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帝国”从故纸堆中走了出来，再次成为历史学界研究的焦点。帝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一般而言，狭义的帝国形容的是国力强大的君主制政体国家，而广义的帝国范围要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都可以被称为帝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更是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帝国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先锋史学流派研究“全球史”的转向，很多历史学家逐渐打破过去一时一地的研究方法，跳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单位的思考惯性，尝试从更宏观的时空纵深去理解历史的全貌，这么研究的目的不难理解，就是为了呼应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今天的欧盟、非盟、东盟，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联盟、互惠贸易联合等，在形式上总能找到过去的“现代帝国”影子。比如，欧盟的架构和缺陷，与哈布斯堡王朝就相当接近。历史进程尤其是悲剧性的历史，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呈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当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
（比想象的要晚得多）
变成民族国家后，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又是什么造成了看似牢不可破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千年帝国史》中描绘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帝国全景图，他从罗马帝国切入，剖析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等。库马尔表示，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他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他们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他们如何认识自我，以及帝国统治者在建立普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如何留下了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的多元化的政治遗产。
《千年帝国史》，[美] 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以下内容节选自克里尚·库马尔所著的《千年帝国史》第一章“帝国的理念”中的“重新发现帝国”一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 （美）克里尚·库马尔
整合丨何安安
最近几十年来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的奥查科夫之战。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
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
（1986）
可谓这股热潮的开端。随后是保罗·肯尼迪广受赞誉的畅销著作《大国的兴衰》
（1988）
，这本书简要刻画了欧洲的伟大帝国，讨论了其兴衰背后的成因。而爱德华·吉本式的书名不仅没有使读者退却，更没有辜负肯尼迪试图为当代社会寻找历史教训的苦心，尤其是对于今天的美国人。
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
（2004）
，其英文副书名直译为“不列颠如何创造现代世界”，这本书在学术界广受欢迎，弗格森极具野心地在英国与现代全球化之间寻找关联
（“英式全球化”）
，这是他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的观点。戴维·阿伯内西为学生和专家们撰写了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综述性专著《全球统治的动力学》
（2000）
；多米尼克·列文
（2001）
则专注于俄罗斯研究，为这个内陆帝国完成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
（2001）
。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还出版了他们全球化视野下的帝国研究新著《世界帝国两千年》
（2010）
。
《世界帝国两千年：一部关于权力政治的全球史》，珍·波本克(Jane Burbank)、弗雷德里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著，冯奕达译，八旗文化2015年10月版。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
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试图尝试建立帝国，而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奥斯曼帝国，后宫中的妃子在喝咖啡。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一个国家中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
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民族活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总之，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
帝国研究的热情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吗？
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的背后，正如人们出于怀旧情绪，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19世纪英国强权统治下的承平岁月让人觉得安稳。但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理解帝国的很多做法。史蒂芬·霍威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或超越潜在的蛮族部落，以及内部的宗教冲突。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世的价值观”。
1683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疆域。
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
“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相信的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直奉行帝国政策。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在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会以其他帝国的命运作为开场白；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有关研究者对此依然心存疑惑。
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
，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绝不亚于其他国家。让美国具有“帝国”色彩，或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帝国的，也许是当前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分裂与不稳定所做出的回应。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独特的文化经济，也是美式资本主义击败其对手
（包括苏联）
的胜利。大家承认的“美利坚帝国”并未试图获取新财富或领地，只不过是“单一超级大国”在“新的无序世界”中的特殊形态。
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的解体速度尽管较慢，但也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投胎转世”的现象，而殖民地社会将继承帝国的遗产。
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
（“帝国回迁”）
。这也表明了帝国对前统治地区民众的心理、身份认识以及帝国灭亡后他们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千年帝国史》中，我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千年帝国史》中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这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
注：以上内容节选自《千年帝国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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