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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晁错的评价 西汉历史略谈之二
晁错的削蕃令最终将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的矛盾推向了顶点。
就在他打着爱国的旗号一门心思的把国家往火坑里推，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也众叛亲离，树敌无数。
明人张燧的《千百年眼》里提到晁错是这么评论的，“急着削蕃肯定会逼反诸侯王，而缓缓的处理问题则可能不会促使矛盾激化。刘濞已经垂垂老矣。晁错急着削蕃，不懂得让诸侯国的势力慢慢瓦解。像他这么弄，最终导致自己的悲剧，被天下耻笑，同时也让国家陷于危难之中”。
由此可见，晁错在后世已经成为盲目削蕃最终引火上身的“负面典型”了。
景帝三年的冬天，又是一个寒冷的日子。楚元王刘交的孙子楚王刘戊进京朝见。晁错一看，立马跑到景帝跟前，举报刘戊在景帝二年进京参加薄太后葬礼的时候强奸了一名宫女，要求刘启在这次他来朝见的时候杀了他。
刘启没有同意，但是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同一批处理的还有赵王刘隧，胶西王刘卬。像这样不疼不痒的整治了一下，除了令诸侯王生出反叛的想法，还有什么好处呢？而晁错基本上把日后吴处七国之乱造反的诸侯王都得罪完了。
晁错一个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折腾的天昏地暗，整个国家都被搅了进去。
景帝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刘濞正式在吴国都城广陵起兵，同时还写了一封很嚣张的公开信，信中明确的剑指晁错：“现在朝廷上奸臣当道，自己道德败坏还挑唆皇帝来侵占我们的领土，他派人关押我们的使臣，侮辱我们；他从来不按照礼节来招待我们刘氏宗亲；他抛弃先帝的功臣不用，专门用一些小人，扰乱人心，祸害国家。这个王八蛋就是晁错。皇上因为体弱多病而神志不清被晁错蒙蔽，现在我们要起兵讨伐晁错。”
战事已经掀起，战争的齿轮运作起来，中央和地方各自都部署了自己的军事战局，双方剑拔弩张，烽烟即将燃起。然后，此时历史的舞台上却上演了另外一个焦点。
没错，所有人都知道刘濞起兵三句话不离晁错，那么晁错呢？还要从另一个人说起，他叫袁盎。袁盎曾任过吴国的国相，后来回到了中央，仕途并不得意，他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晁错。晁错曾经跟手下人商量过，想以有罪推论去举报袁盎知情不报。
袁盎也是个人精，晁错能想到的袁盎自然也能想到。袁盎见到了景帝，直接切入主题，他说“刘濞的公开信写的很清楚，叛军要收拾的只有晁错一人，只要我们现在杀了晁错，再派人给吴楚君免除其罪名的信件，还给他们被削去的土地，绝对能滴血不见得解决这场叛乱。”
景帝听后沉默了一会，犹豫不决的说道“关键是咱们这么样做到底有没有把握让他们退兵啊，要是有，我当然不会舍不得杀掉晁错来向天下道歉。”
景帝最终同意了袁盎的建议。相对于袁盎的建议，景帝的回答更让人不寒而栗。这是曾经互为最信任的一对君臣啊，原来在景帝刘启的心中，晁错也只不过是一个维护帝位稳定的工具，随时可以被牺牲掉。
何等的冷酷，何等的自私。凶杀发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那天，晁错照例去宫中觐见景帝，却不料被马车直接拉到了长安的东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几个刽子手从马车里拽了出来，手起刀落，晁错的身躯就被一劈为二了。
鲜血淋漓。
很快，晁错的一家老小也未能幸免于难。
晁错是一个很能理解一人专制真意的人。而晁错的学习法学、刑名学成绩的优异，更反映了他对帝王御民之术的了解。
晁错的奏疏上充斥着“愚臣”、“草莽臣”、“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等字眼，更显示了他在心理上的仆人角色，有意将自己和帝王的地位悬隔开来。对帝王的尊重是第一步，然后是对一人专制体系的适应，肯定。
晁错曾在上呈给文帝就是景帝的老爹的策书中首先否定了贤良们直言极谏的可能。他以春秋五霸为例，提出直言极谏的前提在于五霸的个人素质比不上臣子，而文帝厚德远远超过了五霸，是圣明的天子，是能实现天下大治的伟大的统治者。
晁错明确的提出，帝王应该加强控制集中权力，也就是专制。放弃士人相对独立的个性和尊严，降低自身地位，同时尊崇皇帝的独断专制，这意味着晁错完成了由独立士人向皇权依附者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为了专制皇权的一部分，他的一切都是为围绕皇权进行服务，甚至只为一人负责和服务。这也意味着晁错将自己视为皇帝的私人拥有，天子的家事既是自己的事，为天子分忧乃理所当然之事，这就决定了他悲剧性的命运。
晁错做为权臣，差不多把朝中的公卿大臣都得罪了，在当时危机迫近，人言籍籍的情况下，杀一晁错不仅能减轻景帝自身决策轻率的压力，团结朝臣，还能让吴楚叛军失去叛乱的借口，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因此，诛杀晁错，成为了当时政治布局的重要一步。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充分的说明了该计划的详密。
袁盎被任命为太常，“悄悄的出行到吴国”，打算以晁错之死作为砝码劝说吴王退兵。又有大臣弹劾晁错“不维护帝王的信用，疏间帝王和群臣百姓的关系，又想将城邑割给吴国，丢失做为臣子的气节，大逆无道等等”，请求依法处置，景帝立刻同意。
“是中尉召唤晁错，行载到东市。晁错穿着朝衣被斩”。晁错身为御史大夫、丞相之副，掌握纠察百官大权，其下属还负责手里公卿的奏折，上传下达，结果受到大臣弹劾他本人毫不知情，未经任何审讯羁押就被骗到东市斩杀。
这固然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却也将政治斗争的复杂冷酷和景帝的冷漠表达的恰如其分。
对于帝王而言，晁错这样的士人，手段高明，业务熟练，理论基础扎实，是忠诚可靠实用的工具。
然而，正是对皇权死心塌地的效忠，是他们成了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类士人。面对帝王,“抬举就在青云之上，贬黜则落于深泉之下”，他们基本上没什么抵抗能力，这是晁错的悲剧，也是和他有着同样心态的士人的悲剧。
在一人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下，如贾谊般保持自我坚持独立固然艰难，但如晁错般誓死效忠主上似乎也不安全，极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并且带来身死族灭的后果。汉初士人的这些政治实践，必然会对后代士人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从晁错的身上，窥视到了汉初士人与皇权之间关系互动的一些迹象。士人从开始无所作为，到积极参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进程，是一个即兴奋，又充满压抑和痛苦的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之后，儒学为尊，士人，尤其是儒家之士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在与政治的磨合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验，成长的更快。
但正是因为如此，才应该将焦点聚在汉初武帝之前的士人们，在由战国“游士”转变为汉代“士大夫”的过程中，汉初士人以其勇气、抱负和努力，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汉初这些星星点点的灯火汇聚成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当然，西汉士人起初，会显得慌乱，因为置身于一个新兴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和体制内，位于一个历史上的新起点，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学识和经验，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需求，摸索着道路。
同时，士人进入官僚系统的制度化安排也没有出现，士人官僚群体也上尉形成，做为茫茫荒原的开拓者，他们不得不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甚至留给士人的发展空间还很狭小，使得他们之间很少相互沟通支持，为了谋求个人的上升还时常互相倾轧。
这样的生存环境无疑是残酷的。籍籍无名者自不待言，贾谊、晁错的悲剧足以明鉴。然而，士人们并不因此而选择逃跑，对于他们，实践所学发挥所长既是一种自我奋发的人生态度，也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的责无旁贷。
这种开创性的事业，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模式。贾谊仍保留着战国士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在他的政治理想中，仍然幻想着士人能够凭借对知识的掌握从帝王那分享权力，这对于正大跨步进入一人专制的帝国而言，显然是需要抛弃的换线。
晁错不同，他敏感而悲剧的意识到了帝王加强权力的个人意志，也感受到了一人专制体制的强大力量。因此他积极投身其中，通过放弃个人的独立性和士人的尊严，以形成对帝王的依附，不过这也让她完全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掌控能力，沦为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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