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公安队伍中,有一群人,是警察,也是科技工作者,他们成长于不同的时代,却始终秉承着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直面磨砺与困境,用最纯粹的执着造就了一次又一次刑事科学技术的奇迹。

这就是一个人的执着(这份执着一直都在)(1)

翻开这段厚重的历史,一幕幕影像、一个个身影,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

01

1964年,北京永定河畔,几个人在无人踏足的空地,设置了一枚炸弹。他们心情紧张而激动地启动了爆炸装置。在一声巨响过后,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他们在一片烟尘中,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测量和记录。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次大胆而具有里程碑式的“行动”:带有毒物的爆炸证明了有毒物品不能与炸药混存,为危险物品存储、管理等订立了新的标准。尤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我国公安机关爆炸试验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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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高光斗的年轻人,目光炯炯,他明白,他已经踏上了爆炸分析的研究道路,并立志要把这项当时完全空白的研究做到全国公安前列。“不能让同行看笑话,要能代表首都公安的水准!”

时间证明,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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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高光斗不断穿梭于爆炸试验场、爆炸案件现场和实验室,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1981年,他首次引入电极技术用来检测爆炸案现场的无机成分;1982年,成功研制了微量炸药喷显剂,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83年,他首先提出了把炸药遗留物和残留物分开的新概念,并组建起了国内第一个爆炸案件分析研究室,完成了爆炸残留物分布基本规律的课题研究;1986年,他归纳总结了利用创伤面积半径估算炸药量的经验公式,计算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炸药量,填补了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一项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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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取得成就,或许屏幕前的我们无法真正完全理解,但1999年,公安部在公布首批八位“特邀刑侦专家”时对高光斗的评价,却足以说明一切:“身怀绝技、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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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高光斗,在回顾那段“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搞科研”的时光时,只有看尽岁月后的从容。

仿佛,那一次次缺乏防护、极具危险性的爆炸试验,那一捧捧从炸点周围背回实验室以吨计量的焦土,那一段段靠纸笔推算出来的公式,那一个个闷在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那40多个特大爆炸案件现场,那在爆炸后焦灼的废墟里搜寻爆炸残留物的日子,仿佛都已不再是回忆的重点,而当自己研发的刑事技术被应用到办案实践中时的成就感,和挑战一座又一座刑事科学技术高峰的过程,才是最值得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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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自己的刑事技术科研生涯,高光斗说:“能够在刑侦和爆炸分析领域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公安事业,我的人生也因此而更有意义。

02

1962年,和高光斗同年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学生中,还有一位年轻人,他叫陈建华,是西安交通大学顶尖专业——应用力学专业的高材生,面对刑事技术岗位,一开始是迷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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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年代里,倔强的陈建华很快踏下心来,来到位于海淀清河的一个简陋小院,开启了他的痕迹探索之路。

那时的玻璃痕迹检验技术,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空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建华在那个孤寂的小院里,通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测量、观察、计算,渐渐推开了玻璃痕迹检验那扇陌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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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正在主持一场盛大的国宴招待外国元首。突然二楼朝北的一扇窗户发出了轻微的碎裂声,一枚小口径子弹弹头遗落在两层破裂的玻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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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得知后高度重视,指示一定要查明事件真相。公安部联合相关单位迅速组成专家组进行现场勘查。专家们根据两层玻璃的弹孔位置,按照苏联教科书中所述,普遍认为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

在北京市公安局派出的刑事技术人员中,26岁的陈建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根据自己以往的实验结果,推测子弹很有可能因远距离射击,导致其在打穿第一层玻璃后运动方向发生了偏移,在两层玻璃之间形成了看似近距离射击留下的轨迹。

而他基于实验给出的推断,最终经过排查和实验,被得以证实。陈建华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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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刑警组织第九届法庭科学大会上,一名英国伦敦警察厅代表曾在发言中高度称赞道:“中国的陈建华通过多年的实验,解决了区分枪击和高速投掷物击碎玻璃的难题。”陈建华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攻克该领域的中国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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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公安刑侦队伍里,陈建华不仅仅是国内玻璃痕迹检验的“开门人”,在指纹痕迹检验领域,他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军人”。

很长一段时间,刑事技术人员对遗留在塑料制品表面的指纹,一筹莫展。直到八十年代初,在查阅大量国外资料时,陈建华发现美国拥有使用含有氰基丙烯酸甲酯超级胶熏显隐性指纹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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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人用的超级胶太贵了,无法应用到日常的指纹提取工作中。”为此,陈建华跑遍了几十家化工单位,经过无数次实验发现,含有氰基丙烯酸乙酯的“502”胶,在特定的时间内经过温度加热后,可以解决在塑料制品表面显现指纹的难题。

至此,陈建华已经掌握了可以与世界顶尖水平比肩的技术了。但他仍不满足:“刑事技术要服务侦查办案,单独使用‘502’显现指纹需要两天的时间,对于侦查员们来说,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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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实验摸索,陈建华发现使用催化剂可以使指纹显现的速度比美国技术快一倍;随后,他又改进了加热方式,让塑料制品上的指纹实现了秒级显现!而他发明的“502黏合剂显现装置”造价仅为20元左右。

自该技术在全国公安机关推广应用后,破获的刑事案件不计其数,当年便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不仅在世界上为中国刑警争得了荣誉,还被许多国家应用到实际现场勘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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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陈建华被公派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司法部刑科所进修,为了抓住这次进修机会,一年的时间,陈建华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里研究资料、进行实验,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了表彰他的科研成果,1988年10月,加拿大警方特地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刑科研讨年会。那一天,陈建华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三篇论文,并当场回答了各国刑侦专家的提问。他的科学态度,以及在刑事科学领域的探索精神赢得了在场来宾的热烈掌声。

回国前夕,加拿大安大略警方郑重提出,请陈建华长期留在该实验室工作,并为他提供一切必备的实验设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陈建华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警察,我的科研成果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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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陈建华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如今81岁的陈建华仍然心系刑事技术科研,对于年轻一代,他说:“我们搞技术的就得专业,把技术做专做精,更好的为侦查工作服务。希望年轻一代能不断改进和革新刑事技术,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03

2008年3月深夜,一户住宅发生火灾,一名年轻女孩葬身火海,在初步尸检过程中,发现死者主支气管和二级支气管内都有碳尘,当时倾向性意见是意外失火导致的死亡。但由于死者的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不足致死量,为尸检结果增加了不确定性,确认死因,就摆到了首席法医任嘉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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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经研究肺部切片达十年之久的任嘉诚,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很快确认了死者肺部没有发现碳尘。通过回到火灾现场勘查、反复查看尸体,最终确认是被掐颈或勒颈导致机械性窒息后焚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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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任嘉诚提供的线索,侦查人员经过深入的调查,最终查明,犯罪嫌疑人入室盗窃过程中欲行强奸遭到反抗,将被害人掐晕并焚烧的犯罪事实。

此时,距离这位中国法医界的传奇人物退休仅剩10个月。而这份独属于法医的自信与底气,则来自于30年法医生涯中,5000多份法医记录的无一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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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不仅仅在于任嘉诚的法医技术,更在于他对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与共和国同龄的任嘉诚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法医之一。1976年,他从当时的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毕业。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筹建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任嘉诚报了名成为了一名法医,一干就是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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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这样记录上世纪90年代前的法医工作:“那时还没有防护服,工作时就穿一件白大褂,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无法修补才不再用。”任嘉诚也经历了这一切,相关设施十分缺乏,工作环境十分艰苦,遗体在哪发现就在哪办案。1983年美国法医代表团来考察,中方只能租用一家医院的解剖室进行技术交流。

在那之后,任嘉诚随团去美国考察,在一个解剖室墙上看到一句话:“这里是死人为活人做贡献的地方。”这句话中对亡者的那份职业关怀和尊重触动了任嘉诚,一回国,他就打了一份报告,促成了全国第一家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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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法医机构的建立,是北京市公安局法医工作迈向现代化、正规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开端,由此为起点,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率先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实现了法医鉴定领域与国际接轨的重大突破,让中国大陆的法医鉴定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如今,在法医中心的院子里,伫立着一座石碑,这是法医鉴定中心落成时任嘉诚提议设置的,上面两个大字格外醒目:“魂安”。他说,之所以竖立着块石碑,就是要提醒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位法医: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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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死者的冤屈得到昭雪,帮助死因不明的人还原真相,让生者心安。同时,当法医要客观公正,我们面对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命的问题,定性有问题就有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要蒙冤。负责任,是基本的准则。

04

在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陈云林心中,自己走上测谎技术领域,是偶然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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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北京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陈云林,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从事物证检验工作。

“那时候我们作化验也要间接和嫌疑人打交道,也要分析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说起起源,陈云林认为这与自己最初的岗位不无关系:“有一次一起盗窃案件,在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洞道里,我们在一个非常不可能选择的路线上发现了一片被凸起挂住的物证,我们就奇怪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线,就研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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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最早涉猎测谎技术的专家王补,找到陈云林当时的直接领导陈建华,想要把测谎技术应用到刑事案件侦查中。“当时,陈建华找到我,让我去跟王老聊聊,这就是偶然的开端。”

直到现在,陈云林依旧记得与王补的那次会面,那时的王补正身患严重的肺气肿,说话都大喘气,对于陈云林的到来,王补很高兴,向陈云林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并和对此感兴趣的陈云林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帮助陈云翎初步认识了测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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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恰逢此时,互联网悄然兴起,相关部门给了北京市公安局两个上网的拨号,市局党委为了进一步发展首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就把这两个号全部拨给了刑事技术人员。

“那时候上网查阅学术资料,只能上外文网站,所以这两个号就给了精通英文的陈建华,陈建华知道我也懂英文,就分了一个号给我。”陈云林坦言,自己走上测谎技术的道路,一要感谢陈建华,二要感谢王补,第三个就要感谢互联网:“我那时候就是从零起步,没日没夜地上各个学术网站查阅资料进行学习,一共整理出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收集了大量的国外权威部门的数据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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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林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踩上了风火轮,能力飞跃式的提升。而且因为掌握有大量数据和资料,当遇到具有一定反测谎意识的嫌疑人时,也从来没有怵过。

2001年,公安部协调陈云林去办理一起重大案件,陈云林用战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随即各个部门、外省市的公安机关也陆续通过公安部找到陈云林,让他协助案件办理。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有基础有支持有数据,案子就能拿下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项技术,就请我们去协助办案,我们接触的嫌疑人自然就多了,积累的经验也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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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林在偶然与必然之中,站到了全国心测领域的尖端,也因此受邀担任了中国刑事技术科学协会心理测试专业理事会秘书长的职务。

偶然就是机遇,而必然在于专注。”陈云林感叹:“如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老一辈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适合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那就是要专注于技术科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宁静才能致远。”

05

相较于“半路出家”的陈云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冯才刚一路走来,更像是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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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军人家庭的他,从小就有一种匡扶正义的梦想。198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如愿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摆在冯才刚面前的,是一套刚刚经过试验阶段的指纹识别系统软件,和落后的计算机硬件。“当时国外已经开发出了指纹识别的商业系统了,但是太贵了没有办法引进过来,80年代硬件方面可想而知,和国际上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可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侦查工作,我们只能从软件下手,自主研发识别系统,代替人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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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冯才刚的同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盛京在1990年科技展会上介绍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摄影:吴振英)

那个时代的指纹识别,主要靠人工,效率低下,有时候在庞大的指纹库里翻找具有相同特征的指纹样本,就得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翻档案,每个人都得去拉抽屉翻找,然后人工用放大镜去看去比对,再加上人比对过程中人的主观性太强,不仅效率低、准确性也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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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才刚回忆:“我从警的时候,识别系统启动了第二阶段的研发,那时遇到的困难都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方法,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琢磨算法,然后靠实验一点点推进。在清华大学自动化所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终于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套指纹识别系统,速度提高到100到200枚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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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取得了速度和质量上的飞跃,但冯才刚始终都能感觉到压力:“时代在发展,技术也在推陈出新,在侦查工作中对指纹识别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是压力,也是动力。进入新世纪,国外计算机硬件始终都在奔跑式的发展,冯才刚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指纹识别的硬件系统也能跟上国际水准。

“你知道GPU吗?就是显卡,我那时候发现它对图片处理的速度很快,就对它进行了改造,应用到指纹识别系统中,把识别速度从以前的3000枚每秒,提升到了30万枚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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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家十一五课题验收时,冯才刚在向专家们展示成果)

2010年,他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千万人级指纹识别和全国异构系统查询关键技术研究》,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技术同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以此为基础,北京市公安局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十指指纹数据库。更可贵的是,在几年未增加设备的情况下,通过这项技术成果,北京市公安局仅花费了几万元就实现了引进上百万元设备才能实现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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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三年就要退休的冯才刚依然处在科研的巅峰状态,说起未来的技术发展,他仍跃跃欲试:“如今已经进入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我正在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刑侦工作,所以即便退了休,我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因为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做的事,并且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事情,这种成就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给不了的。

06

对专业技术的痴迷,同样体现在2018“北京榜样·最美警察”、法医陈庆的身上,如今的陈庆已经全面主持法医鉴定中心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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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从警生涯中给他启发最大的人,他说第一个就是任嘉诚:“首都公安法医队伍的壮大及其全国顶尖的专业水平,都源自于任嘉诚提议并组建了一支独立的法医机构,以此为起点,让法医这支队伍走向了专业化,实现了技术水平的提升。”

对于任嘉诚本人,陈庆十分敬佩:“他在法医界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是一个特别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而且对于专业技术的追求和对法医事业的执着精神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一直到现在,70多岁了还在上解剖台,这一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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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给陈庆带来启发的人,是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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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同样是刑事技术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刘力副总队长,提议让陈庆主持致死原因标准及分类的课题研究,这对于当时的陈庆来说是一项无从下手的工作:“虽然当时医学界有自己的死因标准及分类,但是对于法医学领域,是不可用的,因为医学的死亡原因是静态溯源,而法医学的死亡原因是动态的,受行为影响,刚接到这个任务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同行都认为,这是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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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陈庆坦言自己是硬着头皮开始的研究。但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能体会到刘力副总队长的初衷:“这项研究,将包含有启动子、作用的机理、生物学损伤、死亡机理等内容进行了梳理,用完整的死亡原因给出标准范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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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不仅规范了我们的工作,让它更加专业,同时也能更好的服务于刑侦工作。事实证明,这项研究成果最终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

“这件事让我对刘力副总队长更加敬佩,他对行业的大局观,他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是我们要学习的。”陈庆坦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很迷茫,总觉得法医的工作节奏和环境没有办法搞科研,这是一个误区,其实很多课题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日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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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无论是任嘉诚、刘力副总队长,还是许许多多法医学前辈,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态度,要坐得住、吃的了苦、踏得下心,要心怀宽广和长远,还要有不墨守成规的勇气,才能做出一番事业,对得起当初选择法医工作的初心。”

07

如今的刑侦总队,一批年轻的刑事技术科研力量正在崛起,2017“北京榜样·最美警察”崔燕平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崔燕平看起来很年轻,却已从事心理测试技术研究19年,参与办案近千起,测试被测人2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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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案件侦办工作,她先后主办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市局级3项,出版技术专著2本、发表专业论文23篇;参与编制《全国公安机关心理测试技术应用规程》等技术规范;将智慧机器人、大脑事件相关电位、瞳孔测试技术等先进技术引入案件侦办;牵头起草制定中国心理测试技术行业标准2项,实现了心理测试技术标准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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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作为中国首位心理测试技术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证,并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奠定了心理测试技术鉴定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

谈起陈建华、陈云林这些首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领域的前辈带给自己的启迪,崔燕平说既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格局,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探索,也有他们身上展露出的“匠人精神”:“几十年如一日认真细致钻研自己的业务,不为名利、不图赞赏,使得他们在各自的岗位都成为了‘不可替代’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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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年轻的女法医、2020“北京榜样·最美警察”刘萌妍也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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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次现场凶杀案现场,刘力副总队长简单部署以后,便直接进入现场进行勘查。我看到他一手里拿着疑似凶器的剪刀,另一手抬起眼镜聚精会神的观察,仿佛周围的世界消失了,只有他和那把剪刀。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专业老法医的忘我,一个干了几十年命案的老专家强大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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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特质,刘萌妍在陈庆身上也能深刻的感受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较真儿。”

“我记得有一次跟陈主任一起做一个解剖,死者腹部被刺数刀,肠管上也有多处刺破口,我想通过翻找拥在一起的肠管数出刺破口数目。这时候,陈主任说:全部取出,灌注查找。这种方式,会让工作量变得很大,我有些不太理解,因为死者死于失血,损伤血管已经找到,如此大费周章的去数肠壁到底刺了几个洞与死因鉴定关系不大,但是还是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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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萌妍回忆,后来她找到陈庆询问为什么一定要究根结底,陈庆说:“鉴定书无比神圣,是要能禁得起岁月考验的,这个数字必须要准确,码好标注后拍照的肠管才是最有权威的证据,较这个真,值得,因为一切为了捍卫生命尊严和底线正义的努力都是无比正确的,这也是一个法医的职业信仰,和警察的人生信条。

08

心怀热爱、专注求真,是这次采访中,在首都公安刑事技术工作者们身上看到的共同品质。

这份品质不会失色于岁月的流逝,不会淹埋于历史的洪流,不会消失于时代的更迭,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岗位,它都会时时刻刻指引着人们冲破一切困境,无视一切诱惑,无惧一切失败,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新的时代,我们每一个首都公安的奋斗者都是多元的,对于“成功”的定义也是多元的,但是无论怎样,这一生如何走好,这份事业如何赓续,这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如何履行?

或许,“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这短短十个字,就能给我们以启示。

这是革命先辈的教诲,更是首都公安前辈用他们的行动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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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警事儿

责任编辑: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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