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靖
自2011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祝勇展开了他在宫殿里追寻历史，探寻精神的智慧之旅。与珍贵文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多了，他的感觉也越来愈灵敏，“在我看来，文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有情感、有呼吸、有记忆。它们经历了无数坎坷，甚至绝处逢生出现在我面前，我从来不把它当作一件死物，而是与它对话。”而且，他说“古物”而不是“文物”，祝勇说，“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属性。每一件物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深耕故宫这片历史的文化“蓝海”，祝勇也用文字给读者讲述他用心灵之眼见到的故宫。比如，他已经从书画、建筑、器物等多个面向入手，写出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结集为《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以及最新出版的《故宫的古物之美》。而在此之前，祝勇还写过两部关于故宫的小说——《旧宫殿》和《血朝廷》。这被祝勇自己称为是“故宫三部曲”的前两部。祝勇说，接下来他会完成第三部。
纸上“博物馆”
在《故宫的古物之美》在这本书中，祝勇选取了包括商周青铜、秦俑汉简、唐彩宋瓷、明式家具、清代服饰等在内的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一一讲述他们。18件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辉煌与沉寂，过去与当下，被他用现代人的眼光，给与重新讲述。可称得上是“文字版《国家宝藏》”或者“纸上博物馆”而且，祝勇的故宫书写系列，还在继续。
祝勇以现代之心，沉浸古代隧道进行知识的旅行。站在时间的上游，打捞历史。面对时代的大潮，连结当下。破译历史的密码，再将之与当下对照，将所得所悟，形成作品，与当代人分享。探寻古物，不只是把玩，回味，而是对照现实，将智慧的营养倾注于当下。
在谈到中国七千年的漆器文明，祝勇认为，漆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比起青铜、瓷器更能代表中华文明，只是，在当下，我们很遗憾地与它疏离了。祝勇提到，在日本，漆文明则通过一只木碗、一个食盒，向日常生活领域，高歌猛进。“中国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日本人以漆器为国名，不仅因为漆器华灿绝美，且与自然相融，更因为漆器的历史，比瓷器的历史更加久长。瓷器的历史，大致有三千多年，而漆器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七千多年。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今天），漆器的老家在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配得上“漆之国”这个名称。”
同时，祝勇也感慨，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国人学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到15世纪，日本的漆器工业水平就已经相当精湛，以至于许多中国工匠，要为向日本学习漆器工艺而远渡重洋。“不是日本人贪心，是我们自己丢的东西太多，想拾回来，要趁早。”
故宫收藏的古物，多达186万多件（套）。迄今为止，尽管故宫博物院已付出极大努力，古物展出率，也只有0.6%。也就是说，有超过99%的古物，仍难以被看到。这让一本书只能写出18件古物的祝勇，感到自己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但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他希望自己的书，能有助于弥补展览的不足，“让人们能尽可能多地看到这些了不起的中国古物。”
扩展文学概念
身为一个在散文世界里卓有成绩的纯文学写作者，一个在博物院工作的研究人员，祝勇并没有待在书斋里，他非常投入地参与了影像作品的创作。比如他担任了多部文化、历史类大型纪录片的主创人员。比如2017年7月在央视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他是总撰稿。2018年7月，祝勇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天山脚下》在央视播出，反响甚好。
海报设计：祝苇杭
如果你看过《第三极》、《香巴拉深处》觉得喜欢，那么你更不要错过《天山脚下》。这部在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期间播出，依然获得高赞的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被一些观众封为“最美新疆纪录片”。这个片子的总导演就是作家祝勇。新疆有壮美的自然风景，众人皆知。4k高清，航拍，这些在现在的技术普遍条件，都不难办到。关键是，一个纪录片，选择拍什么人，录人说什么话，用怎样的视角，表达什么样的氛围、情志，才见功夫，现人心。《天山脚下》显出了一个优秀作家担当总导演，所应该表达出的内涵。
既然是在新疆，《天山脚下》中自然有歌，有舞，有离海洋最远的陆地，冰山壮阔碧立，感到火焰山的高温和积雪没膝的酷寒。你马上就会看到哈萨克人在猎鹰，小孩子爬到房子里，跳雪，滑雪，笑啊，闹啊。你会想到谁的小时候。你会看到更多古老的生活。难免会惊讶：时间都快得甩掉自己的影子的时代，原来还有一些人，在活着祖辈的日子，照着天地循环的节奏。当然，新疆也生长着茂盛的青春，摄影师拍很潮的街舞男孩，充满梦想的少年足球队。
祝勇在拍《天山脚下》工作照
让人很意外的是，在标题党的媒介环境中，这部纪录片没有特别制造爆点、泪点的用心。简单、质朴的生活，与壮丽的大地更配，这就像一个高级的散文文本，不是靠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凭“闲笔”凸显灵魂一样。一个散文家，用文学的气质去做影视，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山脚下》其实是一本书。而在此，祝勇导演的纪录片跟他的非虚构或者散文写作，达到了精神的相通，他的文学写作与纪录片创作也形成互文关系。
虽然主要是以作家身份行世，但其实祝勇创作纪录片跟他写作的时间差不多长。大约2000年前后，他就参与北京电视台纪录片主创，和作家张锐锋合作创作一部五十集纪录片，同时开始写作一个实验文本，叫《旧宫殿》。自此他进入了文学写作和纪录片创作两种艺术形式的互动阶段。而正因有了《旧宫殿》出版，2004年中央电视台找上祝勇，邀请其创作大型历史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从此以后，文学和纪录片就像一只船的两支桨，推动祝勇的写作一路向前。他的一些作品，既有书，也有纪录片，比如纪录片《辛亥》，书叫《辛亥年》。这本曾经在三联出版的书，今年下半年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修订版，更名为《最后的皇朝》。比如写苏东坡，他既创作了纪录片《苏东坡》，同时还有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书和纪录片不非对方的翻版，而是各处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一种“互文性”。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拥有自己独特疆域和方向的作家。祝勇无疑是这样的一位。在影像语言的时代，一个作家将自己的文学血液，倾注到影像中，做出好的作品，这可以说，是将文学概念的扩展。而这些实实在在的做事儿，反过来又滋养着祝勇的写作。在祝勇身上，体现了新媒体时代，信息社会，一个作家超强的敏锐度和行动反应能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刃有余多元表达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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