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玮
引言：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敦煌都是中原王朝经略边关事务和对外交流的一个投影。它就像一面镜子，真实地映照和记录着历代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和西域心结，而中原王朝的每一次抖动，都会在敦煌荡起共振的波纹。
大漠敦煌
一、城池建造
1、敦煌在哪里
公元前111年，在经历了近30年艰苦卓绝的开拓后，大汉王朝终于决定正式设立敦煌郡，并开始在此建城。从此，一个神奇的世界就在这片黄沙之地徐徐拉开了一千多年的瑰丽序幕……
相对于中原的富庶和都城长安的繁华，敦煌，这块被漫漫戈壁包围着的小小绿洲实在微不足道，但大汉王朝为什么还要在数千里之外的黄沙之地建造这样一座城池？
是狙击塞外戎敌入侵的战略需要？还是帝王将相们开疆扩土的雄心抱负使然？抑或是中原王朝一直念念不忘的和域外文化交往的内心渴求？
敦煌卫星图
敦煌，从今天的卫星地图上来看，按照农业文明的筑城法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池建造之地。
敦煌的南边，是连绵不绝的青藏高原，难以企及。
北边，则是广袤的蒙古高原，又被匈奴所占据。
向西，又是万里黄沙，人迹罕至，西出阳关，九死一生。
向东，在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是时断时续的绿洲，一块一块，连接着最东端的乌鞘岭，而翻过山岭，就可以直达都城长安。
敦煌地形图
这一段峡谷，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条走廊，既是生命的绿洲，也是中原王朝连接西域诸国，相互呼吸、交流、对话、命运相连的通道。
2、建造敦煌城有多难
显然，这又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经年融化的祁连雪山之水，从青藏高原由南而下，沿着疏勒河道向北流淌，源源不断地在荒漠与戈壁中生生冲积出一块扇形绿洲，孕育和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
在中原的文明未抵达之前，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这里原本是不同游牧民族得以栖息游牧的场所，他们以绿洲为单元，一个绿洲就意味着是一个部落或某种意义上的国家。
他们放牛牧马，互不侵袭，相对安宁。但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渐渐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态系统，并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压迫。出于安邦靖边、维护西域安宁的现实需要，在此建立城池就注定是一场必然。
沙州城遗址，沙州，即今日敦煌
敦煌古城遗址
今天，汉王朝建造的敦煌古城已经难见踪迹。历史上的敦煌古城现仅存南、北、西三面断续残垣，东面已被水冲坍陷无余，在党河西岸河床上可找到部分基址。
通过残存的土城遗址，我们已无从想象、复现当时建城的境况，但从阳关和玉门关、大方盘城以及长城烽燧留下的断壁残垣来看，茫茫戈壁之中，伴着风沙的呼啸，绵延如线的汉长城遗址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建筑城池和边关的不易。
在日渐走向鼎盛的大汉王朝努力开拓和经略西域的同时，放眼整个欧亚大陆，也先后活跃着几个不同的文明和强大的国度。他们分别是：在南亚次大陆，是阿育王曾经开创的孔雀王朝和古印度文明；在西亚，则活跃着一个安息帝国和古波斯文明；在古罗马，由凯撒开创的帝国和古罗马文明正在地中海沿岸散发着他的威武雄壮。
沙州故城遗址
在敦煌未建造之前，四大帝国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文明虽然互有耳闻，但从未实现真正的正面会晤。而随着敦煌城的建造和运行，在当时海陆无法通达的背景下，敦煌，这片沙漠中的生命绿洲，作为陆地交往时代的象征，注定将成为古老文明的集散之所。
也许，连汉武帝本人，包括凿空西域的张骞都不曾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将为后世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东方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南来的佛教文化与西来的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等诸多文化在敦煌相遇，一场风云际会的人类文明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将在此地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从而也铸就了敦煌，这片博大而兴盛之地的千年文化传奇……
二、设置驿站
1、悬泉置遗址的发现
敦煌，东去长安，三千里之遥。
敦煌城的建造，标志着敦煌从过去的游牧时代开始向屯居、农耕时代转移，同时，也意味着汉家王朝对西域的战略，从过去对西域的开拓远眺逐渐向城池防御和守护安宁转移，这是敦煌千年文明得以发端积淀的基石和前提。
今天，乘着西行的高铁，走在丝绸之路的故道上，隔着两千年的狼烟和厚重的风沙，我们试图推测，如此遥远的边关，路途漫漫，关山重重，当年的大汉王朝是怎么维持敦煌的日常运营的。
1987年，在丝绸之路的故道上，一处淹埋在黄沙深处的古代烽火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两千年前的传奇……
这处遗址就是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遗址位于今天敦煌市东60公里，瓜州至敦煌公路南侧1.5公里的山前坡地上。这条线路原是河西走廊汉唐丝绸之路的官道，而悬泉置就紧靠山口，因旁边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股清泉从高台流下，悬空而入水潭，故此名为“悬泉”。
悬泉置在西汉时的正式官方名称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置者”，即驿站。
据《西凉异物志》记载：
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
无独有偶，敦煌遗书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在被法国人伯希和拿走的第2005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此泉是这样记载的：
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
在伯希和编号为第3929号的敦煌遗书《敦煌古迹二十咏·贰师泉咏》中，还专门有一首诗赞美此泉：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峗回，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
悬泉置遗址属古代驿置建筑遗址，它背靠三危山余脉火焰山，面向西沙窝碱滩，居高临下。坐西向东，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
悬泉置遗址俯瞰图
1990到1992年间，甘肃省有关方面对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挖掘，共出土竹木简牍 25000 余枚（片），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异常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过所；各种名籍、各种文簿；诏书、法令、爰书；各级官府文书等。年代最早的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11 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即公元 105 年。
2、悬泉置的接待能力
从今天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当年悬泉置的功能布局和设置已经十分完备；划分有办公区、客房区、马厩区、马医区、厨房区、守卫区等等，一次性可接待500人。最多时，一次曾接待了1500人。
遗留的驿道也很平直宽敞，可通行马匹、骆驼和马车。这里不但接待了众多西域王侯来使，也数次接待出使西域的西汉著名外交家长罗候常惠，以及远嫁乌孙国鼎鼎大名的解忧公主。常惠出使西域期间与解忧公主联合击败了进犯乌孙国的车师国和匈奴，并惩处了龟兹国，维护了丝路繁荣和稳定。
悬泉置出土的简牍
另外，出土的汉简文书还详细记载了该置的组织建构、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性质与任务、日常运作以及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
悬泉置遗址的发掘，第一次确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
……
悬泉置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1991年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6月22日，悬泉置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汉简背后的历史
在悬泉置遗址出土最多，也最有价值的当属汉代的简牍，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两汉简牍，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批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这些汉代的简牍，向今天的我们揭示出了当年整个丝绸之路上的运行情况，再现了当时整个河西走廊的道路交通、路线走向、沿途驿置、城镇村落、民族风情等，还包括对西域30多个国家同中原王朝的来往以及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等。
汉简
根据《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汉代边郡的记载，基本上是按照十里设一亭，三十里设一置的架构来设置驿站的。这样算来，从长安到敦煌三千余里的故道上，沿线大概要设置近百个这样大小不等的驿亭和官置。
结合居延汉简和悬泉置汉简的记载，在这一片片的简牍中，今天的我们可以找到八十余个这样的驿置，这和当时史书记载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如此众多的驿置，是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撑的，仅从这一点，就真实写照了大汉王朝对西域的经略体系的庞大，同时，也足以说明汉代对开拓、维护西域通道和边关的雄心抱负。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驿站和庞大的系统存在，才确保了西域边陲的安宁和谐以及大汉王朝与西域文明的血脉、命运连通。
这恰恰是后来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形态在此相遇、碰撞、共生、融合的基础保障。
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那样：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得益于大汉王朝的守护，敦煌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逐渐繁华起来……
三、屯田农耕
1、锁阳古城今何在？
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伴随着敦煌城池边关的建造和驿站的开通，大批军士屯兵驻扎于此，贩夫走卒来来往往，随之而来的就是庞大的粮草供应。而如此庞大的粮草消耗，沙漠风寒，万里关山，如果仅仅靠中原王朝的粮食输送，是难以支撑的。于是，通过屯田来实现兵士军马的自给自足就摆上了王朝的案头……
站在锁阳古城遗址的高处，越过漫漫黄沙，今天的我们依稀可以领略到古代屯田的旧影——
锁阳城
锁阳古城位于今天的瓜州县城东南68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雄踞于肃州和沙洲之间，它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疏勒河昌马冲积扇西缘，南依祁连山余脉长山子北麓，东西两侧分别有疏勒河和榆林河。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一首诗中曾记下了当年的境况：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里所说的孤城，指的就是锁阳城。
锁阳城遗址
2、中原农耕文明的渗透
锁阳古城始建于西晋，是西晋时期的晋昌郡治所，唐武德年间设瓜州。锁阳城遗址是集古城址、佛寺遗址、古垦区和古渠系等多种遗迹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遗产，锁阳城遗产区面积达15788.6公顷，它在大漠上巍然屹立，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汉唐州郡级城市样本。
锁阳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农垦系统和灌溉体系，尽管该城是属于西晋和大唐时代，但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农业经营和屯田体系。而这个体系，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锁阳古城
河西地区自归汉以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汉代在敦煌的屯田组织形式有军屯和民屯，根据汉简记载，负责屯田的官员及有关人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等，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等。
屯田的开发需要水利灌溉的支撑，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在河西迅速开展起来，《汉书•沟洫志》记载：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敦煌地区则充分利用冥安县之南籍端水和龙勒县之氐置水水源，从事农田灌溉，发展屯田。《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记载：
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
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详细记载了氐置水上修建的一处名为马圈口的水堰：
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园。
公元前111年修建的这处水堰一直沿用至唐代，足见水利灌溉在敦煌农业耕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随着汉政权屯田政策的启动，军士们一边守边，一边垦田种植。而田卒是整个戍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边防军队，又是耕种国有土地，交纳地租的农民。屯田戍卒，每人耕种约二十亩地，每亩缴租约四斗。屯田政策大大加强了汉王朝的戍边力量，既解决了边郡的粮草，又解决了边塞的武备。
3、粮仓建造
除了耕种、灌溉，伴随的还有仓储，位于敦煌西北的大方盘城就是这样一个粮仓。
大方盘城遗址
大方盘城又名河仓城，它北临古疏勒河的河滩土台之上，南北被高出城堡数丈的戈壁环绕，非常隐蔽，是当年汉军屯粮的重要军需仓库。据考证，阳关、玉门关，以及沿线长城、烽燧守军的军需物资皆出自河仓城。它也是规模较大、年代较早的地上粮仓，更是丝绸之路上仅存的仓储，直到魏晋一直是西部边防的军需仓库。
汉代在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家给民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武备力量，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从而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朝形成的屯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王朝应用，这样，不仅就地解决了边防的给养，也节省了转运粮秣的使者和商人，尤为关键的是，河西地区的粮食不仅自给自足，还有盈余供应在市场出售，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予以支援。
锁阳城遗址
农耕、灌溉、仓储，这是农耕时代城邦文明得以确立的标志，随着这些要素的建立，标志着中原的农耕文明正式在过去的游牧地区开创了一个新的城邦文明时代。随后，敦煌，即将开出它绚烂的文明之花。
四、中原文化的西进
1、凉州词：当诗歌遇上大漠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一首《凉州词》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大漠边关风情图。凉州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级存在，它将边塞的寒凉风骨融入到中原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里。
“凉州词”是一种曲调名。据传，在大唐开元年间，西凉都督郭知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玄宗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演唱，以这些曲谱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后来的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为它填写新词，并成为一种盛名的文化现象。
武威凉州城大门
这里所说的凉州，就是今天的武威，上古之时，乃雍州之地，在西晋时更名为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军政中心，“丝绸之路”的东大门。在唐代前期，凉州城一度成为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治所。
唐诗中的凉州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展现出了凉州独特的西域风情，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凉州词悲凉苍劲、威武豪迈、平和自然极大地丰富了凉州诗歌的情感内涵与历史厚重感。
最能体现这种边塞风情和历史厚重感的还是这首：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2、武威：儒学的栖息之地
作为凉州词的发源地，古时的凉州不仅开创出了文学史上的一派新风，它还是西域儒学的中心，今天依然屹立的武威文庙似乎默默在讲述着两千多年来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存在和传播。
武威文庙位于凉州城区东南隅，坐北向南，由三部分组成，东为文昌官，中为文庙，西属凉州府儒学院。
文庙
整个文庙建筑布局对称，结构严谨，是一组造型雄伟的宫阙式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雄壮，明清之际被誊为“陇右学宫之冠”，是凉州文人墨客的祭祀儒圣孔子的圣地，也是目前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属全国三大孔庙之一。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到，为什么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边陲之地，会保留下这样一处文明的象征。
话说汉武大帝执政以来，在儒学大师董仲舒的主导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学遂成为国之显学。
然国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汉代以后，中原王朝的江山也时常在风雨中飘摇，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而西处边陲的河西之地，因为交通的不易和路途的遥远，相对平静，就成为中原文化世家大族的避难之所。因此，随着世家大族的到来，也带来了优秀的中原文化，正统的中原儒家文化在此地也得以幸存和保留。这一点，在敦煌遗书和敦煌壁画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文庙内景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晋人李暠，他虽为凉王,亦系学子。史书上说他“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初为敦煌太守,后被拥为西凉王，据《北史》记载：
李暠爱好书籍，有破处亲自修补，李暠除开拓疆土、屯田积谷外，尤重兴办文化。
在敦煌南门外，建筑靖恭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明鉴诫之义”。
另外，据法藏编号为PZOOS《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他还在敦煌“兴立泮宫”,“增高门学士五百人”，并手书诸葛亮训诫“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以教诸子。
由此可见，敦煌自汉列郡以来，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遂植根于此土，后历唐宋而弥固。因此，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仅产生过像张议潮那样叱咜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且还产生过一批批有名的学者和儒僧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哺育的结果。
武威文庙大成殿
3、汉文化对吐蕃的影响
敦煌儒学不仅在西迁来的中原士族中传播，对其他民族也形成了深远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尽管在唐代中期敦煌一度为吐蕃所占据，但并未影响儒家文化在此间的传播。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译自汉文的儒学典籍和含有浓厚儒学精神的著作，如：P.t.986《尚书》残本。据翻译、研究,现存有《泰誓中篇》到《武成篇》共157行,主要是译自《古文尚书》。
P.t.1291《春秋后语》(或译为《战国策》)残本,现存有《田需贵于魏王》、《华军之战》、《秦魏为与国》、《王假之年》、《秦王使人谓安陵王》、《魏攻管而不下》等篇，内容与《春秋后语・魏语》的相关。
藏经洞
4、道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唐代时期，李世民开创大唐盛世。
李唐因为与老子李聃同姓，故以老子为远祖，尊崇道教，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敦煌莫高窟虽是因佛而开凿，但在朝廷尊崇道教的风气影响下，也建立了开元观，神泉观等道观，并抄写了大量的道教经典。
……
敦煌，始于汉，兴于佛，存于儒。
然而，比较有意味的是，莫高窟虽起于乐僔和尚的第一个洞窟，但在中原王朝的动荡中，却也淹埋与黄沙。但更具意味的是，这座埋藏了近千年的文明之所最后却恰恰是道士打开的，这个道士就是著名的王圆箓。
王圆箓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生于1849年，少年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年，身材矮小的他进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入门道教，随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在新疆各处云游。
大约在1897年间，当他游至敦煌莫高窟后，就此落脚，开始在莫高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募化布施。在积攒了一些散碎银两后，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造了自己的太清宫道观，就是今天被称之为的“下寺”。
世事的奇幻迷离就在于，1500年前，由一个和尚开凿的修佛圣地，在1500年后，却被一个道士挤了进来。虽然他们本初的发心都是为了选择一处清净之地进行修行，所不同的是，乐僔和尚所从事的是开启一场盛事的建构，而王圆箓在无形中所做的，竟是一场不堪回首的解构。
不曾想，他的这一解，由此竟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公案——
1900年6月的一天，当他和他助手像往常一样清理第16窟的积沙时，窟北侧的墙壁在敲动之下，发出了“咚咚”的回响。当他们把墙壁打开，满满一室的各类文书、经卷哗啦啦闪耀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藏经洞大发现”，窟中被精心收藏的多达五万余卷的文书经卷也被统称为：“敦煌遗书”。
道士塔
敦煌遗书的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并由此衍生出了一门二十世纪最热门的显学学科：敦煌学。
如今，望着这空荡荡的藏经洞，望着这历史留下的虚空，那五万余卷辉煌灿烂的敦煌遗书，隐藏书写着历代中原王朝怎样的文明密码？
结语：
从大汉王朝张骞的凿空西域开始，到城邦的建造和农业屯聚以及驿站的建立，标志着敦煌从过去的游牧文明正式进入到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的城邦文明新时代。而随着中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在此处的生根发芽，敦煌的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已成必然之势。
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陆地交往时期，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民族和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遇，敦煌，一个千年的文化丰碑将在这一片黄沙与绿洲之上开创出绚烂的文明融合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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