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畅
编辑 | 俞诗逸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看完牙坐公交车回家，两站后上来一对老夫妻，看上去约莫七八十岁，老太太摇晃着手里的布兜走到我旁边，我忙挪到最里面，腾出位子。她长满老年斑的枯瘦的手轻轻放在我胳膊上，小声问：姑娘哪站下？那手、语气、神态，都像极了我姥姥。
上大学那会儿，过年回家，姥姥总喜欢话说到一半的时候牵起我的手，摇着头笑：瞅瞅，你这小手多光溜，再看我。她伸出自己一只瘦长的手，用另外两只手指捏起手上的皮。人到一定岁数，手皮肤下的脂肪就像是被燃尽了，我盯着看了半晌，担心被揪起来的皮会一直停在那里。
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就把我寄放在姥姥家。这个闲不住的老太太每天变着花样玩。当时小霸王游戏机刚时兴，她就买了一台（要知道她连买一只苹果都要为几毛钱砍价），连在那台14寸的电视机上。我俩盘腿并排坐在绿色地毯上，看她玩坦克大战、魂斗罗、超级玛丽。那时她的手还没有枯瘦下来，指尖灵活游走在手柄的按键之间，似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决。全心投入时，她的身体跟着手柄一齐晃动，眼睛里闪着光。若赢了，拍手大笑，高声叫好。若输了，绝对不服，非得再战一把。
我的童年就在那台当时稀有的游戏机前度过，电视里放的不是小猪佩奇，而是属于姥姥的战场。奇怪的是看她玩了好几年，我几乎没怎么亲自摆弄过那些手柄，好像光是看她那样投入就足够快乐了。下午吃过饭，一定要到小花园里和几个同院的老太太斗几把地主。她们纷纷带上水果和暖好的茶，聊聊家长里短，牌技上彼此不相让。偶尔也去老年大学打打乒乓球。
她穿一双白色的胶鞋，从早市上花几块钱买来的，过膝的黑色褶裙，轻薄的衫，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她在球台前频繁挪着步子，球打出漂亮的弧线。她绝不允许别人犯规，对比她年纪还大的老人也不让步。赢了球，绕球台小跑几步以示庆祝。在所有人眼里，打球不过只是锻炼身体、消磨时间罢了，他们喜欢拿姥姥的过分认真开开玩笑，但在她看来，每个球都必须精彩。
打完球回家的路上，阳光明媚得出奇，姥姥给我买了根五毛钱的棒冰，我们路过大学操场，几个大学生正在踢球。
“你以后也会来这样的地方。”
“这么大的地方吗？”
“比这个还大。”
“就在这里吗？”
“可能是姥姥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没再接茬，直到蝉声淹没了我们的谈话。
童年如同盛夏，因炽热而漫长，回想起细枝末节，都比蝉声嘹亮。逢年过节，回到姥姥那个混杂着膏药和樟脑球味的家，一家人坐在绿色地毯上，陪她打几轮扑克，喝点啤酒。从隔壁的房间，能听见扑克牌被甩在茶几上的声音，最响的一定是姥姥。牌局一开始平安无事，直到舅妈做了弊，藏了牌，被姥姥发现后气得连喊不玩了，最后还是忍不住坐地厮杀，片甲不留。有时不免感慨，这个东北老太太真是个狠人。
2005年初，哈尔滨发生水污染事件，又传出谣言说要发生强地震，我、姥姥、姥爷、弟弟启程去烟台舅舅家里“避难”。卧铺火车上，72岁的姥姥主动提出睡上铺。火车颠簸，姥姥单凭臂力和灵活的手脚上上下下，从不用卧铺的梯子，其他乘客都看傻了眼。我骄傲地站在一边，边啃桃子边欣赏她矫健的伸手，和第一次看《卧虎藏龙》的视觉震撼如出一辙，内心忍不住呐喊：看啊，这是我姥姥。
前几年，姥姥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住进了养老院，每次去看她，她都一个人坐在靠近窗台的床边，就那样呆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像可以永远这么坐下去。凑过去说话，用力喊她才能听个大概。姥姥听力下降之后，妈妈替她配过助听器，但她嫌麻烦，后来反而觉得听不见也没关系。于是我们的聊天就变成了尴尬的喊话，门外有老人路过，往门里探头瞧，像在等待什么热闹发生。
养老院定期组织老人参加党支部会议，传达精神，姥姥也去，坐在大礼堂的角落，大概和坐在床边的神情差不多。回来我问她都讲了啥，她说：坐了一下午，腰生疼，一句没听见。她说完笑得不行，像捡了大便宜。
因为听力不好，没人肯和她打牌聊天，所以姥姥在养老院没什么朋友。我妈带我把养老院的几层楼都逛了一遍，想找到一伙打牌的人，说服他们带上我姥姥。绕了一大圈之后，我和妈放弃了，他们都只是那样有一搭无一搭消磨时间而已，没有人比我姥姥在牌桌上更热切。他们自动凑成了人数恰好的小队伍，姥姥被落下了。老年人的社交世界大概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只找合得来的同类，然后把有差异的人排除在外——无可指摘，只是自觉帮不上什么忙，就像父母没办法通过说服孩子的同学，就帮他找到好朋友一样。
当然姥姥自己也不闲着，她常眯起那双因白内障而近乎失明的眼睛，把报纸上的养生文章抄在小本子上，一个人读《圣经》，只读给自己。有回她也想读给我听，读到一半不小心睡着了。老年人就像小孩子，一天的精力配额用完了，就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
有段时间，她曾把精神饱满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保健药上，和姥爷一道，花了上万的钱，领回家几大箱保健药和按摩头部的仪器。全家人一边看着他们手舞足蹈地吹嘘这些药多么管用，吃了之后精神多么好，一边无从知晓他俩是怎么把这么重的药扛回家，搬上四层楼的。
自从舅妈当众戳穿了保健药的骗局，剩下的药就堆在小屋的墙角，再没被碰过，两个老人的精神也一天天萎靡下去。这两年再见姥姥，我们几乎都放弃了费力的交流，只是初见时彼此笑着拥抱，紧紧拥抱，然后并排坐在床边，她会把那只干枯得只剩下骨架的手放进我手里，就这么一直坐着，直到我离开。
再后来姥姥的小区整体改造，因为那个家没人看顾，我父母的精力也实在有限，家具干脆被清走，绿色的地毯也被丢掉了，小区给每家每户统一配了新锁，钥匙放在母亲那里暂时保管。有回姥姥擅自从养老院“逃”出来，想看一眼家里，从城郊到市区坐了足足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走进院子，经过小花园，上了四楼，却发现自己的钥匙配不上那个锁眼，只能向邻居求助。
那幢楼里，原先的老邻居走的走、散的散。终于有一户肯开门，碰巧是原先相识的老邻居。妈妈当天下午接到了两通电话，一通是养老院的前台，一通是那位邻居。不知道那天她花了两个小时把姥姥送回养老院的路上，两个人都怀着怎样的心情。
“你比我下车早，咱俩挪一下。”提着布兜的老太太忙着起身，我连说还早。
“你要坐到终点站？”
“嗯，闺女说是在那儿等我。”我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彼此都听得见。我想问她要去哪里，有没有带手机，联不联系得上。在这偌大城市，陌生人之间的沉默变成了惯习，互不干扰甚或一种美德，最后这些关怀还是没能说出口。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我无比强烈地想在公众场所和一个陌生人攀谈，只想知道她会不会安全抵达。
下车，走上过街天桥，走进午后安静的小区，除了鸟鸣只有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后座坐着五六岁大的男孩子，横梁上是年纪更小的一个，骑车的爸爸路过减速带时喊一声：抓紧了哦。两个小朋友尖叫着消失在拐角，爸爸在笑。
若干年前，我妈妈就这样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蹬着车送我到幼儿园，然后再骑上半小时的路赶去上班。快到幼儿园有一段陡坡，妈妈会提醒我：下坡了！抓紧了哦。我就用胳膊死死箍住妈妈的腰，闭紧双眼，像通过一段黑暗的隧道，睁开时已是树木葱翠成荫的幼儿园大门口。我慢慢长大，妈妈和姥姥慢慢变老。以至于每次回家都不得不经历一场被真相折磨的痛苦，因为在印象中，姥姥永远是那个活跃在球台中间庆祝胜利的样子，妈妈永远都用力蹬着自行车在车流间穿行。只是回过头来，你早就不是那个盘腿坐在地毯上看别人打游戏的孩童，也不能一直靠抓握任何人获得保护。
来北京的这几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或者说，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从无数陌生人身边穿行而过。有的完全陌生，只在社交软件里熟络。有的偶尔熟识，分开后很快忘记。有的虽未忘记，也不会再见或提起。学生时代混搅在一处的集体生活终于被打碎成一颗颗原子，投放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岗位，大家都各自在朋友圈里过起了互不相扰的平行生活。
几年前在城东租房时，隔壁的老人时常在我回家或出门时，打开一道细小的门缝，从里面窥探我，我们从未认真打过一声招呼。搬家到北面之后，同楼层的老人见了面只会略有些唐突地问：你不是北京人吧？有没有户口？只有在天空飞过一架飞机时，我才会从阳台侧面的窄窗中望见邻居的身影，有时是老人，有时年轻些，但我们从未对视过。
地铁里，每个人的视线只被手中的一块小屏幕吸走；电梯里，所有人都礼节性地保持沉默，省去冗杂的问候。哪怕是路上有人遇到了麻烦，也很难不经犹豫地伸出援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节奏里沉迷得过深，照顾好自己而不给他人添麻烦变成恩惠，所有人都甘愿自己仅仅是陌生人，如此才能省去麻烦。
到大城市生活和打拼的年轻人，在这场陌生人的戏剧中努力扮演上进，优秀，努力，前途光明。在不成功便成仁的名利场中游走，生活被挤压成了一个黄豆大的内核，像一块被细心剔除了一切血肉的骨头，光鲜精致，却没有什么生命力。但除此之外，另一条路却很难走下去，回到老家，做一份一辈子都安稳的工作，亲历父母辈的人事关系，把学生时代积攒下来的精神气抛在脑后。哪条路都是不归路，哪条路都免不了孤独，但只有像候鸟一样折返，不去思考意义，才能顺顺当当地生存下去。
你早已不是那个坐在自行车后座，只能看见母亲后背的孩童；你虽拥有了独自张望的自由，却失去了穿过隧道时的兴奋。
不知道公交车上那位坐在我身边的陌生人，最终有没有顺利和她的女儿重逢。
本期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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