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躺在摇椅上，晚霞照在他苍老的面容上，他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好像在回忆着青葱岁月。身旁坐着的儿子问道：“父亲，你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呢？你以前的经历一定很精彩。”
这位老人面色凝重地说：“这可不能写，都是党的秘密，你也不能写！”这位老人就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袁殊。
1911年3月29日，袁殊出生于湖北黄冈，原名袁学易。父亲袁晓岚热衷于反清运动，常常奔波在外，全靠母亲贾仁慧一人照顾弟弟袁学礼和袁殊。母亲贾氏的娘家是前清盐官巨贾，家底颇丰。所以即使家中没有父亲袁晓岚的支撑，靠着娘家的资助和典当家什可以维持日常开支。
袁殊在五岁的时候上了学堂，但好景不长，外祖父应年迈过世，娘家也是有心无力。母亲带着两兄弟前往上海投奔袁晓岚。贾仁慧带着年幼的两兄弟好不容易找到了袁晓岚。谁能料到袁晓岚当时正和自己的一个女学生打得火热，竟然不负责任的抛弃了他们。
贾仁慧带着两个孩子只好暂时住到三姐贾秀文家中，但是时日一长贾仁慧不好意思在姐姐家白吃白住，就带着孩子搬出来独自生活。贾慧仁靠教书为生。袁殊虽然还小，但是也不得不干活挣钱。袁殊给别人擦过皮鞋，还做过小工，卖油条。
学习知识，出国留学有一次袁殊去环龙路44号找父亲，快到时竟然饿晕在了路上。附近的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都于心不忍。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工作人员了解了袁殊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可以介绍袁殊到立达学院免费读书。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袁殊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出校园，积极参加运动，他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升华。自此，他由袁学易改名袁殊。
袁殊与富商之女马景星成为恋人。袁殊告诉了马景星自己想去日本留学的意愿。马景星便放弃了自己保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机会，决定和袁殊一起去日本留学，还向家里要了700大洋。
经过一番波折，两人总算于1929年9月抵达日本。袁殊到达日本最明显的进步就是日语学习得很快。其实袁殊也只上了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初级班，就基本上能应付日常对话了。
在留学期间，袁殊还读了不少有关共产党思想的书籍，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为他日后坚定不移的信仰打下来基础。
除此之外，袁殊继续学习了新闻学。在袁殊掌握了基本的日语后，便申请进入了日本新闻学校。日本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把之前实行的银本位制调整为金本位制。袁殊两人只好立即回国。
鲁迅的著作《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道：“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其中提及的《文艺新闻》就是袁殊回国后创办的报社。具体解释一下，当时发生的“五作家遇难”事件在《文艺新闻》上第一次被刊登。
《文艺新闻》这一“左倾”的举动也引起了当时负责相关文化工作的潘梓年的注意。袁殊在冯雪峰等左翼文化人的拉拢下，加入了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文总”下属各文艺团体的通讯联络工作。没过多久，袁殊向党员朱镜我申请加入“前卫”。
中午12点，袁殊走进静安寺路爱文义路口的一家咖啡馆，来到了角落的一张桌子前。袁殊面前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袁殊认识，是潘梓年的弟弟潘汉年。潘汉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低声说道：“经过我们的观察，同意你加入‘前卫’，旁边这位就是以后和你联络的同志王子春。”
潘汉年向袁殊解释了他的工作性质：“你参加的是秘密前卫组织，通常情况下组织内的人都是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的，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深入敌人内部，获取重要情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在这次会面的最后，王子春嘱咐道：“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左倾’了，要慢慢褪去红颜色，变成一个灰色的普通市民，再找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在潘汉年和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联系上了自己的姨表亲贾伯涛。贾伯涛当时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也是上海的幕后实力“大佬”。袁殊在给贾伯涛的信中写道：“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无所事事，近来《文艺新闻》日渐衰落，只想能够好好地养活家人，希望能帮我找份工作。”
贾伯涛曾经受到过袁殊的父亲袁晓岚的帮助，马上给袁殊回了书信，把他推荐给了吴醒亚，吴醒亚当时是上海社会局长。王子春知道后，给袁殊做了份简历，简历中投其所好的写着“讨厌了左倾，只想填饱肚子”和“团体对团体、情报对情报”等思想。
吴醒亚看到这份简历后，心中大喜，立马对袁殊说：“你别再做文学活动了，反正也没做出什么大名堂，你以后跟着我工作怎么样？”袁殊就等着吴醒亚发出邀请，当场便答应了。袁殊并没有正式成为社会局的工作人员，只能算吴醒亚私人任用的。
王子春让袁殊向吴醒亚讨要一个公开的身份证。没过多久，吴醒亚就给了袁殊一个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
袁殊当时评价自己当的是“流氓记者”。后来解释道：“旧社会的新闻记者绝大多数都有政治背景、许多人都兼搞情报活动或作某个集团的喉舌以领取额外的津贴，纯正清白的记者极少或者没有，中外都是一样。”“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在整个中国蔓延，所以日本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会场往往是空空荡荡。
但是国共两党以及新闻行业还是需要日本的消息的，王子春指示袁殊仍然出席日方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方的记者招待会上，袁殊手里拿着一本日本的杂志，引起了日本官员岩井英一的注意。
岩井英一主动搭话道：“你懂日语吗？”
袁殊谦虚地说：“只会一点日常用语。”岩井英一难以置信地说：“会日语的中国记者可是很少的。”慢慢地，两人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亲近。
在酒馆里，岩井英一试探地问道：“你知不知道一些不公开的中日关系的消息？”袁殊自然能搞到日本人不知道的内幕，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那你也要给我提供你们的消息，咱们交换情报。”因为有了岩井英一这个特殊的消息来源，袁殊经常能最早最准确地报道出许多新闻，成为了新闻界的“红人”。随着两人配合越来越默契，岩井英一向袁殊发出邀请：“袁先生，我打算以后每月给你200元的交际费用，怎么样？”
岩井英一这句话的深层意义是：想要雇用袁殊为日本情报员，200元就相当于工资。袁殊也没办法向上级请示，只能先应付着，说：“可以吧。”后来，袁殊向王子春汇报这件事，王子春十分赞同。
于是，袁殊又成为了日本情报员。通过这一身份，袁殊打探到了日方的重要情报——日方的策略是诱降蒋委员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接着向南进攻。
正是因为袁殊的这一情报，打消了苏联的顾虑。这才有了后来苏联出兵支援西线，减轻了我国的压力。
与上级失联，从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袁殊还和青头帮头目结拜为兄弟，与杜月笙相识，又多了帮会成员这一身份。
1937年7月，岩井英一邀请袁殊到日本旅游。王子春认为这是一个了解日本的好机会，袁殊还很有可能结识到其他的日本高官，便同意袁殊前往日本。但是，袁殊从日本回国后却与王子春失联了。袁殊只好拜托夏衍帮他接上关系。夏衍当时是中共中央文委电影组组长。
夏衍在自传体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谈道：“我知道袁殊在参与特科的工作，他突然让我帮他递给特科上级一封信，我和特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好把信交给了蔡叔厚。”
蔡叔厚在接到信后，就把袁殊的工作关系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后来袁殊也是执行的共产国际的任务。袁殊在这种情况下又多了一层身份。就是这层身份让他陷入危险。
袁殊在报纸上得知“怪西人案”，原本没有想到会牵扯到自己。有一位老朋友提醒袁殊：暂时拒绝和旧人的来往，做好远离上海的准备。袁殊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的大队长翁光辉正在办理此案。
没想到上海区区长王新衡却找上门来，他直截了当地说：“翁光辉队长想请你过去了解些情况，这对你也有帮助。”
袁殊明白即使自己不主动去，也是逃不了的。袁殊心惊胆战地见到了翁光辉。翁光辉还是很客气地和袁殊握了手，说道：“你来很好！”没想到袁殊刚坐下，就来了两个士兵站在门口。翁光辉的表情瞬间变了，严肃地问道：“你和那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袁殊立即答道：“我没见过他。”
翁光辉质问道：“那为什么那个西洋人的本子上有你的信息？”翁光辉朝门口的士兵挥了挥手，两人就把一个满身伤痕的人架了进来。这个人指着袁殊喊道：“就是他！”
这个指认袁殊的人就是他的交通员，所以袁殊的身份至此暴露。
虽然袁殊不承认，但是他的交通员已经全盘托出，他再隐瞒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袁殊在自白书上写道：“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由于袁殊的多重身份，也获得了多方的营救。最终入狱8个多月就被释放。
“党内身份”动摇，再到日本1935年5月，袁殊出狱。可是袁殊现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曾在这一时期写道：今朝有幸有归途，愧望长江水向流。落拓乡关老病死。朝晖重上劫余楼。有人建议袁殊去投奔陈立农，但是袁殊非但没有去，还辗转找到了我党人员。
但是当时组织对袁殊仍然处于怀疑阶段，并没有立即安排工作。袁殊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尴尬，就主动要求先去日本留学。
组织回复：同意你去日本留学，但是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必须马上回来。袁殊在这一次留学期间，有意识地为我党收集情报。东京百货大楼出售大政年间的日本军事地图，但是不卖给中国人。
袁殊穿上日本学生的制服，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顺利买到了军事地图。在经过回国的海关时，袁殊把地图分散夹在书本里，塞在雨伞里，有惊无险地带回国，交给了组织。
袁殊回国后又和原来的上级王子春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一天早上8点，袁殊的家门口响起了车笛声，袁殊刚打开家门，就看到了一个人朝他家走来。
袁殊见过这个人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戴笠。戴笠看出了袁殊认出了自己，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没时间，你明天上午来找我细谈。”袁殊报告给潘汉年后，潘汉年允许袁殊去找戴笠，尽量获取戴笠信任。
袁殊在见过戴笠后，被任命为军统局的少将组长，主要任务是收集日方情报。通过袁殊的暗中帮助，救出了许多我党的同志，其中还有鲁迅的妻子许广平。
抗战胜利后，袁殊回到解放区。1949年，袁殊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调查日方和美方的消息。后来还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了8万字的著作《南窗杂技》，首先提出了“报告文学”这一概念。
1987年11月26日因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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