚少。曹操攻淳于琼等，不过抽去五千人，何至于大营就不能守呢？
官渡之战不是什么决定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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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认为官渡之战是袁曹争霸战的决定性会战。实则不然。
官渡战败后，袁绍精锐尽丧，但比这个结果更有震撼力的是关于袁绍已死的传言。在这个谣传下，冀州的很多郡县纷纷宣布投顺曹操。可是，当袁绍在黎阳露面后，一些投奔曹操的郡县又转回到袁绍门下，官渡之战后滞留在河南的袁军散卒也纷纷北归，向袁绍聚拢。结果，袁绍短期内居然又死灰复燃了。
同时，官渡之战也基本耗尽了曹操此前的经济积蓄，所以他一度打算趁袁绍新败之机南征刘表。通过夺取经济富庶的荆襄地区来度过危机。这一次又是荀彧提出了不同见解，曹操才决定在一个方向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再说。
可是，后续的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曹军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得以渡过黄河北上，虽然在仓亭击败了一支袁军，袁绍却也得以“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
此后曹操转向南线收拾刘备，到建安七年才再次转移兵力于北线。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同年五月，袁绍因病去世。接着，袁家内部发生袁谭与袁尚争夺继承权的内战，曹操借助这个机会，借力打力，逐个击破，终于消灭了袁家的势力。但此时已经是建安十二年的冬天了。
换言之，官渡之战后，曹操又花了七年的时问，才克成大功，而且多次陷入苦战状态。如是可知，袁绍未能在生前解决继承人问题，进而造成智囊团的分裂，才是袁氏最终覆灭的决定性原因。
袁曹之争的决定性因素是袁绍之死
而非官渡之战
至于官渡之战，固然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会战，但并非决定性会战。它既没有给予曹操决定性胜利，也没有赋予袁绍决定性失败。只不过对曹操而言，这一战意义相对更为重大，主要是避免了立即灭亡的命运，并大大缩小了双方的实力差距，这才是官渡之战的真实面目。
说了这么多，我所想表达的观点也很明确，史书上的知识也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质疑整理才得以条理化，虽不敢说去伪存真，但是质疑后还原和进一步解释的历史给了我们更多的学习空间和启迪，史书需要被多方位的看待，历史也不是单一的典籍所能说清的，我们了解历史就要多方参考，在现实凭据的基础上大胆质疑，在史学道路上提出更多属于自我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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