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第七章 前夜
嫘祖后裔（二）
深夜里，我和母亲躺在炕上聊天。我问母亲：“娘，你还养蚕吗？”母亲叹息地哼了一声：“桑树都叫敌人砍了，还养什么蚕呢？再说你也不在家了，谁给我摘桑叶倒蚕屎？为娘的说了多少遍，要给你买一件花衣裳，可是，一直没有买，这桩事儿娘总记挂在心里。”
我笑了笑，对母亲说：“娘，现在我们都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了，你做了花衣裳，我也不能穿了。”
母亲还是有点儿遗憾，说道：“可怜我养了半辈子蚕，也没有传下个养蚕手！你爹说我是嫘祖后裔，我这没有传人了。”
我安慰母亲说：“现在的养蚕能手可多了，等到全国解放了，咱们还要办蚕桑学校。养蚕的姑娘成群结队，缫丝织绸都用机器啦，你的后来人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母亲呆呆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
夜已经很深，母亲还没有半点儿睡意。她把我放在炕头上的一个木箱子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像宝贝似的拿出来给我看。呵，我愕然了！是什么好东西呀？原来是洗得干干净净、舒展的平平整整的，一叠叠的破布，有深蓝色的，有浅蓝色的，还有黑的和白的。最大的一点儿有一尺见方，最小的有半尺长短，还有一缕缕布条条。我从小就清楚，母亲总是将破了的衣服补了又补。她箱子里有不少做补丁用的破布，然而这会儿，父亲不在了，姐姐们出嫁了，我和弟弟都离家参加革命了，她还积攒着这些东西干什么。母亲确实把这些东西看作宝贝一样，慢声细语地对我说：“积攒了多年了，大的当大补丁，小的补小窟窿，布条留着打袼褙（用糨糊裱糊成厚片）、纳鞋底、做鞋帮……”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脚上穿的鞋，不是大娘婶子们给做的吗？捎回去送给他们用吧！”
我止不住地热泪直流，娘啊，娘，这就是您全部的财产，您真正的宝贝，您要我带给沂蒙山区大娘婶子们的唯一厚礼。我想到父亲活着教育我们的，也是母亲身体力行的那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灯影下面，我抬头看看母亲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罩褂，又看看自己身穿的华东妇女代表大会发给的蓝色细布列宁装，也想起了沂蒙山区的那些给我做鞋缝袜子的大娘婶子们。我不忍辜负母亲的好意，捡了几块破布、几条布条掖进书包里，对母亲说：“那里的大娘大婶子们正用得着这些东西做军鞋呢！”那成千上万双军鞋，不都是用母亲手里这样的破布糊成的袼褙做成的吗！
我再三地劝母亲和我一起出去看看，她执拗地说：“孩子，你娘就是死了，骨头也要埋在咱家的土窝落里，和你爹在一起！”怎么也不肯跟我走。我忽然发现她的窗台上，刚刚晾出一张桑纸，问她是不是还想养蚕。她深情地望着那张纸说：“清明快到了，蚕子已经发乌了，不几天就出蚕蚁了，这是给庄里还有几棵小桑树的张婶婶捂的好蚕种哩！”
天亮了，我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我将身上仅有的几十元“北海票（当时解放区通用的钱票）”和几十斤柴草票，塞给母亲。母亲怎么也不要，我摁住她的手，帮她掖进贴身的衣袋里。
四月的阳光照得庄西头的苇湾暖煦煦的，母亲的脸被一丛树挡住了，只有摇摆着告别的那只手，如枯树枝一般晃动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先在南京当了《新华日报》地方版主编，后来到南京市委、江苏省委任职，整天忙忙碌碌，可我每年总要省吃俭用，攒一点钱给母亲寄点吃的，南京香肠、香肚、肉松……
从1960年初起，和母亲一起住的我的一位侄女不断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太好，黑夜做梦时常常呼唤着我的名字，但又怎么也不让别人写信告诉我。我写信回家问她需要什么，不知问了多少次，她才请人回信给我，只要一顶黑色的缎子帽和一块黑色真丝的包头布！……我明白她是要了干什么用的。我不单单给她寄去一个黑色缎子帽和一块黑色的真丝包头布，还给他买了一对小小的银耳环，一只银簪子。“身着罗绮者，总是养蚕人。”我写信跟母亲说，“现在新社会了，你如果还能养蚕，丝绸衣服，总有一天能够穿上！”
1960年夏天，母亲终于离开人间了。她哪一天去世的，我当时不知道，因为电报只说她已经去世，没有说清日期。接着家里来信说，母亲病危时叫人嘱咐我不要回家给她送终，活儿干好比什么都好。我母亲说的“干活儿”就是“工作”。
我做了母亲，就更想我的母亲；我有了白发，更想我的白发亲娘。多少年来，我的脑际常常浮现母亲的影子，那位留着一双小脚的母亲的影子，深夜巧剪窗花的母亲的影子，日夜忙着养蚕的母亲的影子，亲口对我说，卖了丝，织了发网给我买花衣裳的母亲的影子，在我枕头底下掖上一块闪光的银圆、送我参加革命的母亲的影子，病中呼唤着我的名字的母亲的影子……母亲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永不泯灭。
1991年3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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