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集大成者，吴承恩在他代表著作《西游记》中，塑造了大量的“龙王”形象。《西游记》全书共计一百回整，其中集中出现了“龙王”形象的描写，就多达十七回。而其余涉及到“龙王”的章节，就更加地不胜枚举了。书中所描写的“龙王”，形象生动丰满、品类各异，而且分布广泛。按照其所处的地域划分：有“四海龙王”、“泾河龙王”，甚至是名不经传的“潭龙王”、“井龙王”等，不一而足。
举凡《西游记》一书，可以看出，“四海五湖，八河四渎，三江九派”皆有龙王，真可谓是“有水泊之处，便有龙王存焉”。这其中大量的龙王形象，从总体上看，皆是以“善”的面貌出现，在“龙王”与人、神的关系处理上，基本上也都是和谐可近的。这些“龙王”的形象较为立体，对于整个西游主线故事的情节发展，即唐僧师徒四人，不辞劳苦，从东土大唐前往西方天竺国“取经”事业而言，往往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同时也不断地推动着“取经”的前进步伐。
以《西游记》书中频繁出现的“东”、“南”、“西”、“北”四海龙王为例。小说中的“四海龙王”，在师徒四人“取经”途中遭遇紧急情况之下，在某种程度上，又充当了“协助者”和“护卫者”的角色。我们在阅读《西游记》时，也会经常发现，取经路上必然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每当孙悟空无力应付时，便会向各路神祗求救，而经常的求助对象有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其次便是“四海龙王”。
尽管孙悟空在未加入取经队伍之前，曾经因为强行索要“定海神针铁”、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兵器披挂”等等物件，与东海龙王敖广之间，有过些许的“过节”，然而，当孙悟空成为取经队伍中的骨干成员之后，每一次遇到困难，需要得到“四海龙王”的倾心帮助时，龙王们则又不念旧恶，随传随到，尽心竭力，十分配合。
但是，你若以为四海龙王只是惧于“取经事业”有如来佛祖这位后台大BOSS的存在，而不得不屡屡“伸出援手、鼎力相助”，那又未免流于偏颇和肤浅。事实上，龙王们对孙悟空的帮助，从头至尾，也的确是“真心实意”的，这一点，可以从书中第十四回“龙王解图”可以看出：
话说孙悟空在拜了唐僧为师之后，因为失手打死了几个“剪径”的毛贼，反被唐僧训斥，一气之下，便使着性子，愤然远离唐僧而去。当他将此事告诉了东海龙王之后，东海龙王对其做了一番十分高明的“思想工作”，即通过汉代张良对黄石公“圯桥进履”的挂图，对孙悟空进行了全身心的“洗礼”，最终也成功地让悟空“浪子回头”了。
倘若龙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大可不必费此唇舌，再者，若孙悟空不加入取经队伍，龙王也会因此少了许多奔波劳碌之苦。由此可见，龙王对孙悟空的“相劝相助”，的确是出于其一片赤诚之心。
此外，由于“解画相劝”这类事例的出现，使得书中的龙王形象，不仅中片面地停留在“乐于助困”的侠者风范之上，更使得“龙王”提升成为一种“有胆有识”、“智慧明理”、“博物致知”、宛若“儒者贤士”的形象，这样的龙王形象，在过去数百年，乃至明代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不可多见的。当然，在《西游记》所描写的众多龙王形象中，也有两个“特例”。其一是大唐长安城外的“泾河龙王”，其二则是祭赛国乱石山碧波潭的“万圣龙王”。
但从总体而言，“龙王”与人、神和谐共处，这种大量出现的良善而又友好的龙王形象，在明清小说之中亦是颇具代表性的。究其成因与内涵，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塑造，更多是在于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龙”的信仰，以及举国上下对于“龙王”崇拜的空前兴盛有关。
《西游记》中良善友好的“龙王形象”大量出现，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典型的“龙文化”与“龙崇拜”。“龙”是中国人最为熟稔的概念之一。“龙”原本并不存在，更多是华夏先民们脑海之中所幻想出来的产物。究其原型，或为“蛇”、或为“鳄”、或为“蛟”、甚至是“鼍”（tuó），说法种种，莫衷一是。
“龙”原本身份上的变化莫测，恰好又反映了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神秘而高贵”的霸主地位。从远古社会中，古人对某些爬行类动物的“神灵崇拜”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龙崇拜”。
在最初的意识形态之中，“龙”这种能够上天入地、而且与“水源”关系密切的形象，自然也就成为了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普遍尊崇的“吉祥物”与“守护神”。自上古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典籍之中，便不乏有多处关于“龙”的记载，然而，将龙最终地称之为“龙王”，却是在魏晋时期，佛教由天竺逐渐传入到“中土”之后才慢慢地流行起来的。
魏晋以来，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要义”，大量输入中国。鼎盛之际，国内随处可见有“四百八十寺”，楼台亭榭、矗立风雨。在这些佛经之中，便记载着许多关于“龙王”及其家族成员、居地处所等诸多事迹，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龙王可以“施风布雨”的说法。而关于高僧众徒向龙王焚香膜拜，经求“祈雨”，并且十分“灵验”的事迹，以及龙王如何在天上布施“雨露甘霖”的记载，亦是屡见不鲜。梁代《高僧传》中就曾经这样记载：庐山慧远禅师在旱年“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
事实上，唐宋时期虽不乏有诸多统治者，一再地将龙“敕封”、“祭祀”的记载，但国人对于龙王的信仰，在当时也只是与浅显的“水神”、“雨神”崇拜，混作一谈的，也就是说，在当时，“龙”还没有真正地“上位”，还不能够取得压倒其他信仰的绝对优势地位。国人除了信奉龙王之外，当时所崇拜的水神，还包括“江河湖泊”、“雷电”、“虹霓”、“风伯雨师”等。
到了明清两代，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因“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是南方的“西江流域”等，长期出现各类“洪涝”、“决堤”、“破圩”等难以治理的水患，故国人一直都将“河工”、“水运”，看作是国家的两件“头等大事”，从远古时代的“大禹治水”，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此后数千年间，国人对于以“龙王”为代表的“河神”、“海神”的祭祀与信奉，也被认为是“水运畅通”、“防御灾患”的必要保障。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龙”与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由来已久、且密不可分的某种渊源，帝王对于“龙”的图腾崇拜，定期的“封龙”、“祭龙”典礼、或是“加冕”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神化君权”、“巩固统治”的用意。因此，自明清以来，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也促使“龙王信仰”因帝王权利的提高而不断强化。这样一来，经过魏晋、唐宋时期以来的长期酝酿，“龙王信仰”必然会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官方对“龙”持续不断地加大诰封，民间“求雨”祭祀络绎不绝，龙王信仰蔚为大观。斯时，大江南北，河海湖泊，泉溪井潭，到处皆有“司雨理水”的龙王驻守，这正如《西游记》中所描写的那样，也正是由于明清时期龙王信仰的空前兴盛，因而在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等明清小说之中，才会出现大量神态各异、近通人性的“龙王形象”。
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而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思想观念，根植于古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与农耕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并与中国封建社会等级中的“皇权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文也说过，佛教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土之后，对于“龙”的崇拜，又藉由“龙王信仰”本土化的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官方和民间都达到鼎盛。
在此期间，官方对于“龙”的图腾崇拜，往往隆重而肃穆，并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规范的祭祀礼制，这些都体现出封建等级制度的威严；同时，民间关于“龙”的崇拜，则充满了更多的烟火气息，在形式活泼多样的同时，亦不失虔诚膜拜。随着“龙”与“龙王家族”的不断蕃衍开化，龙的形象被逐步地固定下来，龙的“家族谱系”，亦显得无比的庞大而纷呈，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神灵“世俗化”的倾向。
龙王形态各异，且有着种种密切的联系，在和蔼可亲之中，亦不失庄重典雅；严肃谨慎之中，又不乏明达通脱，这充分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关于“龙崇拜”的有机结合。总之，古代典籍之中，出现大量的龙王群像，亦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龙崇拜”的兴盛。与此同时，作为流传广泛、妇孺皆知的小说名著，如《西游记》、《八仙得道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的“龙王信仰”与“龙崇拜”。中华民族浩瀚的“龙文化”，犹如长江、黄河，其内涵之丰富，色彩之斑斓，必将永远奔腾不息，世代传承。
古人信奉：“天上有龙星，地下有龙脉”。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取得胜利过后，之所以将大明的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据说就是因为在紫禁城下面发现潜藏有“龙脉”，在此建都，就足以保证大明江山百年昌盛、兴旺发达。
在古代类书中，与龙有关的名词不下数百，如《周易》：“初九，潜龙勿用”、“九五，飞龙在天”等。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搜集关于“龙”的神话小说，就多达八十一则。在中国，龙的形象，简直无所不在；龙的文化，在中国也一直都是源远流长的。虽然龙王具体的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与全国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但旧时专门供奉龙王的“庙宇”、“行宫”，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尤其是在江水之畔。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显灵，协助治水，以保得一方水土风调雨顺。
遍阅《西游记》一书，虽然“龙母”这个角色着墨并不是太多，但仔细观之，抑或有几分人之模样，这不禁让我也感到有一些疑问，难道“龙生九子”之中，也有几个是龙王与人族交配之后所生？若果然如此的话，那么这也就很容易地解释清楚了一桩公案：怪不得从古至今，凡我华夏子孙后辈，众人皆呼自己为“龙的传人”咧！
目前，国内最为其名的龙母神庙，莫过于肇庆市德庆县悦城“龙母祖庙”，祖庙位于悦城五龙山下，悦城河与西江交汇处，初为秦汉时期兴建，从东晋以后，史书杂说，碑记庙志，斑斑可考，历经两千余年，至今为全国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代相传悦城龙母乐善好施，能消灾解难，故一千多年以来，依旧香火不断，尤其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龙母诞期，前来朝拜的信徒，更是人山人海，数以万计，港澳信众，亦不在少数，如今已成为一大奇观。每年的龙母诞期，肇庆市属各县及珠江三角洲、以至港澳地区前往参拜者，多时超过十万之众。一连十数日，龙母庙前石牌坊广场上，香客云集，香烟缭绕，昔时还有“祭青蛇”、“摸龙床求子”的习俗。
另据广东《德庆州志 · 卷五》记载：“龙母神生于周秦之世，载《南汉春秋》志乘庙原碑，斑斑可考。”德庆县悦城龙母祖庙《孝通祖庙旧志》写得更加具体：“敕封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娘娘，温氏，晋康郡程溪人也。其先广西藤县人，父天瑞，宦游南海，娶悦城程溪梁氏，遂家焉。生三女，龙母，其仲也，生于楚怀王辛末之五月初八。”
所以，这就更加地证实了，“龙母”的形象，其实原本就是脱胎于民间的凡人，当然，在中国的传统典故中，龙母是由于某种缘由，拾得龙胎，而成了龙的抚养者。广西梧州地方志《藤县志 · 卷六》中，亦对龙母的出生之地、生活之地等，作出了更为精确的考证：
“按龙母赢秦祖龙时之神也。温姓或曰蒲姓，今考粤东肇庆府旧志及悦城孝通祖庙旧志……父天瑞娶悦城梁氏，生三女，龙母其仲也……随其母至悦城，心喜其地，欲以为安厝所。因熟记之，及归于溪也，得石卵，剖之出五物，如守宫状，喜水，母豢渐长，放之江遂去，越数年，鳞甲辉煌，复来见母，母知龙子之远迎也。别其父母曰：儿当乘龙至悦城，遂跨龙，薄暮抵江口……”龙母仙逝后，“立庙祀，极显应，故至今香火独盛云。”
龙母祖庙以“神”、“绝”、“巧”、“灵”著称于世。祖庙之“石雕”、“砖雕”、“木雕”、“陶雕”等建筑雕刻艺术巧夺天工，一块小方砖，竟能雕刻出四、五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山门、香亭的蟠龙花岗石雕柱，广泛运用深雕和透雕工艺，使盘龙的口中“龙珠”可以自由滚动却无法拿出；庙内木雕、陶雕“题材广”、“造工精”、“数量多”、“保存好”，堪称小型雕刻艺术馆，龙母祖庙无论从建筑技艺、文化底蕴都堪称“古坛仅存”。
龙母祖庙“四海朝宗”，位居灵胜之地，前临西江，后靠雄竣的五龙山，青、黄旗山列于两旁拱卫，形环抱护珠之势，人称“凤派龙势”钟灵之地。民间有关龙母灵验的传说也是不少，马万祺有感龙母圣灵，曾题诗曰：
久仰悦城龙母显，有求必应鉴公平。
天机奥妙诚难测，国泰民安感圣灵。
我昔时读明清古典小说，及至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四十回《旌阳宫铁树镇妖》中，“孽龙”被许真君一路追赶，最后逃跑无计，先是赘入一富豪家中，这富家老翁也是爱才之人，便聘其做了授书的先生，没想到不久之后，却又偏教真君识破，后孽龙于精砚池变法，又化为美少男子，取名慎郎，逃往长沙府。闻知刺史贾玉家生有一女，极有姿色。孽龙具明珠数斛，遂来结拜刺史贾玉，贾玉再三推拒，慎郎献之甚切，使君不得已而受之。
留住数日，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丰姿美丽。琴棋书画，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惯熟。遂欲以女妻之。慎郎鞠躬致谢，复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悉皆称赞慎郎之德。使君乃择吉日，将其女与慎郎成亲，不在话下。贾玉将自家的千金下嫁于他，两人如期婚配，然而好景不长，两人却生下了几个不成人样的怪胎来，这一点，想必众人也是知晓的，若龙母真个是良家女子，那情理上倒也还说得通的。
随后不久，我又偶然翻阅了另一本清代无垢道人撰写的《八仙得道传》，这其中分明就记载着：“火龙”、“缥缈”两位得道的高人，还十分巧意地将两只龙配在一起，这两龙本为雌雄，一在四川的灌口，一在江浙一带的钱塘江，上面也说过“龙生九子”，“各不成龙”的事情，这就真的是教人为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龙原本都是孝子贤女所变，所以做了民众的典范，这一点，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都说龙是威严勇猛的，可能是这龙母不愿意总是装作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而是想要一副“母仪天下”的尊容，于是又幻化成了人的模样了吧，抑或是龙母头上也根本就没有犄角，譬如母鸡之额，没有凤冠一样的吧。
这些琐碎之事，不谈也罢，要怪就怪那些古代的文人雅士，总是喜欢在那里空口枉自陈，或者净是在一旁胡说八道了吧。而中国古代社会里，总是不断地出现的一些诸如“龙凤呈祥”、“双龙戏珠”等一派吉祥和美的话画面，可能也只是为了让那些总是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是龙的传人的“龙子”们开心而已吧。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然而，到了如今，不知何故，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却又将十分简单的问题，给无端地复杂化了，于是，便生出了许多让我们后世之人，亦感到十分困惑与不解的东西！
作者：清风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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