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陶振宇先生生于1927年元月，于2000年2月2日去世。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不能淡化我们对他的怀念。父亲生前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著名岩石力学专家，但是我写此文仅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去追忆他，寄托哀思。
父亲和母亲身份悬殊父亲生长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叫太子庙的村子，爷爷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在父亲还在读初中时，爷爷奶奶就张罗着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半，是个文盲。父亲是个孝子，在16岁那年和母亲完了婚。我大姐出生于1946年，其时父亲在衡阳成章高中就读。父亲1948年考上湖南大学。在父亲上大学时母亲一直在老家务农，每年只有在父亲放寒暑假时他们才能相聚于老家。我哥哥1949年出生，其时父亲在长沙读大二。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又来到珞珈山在武汉大学土木系就读，于1952年1月毕业后分配在华南工学院任教。1954年武汉大学土木系和别的大学部分系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来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文中简称水院），父亲又转到水院任教。母亲于1955年带着大姐和哥哥从湖南老家来水院和父亲团聚。母亲下火车后手牵着九岁的大姐，肩膀上挑着一担箩筐。一头箩筐里是行李，另一头是六岁的哥哥。母亲来汉之后在家里当了几年家庭妇女，后来父亲送她上扫盲班学习，也能认识许多字，算简单的算术，记些简单的帐。在这几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二姐和我。母亲后来也参加了工作，在水院托儿所当所长，手下管几个阿姨。母亲的工作是临时工，曾经两次被精减回家，在家里母亲有一个外号叫老临时。第一次精减回家是在1962年国家困难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时。文革后学校根据水电部一个文件精神将母亲转为正式职工，但是母亲干到1978年就主动退休在家专职照顾父亲和刚刚出生的我的侄儿。父亲读书、教书和做学问都是一把好手，但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父亲娶了母亲，应该说是享了福。母亲来汉之后家里生活全由母亲打理。父亲从来没有买过菜，做过饭，洗过碗。不知道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苏联进修两年日子是怎么过的。父亲因为有母亲的照顾，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学术造诣很深。父亲的研究领域为岩石力学，兼治中国水利史。提出和创导了岩石力学研究及工程应用的许多思想方法，在水工设计岩体安全取值，岩石断裂与连续的统一性，岩体地应力，水库诱发地震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眼睛患有白内障几乎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发表过十七本专著或者合著，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指导过三十多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父亲的这些成就也有母亲的一份功劳。父亲于1989年曾经发生过第一次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过来。我于1990年携女儿离开祖国来加拿大和我先生团聚，在我出国之后父亲眼睛患有白内障，因为他同时患有糖尿病，一直没有动手术。父亲的白内障手术一直拖到1997年才做。这几年里，父亲的生活完全依赖母亲。母亲是父亲的厨师，是他的通讯员，是他的护士，还是他的散步牵手员。在那几年里，人们常常看到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水院散步。1993年在阿尔伯塔大学水力学实验室有几位国内大学校长来参观，其中一位向我先生介绍了一个情况。一次在武汉有一个全国性岩土工程学术会议，会议把我父母亲都接去了。父亲参加会议是因为他在岩石力学界颇有建树，母亲去则是去给父亲当牵手员。父亲和母亲白头偕老完全是因为父亲的身上有着传统的美德所致。父亲的美德不仅仅表现在他和母亲的婚姻方面，也表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及同学同事的关系上。父亲在参加工作后每月发的工资，首先要拿出不小的部分寄往湖南老家孝敬爷爷奶奶和供姑姑读书。在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每年还寄钱给我伯伯。陆仕强教授是父亲大学同学，比父亲小好几岁，我叫他陆叔叔。陆叔叔因为所有社会关系都在海外，在学校很受委屈。父亲是陆叔叔最好的朋友，而陆叔叔则把父亲当着大哥一样。父亲和他在学校任教的九个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密切。值得称道的是这十位教授的配偶大多数是像我母亲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全都白头偕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在莫斯科留学时照片
父亲和他的研究生父亲曾经指导过三十多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父亲指导研究生往往让他们自己选择课题，而不是给他们指定课题。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深深地影响我当年的男朋友，即现在的先生，虽然他学的是水力学，和父亲的研究方向（岩石力学）风马牛不相及。高校里有一种说法，真正了解一个教授的是他的学生。经父亲指导的学长学弟学妹们对父亲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这一方面是他们敬佩父亲的渊博学识，另一方面是他们感念父亲给他们的指导和关怀。莫海鸿师兄曾经告诉我先生，说父亲知识非常渊博，他由衷佩服。其实莫师兄并不知道，我家里有好几箱俄文书籍，是父亲当年留苏时带回来的。父亲通晓几门外语。余启华师兄曾经得过好长时间胃病，他每天午饭都在我们家里吃，还由我母亲给他煎中药，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唐方福师弟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武汉大学校刊上纪念父亲。曾亚武师弟是父亲的关门弟子，他和父亲合作出版的著作，在父亲去世之后又再版。曾师弟把再版全部稿费交给了我母亲。父亲的弟子有许多留学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有许多弟子回国时还专门弯路到武汉去父亲墓地祭拜父亲，到我们家来看望我母亲。
父亲和我我在1958年出生时父亲正在外地开会。父亲回校之后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翠会，我上小学后将其改为翠慧。父亲于1959年在北京进修俄语，1960年去苏联。父亲出国时我才两岁，还不记事。1962年的一天我在丁君松教授家玩。我管丁老师叫丁伯伯，管他太太叫丁妈妈。这一天丁妈妈牵着我的手指着一个刚来的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爸爸。我有一些吃生，父亲有一点点激动，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对父亲的印象就从那天开始。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瘦高个，很精神，很帅。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父亲专门请假和母亲一起抱着我到汉口同济医院去看医生。母亲说我的面子好大，因为父亲工作实在太忙（父亲除了教书外还担任系党总支书记）。父亲不会干家务活，在我小的时候坑了我一次。那天我起床晚，母亲已经上班去了。父亲帮我梳小辫子，梳得很不好看，引来同学们嘲笑。在家里我母亲是严母，父亲则是慈父，这和许多家庭刚好相反。有一次晚饭时母亲因为我调皮拿了一双筷子向我当头打了下来，父亲连忙用左手护住我。母亲的筷子没有止住，把父亲的手表盖子砸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可能因为他留学过苏联）。父亲不仅仅在水院受到批斗，还到湖北医学院陪过斗。有一天全院在体育馆开批斗大会，专门批斗父亲，父亲害怕我和二姐受不了批斗场面，事先让哥哥带我们去钓鱼。回家时我发现了父亲的高帽子和批斗牌子。那牌子上还有父亲的血。即便在那样残酷的条件下父亲仍然坚持做着学问。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写他的著作。我当时对父亲这种执着的精神很难理解。我1975年下放到钟祥县一个生产队插队。1976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干活，父亲突然坐吉普车来到工地看望我。我当时皮肤晒得很黑，手上有冻疮，衣服脏兮兮的，干很重的体力活。父亲见到我时非常心疼，但是他没有流露他的心情。多年后父亲对我先生回忆起那一次见面仍然感慨良多。我和父亲最后见面是在1998年夏天我带两个小孩回国探亲期间。那时父亲因为作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没有问题了。父亲在时隔八年之后又见到我和我女儿，并且还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我五岁的儿子，心情格外高兴。虽然语言不通（我儿子中文不好），但是父亲和我儿子很快成为好朋友。我发现在父亲的床头边挂着我们全家四口的合照，还有远在德国的二姐一家的合照。母亲后来告诉我先生，这是父亲的主意，老人家想每天起床就能见到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女儿及家人。我和小孩子们离开武汉那天，父亲送我到了楼下。当我们坐进小车的时候，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流下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2000年元月27日晩上我们在加拿大家中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祝贺他老人家73岁生日（国内元月28日，农历腊月22）。小孩子们用英语在电话这头同声喊“爷爷，Happy birthday”。我先生后来听我母亲讲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五天之后父亲因为心脏病骤然去世。那是在200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父亲那天吃完早餐后到院收发室拿了一封挂号信后，在院行政大楼外和两个熟悉的教授聊了几句话便突然倒地身故。两天之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昌殡仪馆礼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是他仍然活在中国岩土界学人的心中。他的论文，他的著作是岩石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写的书有的已经再版，有许多一直是全国高校教材。他培养的几十名弟子现在正在国内外为岩土工程作出巨大贡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于2012年庆祝建院60周年，院里将父亲选为十位已经去世和仍然健在的著名教授之一。父亲是我们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的教诲，他作为我们的榜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2021年3月31日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市
作者简介：陶翠慧，湖南衡阳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水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图书馆馆员，1990定居加拿大。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加拿大注册会计师。退休前任卡尔加里大学商学院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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