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藏品的宏伟的博物馆，实际上，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区，还有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也同属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所展示的是有关地球的另一方面。
记者 | 苗千（发自伦敦）
一分为二
一只大象标本被搬运到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摄于1900年）
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观（摄于约1890年）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博物馆，盛名之下大英博物馆自身的负担却也越来越重。虽然这座博物馆源于私人捐赠，而随着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快速扩张，它的藏品数量急速增加，以至于博物馆只能向外界展出其中的一部分——关于那些并未展出的藏品，坊间则有各种传闻。有传言说大英博物馆所展出的藏品只算是九牛一毛，数量尚不及在地下库房内总藏品的十分之一——我带着这个问题向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的杰西卡·罗森女爵士（Prof Dame Jessica Rawson）求证，她回答真实的数字远没有这么夸张，目前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储藏室中的藏品与展出的藏品数量相差不多，只不过摆放得更加紧凑而已。
而到了19世纪，于1753年开放的大英博物馆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藏品数量过于丰富这一个难题，该如何有序地展示藏品同样成了一个大问题。博物馆内展示了代表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珍贵藏品，而同时数量众多的来自自然界的藏品却无缘面世。数百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样本被堆放在条件欠佳的博物馆地下室内。
早在19世纪30年代，把自然历史部分搬离出去就成为大英博物馆中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藏品数量急剧增多，前来访问和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而博物馆中用来储藏的空间则越来越小。众多珍贵的自然历史藏品被储藏在条件欠佳的湿润拥挤的地下室里，一些珍贵的收藏就被放在博物馆的抽屉里，就连展柜里用来展示的藏品也要一个紧挨一个地摆放。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爵士于1856年说服了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在馆外另建一座分馆，以展示大英博物馆中关于自然界的藏品。欧文爵士在英国学术界中始终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精于古化石研究，著作颇丰，却也以心胸狭隘、侵占和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而闻名，最终被英国皇家学会取消其成员资格。但无论如何，一座源于大英博物馆，后来又独立于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欧文爵士最重要的遗产。
人们之前也曾有过计划，将不同类别的展品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将化石藏品送往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将矿物藏品送往经济地质学博物馆，所有植物样本则送往伦敦郊外的邱园（Kew Garden）。欧文爵士详细计算了摆放自然历史类藏品所需要的空间，然后向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宣布：将大英博物馆一分为二的时刻到了，需要把博物馆中的来自人的藏品（有关于人类文明的藏品）和来自上帝的藏品（自然历史类的藏品）分开收藏。到了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投票表决的日子，总共50位理事只有17位愿意前来参加投票，支持与反对的投票结果为8比7——这意味着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全新的自然历史部分即将诞生。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 托马斯·赫胥黎
包含万物确定要建设一个自然历史新馆之后，选址就成了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都希望新馆能够也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的老馆附近，但是这个区域无法找到建设一个新博物馆所需的空地。最终地址被定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区，那里正好有一个曾用于国际展览的临时建筑准备拆除。
欧文爵士认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应该是自然界的一个缩影，不仅要有不同的生物，还要包括生物不同的种群、不同性别以及不同的生长形态。一只羚羊可能要比另外一只羚羊更重要，因此要尽量把所有的藏品全都展示出来——这将是一个包含万物的博物馆。除了供科学家们进行科学研究之外，自然历史博物馆还要对社会所有阶层都有指导和教育的功能。按照欧文爵士最初构想，在博物馆的中央大厅应该构成一个“索引博物馆”，在其中摆放最能够吸引普通访客的大型动物标本，让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背景知识的访客也能有所收获。中央大厅的索引博物馆还应该在夜晚也开放，这样一些在白天需要工作的人就可以夜里来博物馆参观。不仅如此，在索引博物馆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开设课堂，为访客进行讲解和介绍。
1967年1月19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装修过程中，工作人员用塑料布罩住恐龙Dippy的骨骼化石模型
如果说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整个自然界的缩影，那么这个欧文爵士所设想的“索引博物馆”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缩影。与欧文爵士的观念针锋相对的是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建议建造一个相对较小的公共博物馆，只展出少量的展品，而把更多的展品存放在其他部分，供专业人士进行研究。两人甚至在报纸上也展开辩论，欧文爵士胜利了，博物馆最终以他的想法设计建造。
分馆从1863年开始进行设计建造，建筑师最初选为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设计师弗朗西斯·福克（Francis Fowke），但福克于1865年在42岁的年纪就意外去世，只能将人选换成来自英格兰北部，当时只有36岁尚且默默无闻的年轻建筑师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沃特豪斯稍微修改了福克的设计，将博物馆原本的文艺复兴风格改为罗马风格——虽然在设计过程中沃特豪斯借鉴了一些德国教堂的样式，但实际上它与其他任何建筑都不相似，注定将成为一座醒目的地标性建筑。
在建造过程中，沃特豪斯又不得不疲于应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原本计划中的50万英镑资金被削减为33万英镑。面对永远有缺口的资金状况，沃特豪斯也只能在博物馆的内部装饰上做出各种妥协。尽管如此，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顶部的装饰性面板也仍然会令今天的访客们感到难忘。中央大厅的屋顶由162块绘制了各种植物的精美图像的面板组成，共分为18组图形。这些美轮美奂的面板由曼彻斯特一家事务所制作。面板的布置也显示出了设计者的用心，越是绚丽的颜色越被布置在接近屋顶中轴线的部分，而且面板上所展示的图像，都是在当时对于经济有重要意义的植物。这位善于设计中世纪风格建筑的年轻建筑师，用了14年的时间将自然历史博物馆设计建造成为一座教堂般鲜明宏伟的建筑。
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成之后，5万件大英博物馆的矿物藏品首先被运送了过去，十几万件植物藏品随后也被运到南肯辛顿。接下来是最难以处理的化石藏品，如巨型爬行动物，乳齿象一类大型动物珍贵的骨骼化石，加上不计其数的牙齿、骨头、贝壳类的化石藏品，总共用马车运输了394趟，耗时97天才得以完成搬迁。外加5.2万个装有鱼类样本的玻璃瓶也被一一运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尽管大多数藏品都没有注明来源，实际上它们大多都来自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控制的领地。
欧文爵士意识到，博物馆内不应该只收藏人们认为漂亮的动物标本，还应该有那些令人着迷的有趣的标本，而且在面向公众时，还需要有一些“明星标本”用以吸引眼球。在这方面只能选择一些巨大的动物，例如鲸——于是一具在苏格兰发现的巨大的抹香鲸骨架在1882年被摆放在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央大厅。
于1881年正式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直到1963年，在法律上一直都属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在最大限度上体现了欧文爵士对于一座博物馆的期待，其中所陈列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展品正是关于地球上最大的奇迹：生命。在其逾8000万份藏品中，从大洋底部到各大陆，从最小的甲虫到如恐龙和巨鲸之类的庞然大物，都有所展示。
19世纪的人仍然普遍认为博物馆不应该对公众开放。大多数访客只需见识到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展品即可，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责应是供专业人士进行研究。而在欧文爵士的领导下，自然历史博物馆从开放之日起就免费对所有人开放。不仅如此，欧文爵士还热情邀请工人前来参观，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科学界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却也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博物馆功能的认识，使博物馆的公共性大大增强。
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成和开放的时间正好与大英帝国在全球急速扩张的时期重合，英国的博物学家们有机会见识到全世界各地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新奇的生命形式，也有机会从全世界各地带回各种珍稀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其中很多标本后来都被收藏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在这家博物馆刚刚开放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千奇百怪的植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引发了热潮，热爱园艺的英国园丁们一时都以成功驯化来自英国以外的珍稀植物为自豪，各种奇花异草也刺激了当时英国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们的创作灵感。
由于场地的限制，馆藏中大约只有2万件藏品可以永久展示。尽管欧文爵士最初的设想非常美好，但实际上博物馆内极少举办“不需要任何知识就可以参加”的讲座或是展览，而且要让博物馆内的大多数藏品对于公众来说有趣并且便于理解，对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藏品的标签和说明相比于大英博物馆更为详细，工作人员也在各个展厅里为访客们准备了价格便宜的展品介绍。对于现在的访客来说，在游览博物馆之前，最好的准备莫过于先在博物馆网站上浏览一番，起码可以了解馆中的一些明星藏品。
体长50米的蓝鲸骨架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空中
除了众多惊人的动物标本之外，还有一件标志性的植物样本，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892年从美国购入的一棵巨杉的树干切片。这种巨树最高可以生长到接近100米，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7米，存活3500年，而且只生长在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区域。博物馆花费700美元购得这个直径5米、厚1.7米的巨杉树干切片，而后，重达36吨的标本又被切割成数块，其中的一块被保存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上面大约1335圈年轮记载了这颗巨杉的生命历程，如今它被摆放在博物馆中央大厅的顶层。
2013年2月5日，一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员工在馆内标本前
馆中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部分就是其收藏甚丰的图书馆，其中藏有大量的书籍、期刊、手稿、绘画以及电子资源，这对于研究和教育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同，在自然历史研究方面，陈旧的书籍和资料，对于新发现物种的描述和命名的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搬离时，博物馆理事会决定馆藏中自然历史方面的书籍不随之搬动，仍然留在大英博物馆，只有当时自然历史部门的几千本书随之搬到了南肯辛顿。这对于当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只能恳请英国国会每年拨款，才得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修建一个总图书馆以及5个专业的部门图书馆。到了20世纪20年代，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因为其收藏的各种珍贵书籍——包括对于珍稀物种的描述文本和水彩画，对一些无法取得标本而对一些动物所做的文字描述手稿——已经令其在国际上大有名气。
令人怀念的Dippy对于大多数访客来说，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展品，无疑是刚刚进入馆内就能一眼看到的站立在中央大厅（Hintze Hall）的恐龙化石。这具化石模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段研究恐龙、搜寻恐龙化石的热潮。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英格兰、法国、德国等地陆续发掘出恐龙的骨骼化石，但是这些局部的化石让当时的人们尚且难以描绘出恐龙的全貌。在当时古生物学家们的想象中，恐龙是一种用四足走路的巨大的蜥蜴状哺乳类动物。
而后在美国的新发现迅速改变了古生物学家的看法。随着拓荒运动，很多人搬到当时尚且荒凉的美国西部。随即拓荒者、工程师乃至农民们都不断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骨骼化石，其中就包括第一副完整的恐龙骨架，这些发现自然在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收集恐龙化石的竞赛。科学家们愿意花大价钱资助队伍前去美国西部挖掘恐龙骨骼化石，而不同的队伍之间甚至曾经爆发出激烈的冲突，在当时被称为“骨头战争”。也正是在19世纪60〜80年代之间，在挖掘恐龙化石和研究恐龙的狂热时期，各种各样的恐龙首次被人类认识且归类。
时至1878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奥斯尼尔·马什（Othniel C. Marsh）命名了一种新型恐龙。人们此前只在1877年挖掘了这种恐龙的一部分骨骼化石，马什教授注意到这种恐龙化石的尾巴部分与此前发现的任何化石都不一样，他推测在尾巴下方的小骨头是用来保护恐龙尾部的神经丛和血管，于是将这种新发现的恐龙命名为“Diplodocus longus”（梁龙属）。这种身形巨大、脚的形状类似蜥蜴的恐龙生活在大约距今1亿5000万年到1亿4000万年之间。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很多这类恐龙的化石，但都是在科罗拉多、蒙大拿、新墨西哥、犹他和怀俄明等位于美国西部的州内发现的，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独特的恐龙化石。
1898年，美国铁路工程师和化石收集者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在怀俄明州发现了一部分巨大的恐龙化石，这个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了美国，并被冠名以“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最大的动物”。英国出生、后来移民美国并且成为巨富的商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看到消息之后，意识到这具恐龙化石正好可以成为以他名字命名建造的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最好藏品，决定将其买下。
这具恐龙化石最后被证实属于梁龙，并在1899年夏天被完全挖掘了出来，随后被运往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清理和研究恐龙化石的过程中，博物馆内的研究助理约翰·哈彻（John Hatcher）博士发现这具梁龙化石与此前马什教授发现的梁龙外形有较大不同，应该被认为属于一种新的种类，于是他将这个恐龙以卡内基命名为“Diplodocus carnegii”。
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卡内基位于苏格兰的城堡，在交谈中国王看到了梁龙化石的照片，得知详情后英王非常羡慕，表示非常希望在大英博物馆中也可以收藏一具如此巨大的恐龙化石。领命之后卡内基迅速与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在得知可能无法再发掘出一具同样规模的恐龙化石之后，他决定制作一套与这部化石完全相同的石膏模型。1903年，3名意大利工匠前往美国进行模型制作，而后这些模型又被涂成黑色，令其看上去与真正的化石相仿。实际上，因为无法找到完全完整的梁龙化石，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展出的这具模型来自于5具从美国西部挖掘出的梁龙化石。
292块梁龙骨骼化石模型（46颗牙齿不算在内，头骨和下颚算作一块）被分装在36个集装箱内运到了英国。这具模型于1905年5月12日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亮相。身形巨大的恐龙化石模型立刻成为观众们最喜欢的展品和媒体的宠儿，在当时英国的报纸和卡通上随处可见这个巨大恐龙的形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它为“Dippy”。相比之下，存放于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梁龙化石原品，因为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找到办法能在室内支撑起这具过重的恐龙化石，直到1907年才正式亮相。
Dippy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位置屡次变更。在1931年，它被移到爬行动物化石馆（Fossil Reptile Galler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被破坏，它又被分解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内。从1979年起，它占据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中最显著的位置，成为博物馆的标志。
Dippy的形象也几经变更。此前它的尾巴一直拖在地上，直到1993年，随着人们对于梁龙研究的逐渐深入，才使它的尾巴优雅地越过人们的头顶翘了起来。而通过电脑模拟，科学家们又发现梁龙可以通过脖子自由移动头部，使自己无需多走路就可以吃到目光所及的位于高处的植物，科学家们也就随即调整了Dippy头骨的位置。
在2017年2月，备受人们喜爱的恐龙化石模型Dippy暂时离开了中央大厅，它将于2018年开始在英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两年的巡回展览。几十年来Dippy一直占据着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它的离去让很多访客怀念不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希望”（Hope）的蓝鲸骨骼样本。这副蓝鲸骨骼来自于一头在1891年搁浅在爱尔兰海滩的蓝鲸，自然历史博物馆以250英镑的价格将其购入，从1935年起将其陈列在哺乳类动物馆展出，直到2017年它被选择搬到中央大厅，悬挂起来摆出俯冲的姿态，以代替刚刚离去的Dippy。博物馆希望这具长达25.2米的蓝鲸骨骼能够提醒人们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责任。
世界各地的丽鸟标本云集于此，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弦歌不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可谓弦歌不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不仅继续为公众提供学习的机会，同时也尽可能地帮助英军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博物馆的昆虫学部门在军队中普及各种小虫如螨虫和蜱虫可能对人造成的伤害，动物学部门教授军人如何通过沉船上的贝壳类生物分辨沉船沉入海底的时间，而植物学部门则负责教授如何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寻找可食用的野菜。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惨烈，但是对于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38年至1947年间，原来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动物学家克莱夫·福斯特·库珀爵士（Sir Clive Forster Cooper）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对库珀爵士的任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他当时已经58岁，只比因为年龄原因被迫去职的前任馆长查尔斯·里根（Charles T. Regan）小两岁，而且库珀爵士自身的健康状况也不大好。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之外，库珀爵士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动物学家，也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工作过，有着丰富的博物馆管理经验。
新馆长上任之初，尽管当时世界局势急剧变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集权主义情形急速恶化，尤其是德国越来越使它周围的邻居们感到不安，但当时的世界局势之下仍看得到一丝和平的希望。因此在一开始库珀爵士还有着许多改革计划：他希望以更加现代的方式展示博物馆中的藏品，并且像一些美国的大博物馆一样派遣远征队前往世界各地搜寻新的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库珀爵士不得不放弃自己之前的一切计划，而是试着用一切方法在这段最为特殊且艰难的时间里保全博物馆免遭战争毁坏。从1938年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们就计划挑选和转移馆中重要的藏品免遭可能发生的空袭的摧毁。到了1939年1月，博物馆计划把其藏品向伦敦西北部的特灵（Tring）分馆转移，同时加固博物馆的地下室，并安装了电话。
2015年3月31日，一名小女孩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蝴蝶展上与一只猫头鹰蝶亲密接触
1939年8月29日，自然历史博物馆被迫闭馆。几天之后德国攻占波兰，“二战”爆发，对伦敦的空袭也如期而至。到了1939年10月份，按照计划装满了三卡车的标本被转移到了特灵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矿物藏品被转移到博物馆的地下室，但博物馆中还有不计其数的珍贵藏品无法转移，人们只好在一些无法移动的巨大且珍贵的化石和骨骼标本周围堆满沙袋。
在战争稍微平静的时期，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们决定在1940年2月28日重新开馆，前来参观的访客则必须戴着防毒面具入场参观以防意外发生，到了5月29日，博物馆又不得不关闭，直到1942年8月1日才重新开馆。在遭受空袭期间，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到1940年8月末，共有28枚炮弹落在在博物馆周围，虽然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但爆炸震碎了很多窗户玻璃，雨水随之进入博物馆；9月9日半夜，德国轰炸机扔下的两枚燃烧弹和一枚汽油弹落入博物馆东侧厅引发了火灾，幸好在当时值班人员的及时扑救下控制住了火情，但为了灭火而喷洒的水不可避免地对大量藏品造成损坏，很多书籍也随之被毁掉，而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在1793年从中国带到伦敦的木棉树种子在被干燥储存了147年之后，被水浸泡之后竟然发芽了。
在“二战”期间，馆长库珀爵士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博物馆的办公室内，一边自己做饭一边坚持工作。而在战争期间另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食物短缺，在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号召大家在自家的花园里种菜，开展垦荒运动（Dig for glory campaign）以渡过难关。从1941年3月14日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在博物馆的空地上种植了各种蔬菜以图果腹。即使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942年仍然接待了59767名访客，到了1943年，访客的数量增长到了137195人。
一名游客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观看现已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
到了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可想而知自然历史博物馆处于一种极为混乱且脆弱的状况之中：玻璃破碎，屋顶破漏，各个展览馆也显得混乱肮脏。尽管如此，大多数在战争期间被分散储存的藏品仍然逐渐从各地被运回到伦敦。而馆长库珀爵士原计划在1947年9月30日退休，但他在1947年8月23日便去世了。他陪伴着这座博物馆在数年间惨淡经营，共同度过了一段最为离奇且艰难的时间。
从收藏到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不时会接受各种各样的礼物或捐赠，在这期间，一份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礼物显然最为珍贵。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Walter，2nd Baron Rothschild）自幼就对自然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7岁时就声称以后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在10岁时，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已经收藏了众多甲虫、蝴蝶、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标本。他在18岁前往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在24岁时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在特灵建立起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后为了丰富自己的收藏，沃尔特·罗斯柴尔德不仅雇佣人帮他收集各类藏品，他自己也曾亲自前往北非收集蝴蝶和蛾类、鸟类的标本。
尽管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生性害羞且离群，但因为其在自然历史学界的声誉，仍然在1899年被选举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做出了决定，要把自己在特灵建立的博物馆捐献给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他于1937年去世之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这份大礼。如今坐落在特灵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分馆，收藏有250万个蝴蝶和蛾类标本、2000个鸟类标本。
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自然历史博物馆一直都是进行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依托该馆所进行的研究，可能会涉及纯科学或是应用科学，可能应用到多年不曾改变的传统科研手段或是应用到最新技术的新手段，无论如何，都是为了能够让人类对于自然界有更深刻的认识。
历经了三个世纪，馆内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不断发生着改变。因为发现的新生物越来越多，收集到的标本也越来越多，研究者们意识到无论如何扩充馆藏都不可能涵盖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因此人们研究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生物种类，这样反而可能发现更多的生物类型。另一方面，因为意识到一座单独的博物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体现出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从20世纪初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开始和世界其他博物馆进行交流，共同进行物种的分类研究。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都认为生物化石是研究地球生物最重要的工具，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也开始转移到其他方面。除了生物系统学之外，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关注诸如历史气候的变迁、矿物的结构和成分、动物飞行的进化、鸟类的求偶行为、声音和拟态对昆虫的作用，还有例如珊瑚礁的种类和结构等课题。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881年正式开放时，总共只有109名员工，其中57人为了博物馆每天的运营事务工作，只有52人进行科学研究（其中还有22人留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大英博物馆工作）。如今该馆已经有将近800名员工，其中将近300人是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还有41名员工负责维护博物馆内的图书馆和提供信息服务。实际上，也有很多长时间依托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并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正式雇员，例如通过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蚊子而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塞博尔德（Frederick Vincent Theobald），就从未被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聘用。
自然历史博物馆一直在发展扩张，它在1986年合并了临近的地质学博物馆，又在2009年开放了茧状的达尔文中心（Darwin Centre），它的中央大厅也在2017年重新装修布置。无论是否作为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从开放以来一直与重在展示人类文明的大英博物馆交相辉映，在人文与自然两方面为全世界展示地球上的种种奇观。如今它自身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网站，以及《Dippy，the tale of a icon》，Paul Barrett，Polly Parry，Sandra Chapman著；《Nature's Treasurehouse，a history of teh Natural History Museum》，John Thackray，Bob Press著；《The Nutural History Museum at South Kensington》，William T. Stear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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