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政府接触、补习西学的历程可以看出，以甲午一役为界，它的学习对象开始由西洋倾向东洋。战争带来的仇恨虽非朝夕可弥，且时常横亘在两国之间，但也不算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戊戌政变后，康梁虽亡海外，满清卒行其法。单看改革内容，清末新政更像是对戊戌变法的继承和推进，而非另起炉灶。清廷用意图强，主要是由于国难危急、大势所趋，却也和伊藤博文不无关系。
1899年，李盛铎奉旨出使日本，特地拜访了赋闲的伊藤博文，后者不仅“殷勤款待，并致国书一通，请转恭呈皇太后懿览。书中之意，大略请中朝改行新政也。”
此事对两年后慈禧的最终决策未必起到什么作用，但能够肯定的是，从这一刻开始，伊藤的政治影响力再次得到了释放。
与甲午战后的“伊藤热”（1895-1898）相比，新政时期的伊藤博文形象在质与量上都出现了两大新变化，其中之一便是伊藤崇拜的树立。
士人因为目睹了维新夭折和庚子国变，所以急需寻找一座闪耀的灯塔，并使自己深信它的光芒就指向文明和未来，于是就相中了日本及其前首相。
简言之，伊藤博文经历了一个赋魅的过程，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针对伊藤博文自身秉性的赋魅。根据以往的印象，他的成功被归因为精通西学，而到了清末十年，伊藤博文的宦途“多舛”、胸襟豁达和矢志不渝则被一些知识分子视为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申报》就注意到，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政坛不倒翁而言，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只是一句格言，更是一种日常。
但他在寄情山水之同时，又总是会忍不住流露出对现实政治的关怀，看似“悠悠自得，几无一毫势利在其胸中，然忠君忧国之忱仍未尝须臾”，推杯换盏时，常“将半生怀抱吐露无余”。
游欧归来后，随行者皆兴高采烈，他却“自愧不如”道“所见国政民风与四十年前往游时相悬天壤”，以此告诫国民不可放缓维新。
这些生动的事例展现了伊藤博文对“进亦忧，退亦忧”的士大夫操守的诠释，梁启超则认为这是他受禅宗和王（阳明）学熏陶的结果。
总之，在晚清士人阶层里，伊藤博文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京话报》把他和俾斯麦、李鸿章等人并称为“近来几十年，通天下最出名的宰相”，就连戒烟药的生产商也要利用名人效应，大肆宣传：“昔日本伊藤侯谓李傅相曰：中国维新是矣，然烟患不除，无以臻富强也”，还把药瓶上是否印有“伊藤侯之赠言”字样作为鉴别真伪的一项标准。
其次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赋魅。若是回顾伊藤博文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的历史，不难发现士人对伊藤博文的认知是与改革的现实需要亦步亦趋的。
此时，日本已成为后进国家发愤图强的模范，伊藤则是人人欲争做之“公例”。
满朝公卿原先只敢小心翼翼地议论国政，如今，言新政而必言伊藤者，多如过江之鲫。如工部左侍郎兼江苏学政唐景崇主张“修明政治以立宪为第一要义”，谏言学习伊藤博文，“奉使欧洲……可采列邦成宪，定为行政之原”。
内阁中书朱兴汾也以天皇“遣伊藤等至外洋考察，频年归而改制”为例，陈说立宪乃“不可缓之举”。
翰林院编修喻长霖则上书称，“考各国初开国会，造端皆颇困难，而以法国为最凶，日本为最吉”，全仰赖“伊藤诸贤”谋定而后动才免于失败。
除汉臣外，满人也拿伊藤博文说事，比如出身正红旗的理藩部左侍郎达寿，建议朝廷起草宪法时“专任一人，使之综理一切”，以防草案泄露而招致暴动。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大小官吏俨然把伊藤当成了非在编的外籍顾问。
这股风气甚至影响了中等教育界。
1907年，上海格致书院的四月份课题出了一道策论，名为“日本伊藤博文出使各国考查宪法，与近今中国出使大掔民考查者，意旨若何，效果若何？试互证之。”
当权者尚且如此，有志变革的在野士人更视之为精神领袖。其中，留日学生尤为兴奋。
前有“浙江同乡会”的组织者蒋百里，他在用笔名“飞生”发表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中批评清政府首鼠两端。
后有躁动的留日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开欢迎会，马湘伯发表演说，称日本强盛的奥秘尽在“伊藤氏等游学回国，更新庶政之功，深愿诸君如伊藤氏！”。
此外，伊藤博文还以复合型人才的面貌示人。提议整理金融者，必道“伊藤侯赴美调查银行事宜……返国主仿美洲瓶立国立银行”；主张速拟法律者，则言“看德国的毕士麦，定德国的法律；日本的伊藤博文，定日本的法律。那一个不是法律大家呢？……列位列位，快点儿起来定法律罢！”。
不可否认，伊藤博文的确涉猎颇广，他大概也没料到多才多艺恰好方便了士人们各取所需。
再次是对伊藤氏“联邦振亚”之说的赋魅。须强调的是，伊藤本人从未系统地阐发过类似理论，但意思相近的只言片语时有流传。
所以这一论调其实是依据当时的记录而做的总结，它脱胎于戊戌年间的“同文同种”观，极盛于日俄战争时期，沉寂于伊藤博文统监朝鲜之后。
1899年，即伊藤游华的次年，便有人模仿他的口气宣扬“辅车相依说”。
人们遂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伊藤博文。然自古邦交，岂有无缘无故的示好？
明眼人皆知被日本视作心头大患的“外人”正是帝俄，毕竟俄国素有问鼎东方的野心，而纵观“亚东之国，日本为强，不灭日本，何以服诸国？”再结合甲午战争后“日人畏俄强大，不敢复逞雄心，既略得便宜，遂亦敛手而退”的怂样，遂得出结论：“日本虽强，而欲与虎狼之俄相抗，恐其势究有不敌”。
在此之前，尽管伊藤博文亲自出面辟谣，声称“俄日甚为亲密”，也阻挡不了士人换位思考：“伊侯老成卓识，与目论者迥殊，谅非故作宽慰之言、文饰之语，以为俄日两国可以相安无事也。”
往后，伊藤氏游历欧美，假道俄境归国，人们纷纷猜测他是迫于形势前去乞和的。观今之伊藤侯入俄，犹视昔之李鸿章使日，晚清士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附会硬生生地给伊藤博文欢畅的西游记增添了几分悲情色彩。
如同《三体》中的面壁者一般，他的任何举动都难逃被人为地赋予深意。
谁料日俄战争竟以俄国的惨败告终，日本借机将朝鲜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为伊藤博文腾出了一个发挥余热的舞台。
实际上，他在战争伊始就充当了日、韩的联络枢纽，以“慰问韩皇大使”的名义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
1906年，伊藤被正式任命为任驻韩统监，名为辅佐韩王筹划新政，实则“政务要编必须统监忠言劝导方可司行”——宛若太上皇的非礼之举反而令吃不着葡萄的中国士人羡慕不已——假如没有戊戌政变，他本应该是大清特聘的顾问。
正当渲染伊藤博文的造神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破除伊藤迷信的呼吁也日甚一日，这便是伊藤形象在清末十年的新变化之二。
换言之，伊藤博文在坐享赋魅加成之同时，也经受着祛魅的拆解。
有意思的是，针对上述三类赋魅，中国士人总结出了相应的三大批判，它们看似冰炭不同器，实乃一体两面，都根源于日益深刻的日本观。
第一，人物批判。要打断对某个人的神化叙事，最简单的方法即曝料他的“黑历史”，伊藤博文的私德本就不太检点，稍经添油加醋便成了揶揄的靶子。
士人通过指摘伊藤氏私行之秽乱、品德之瑕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丑化作用，但还不足以使其人设崩塌，毕竟人们总会给予英雄人物更多宽容，而且在传统文化中，不拘小节的个性通常也被视作成大事者的特质（例如伊藤偷食的段子，笔者读罢甚觉可爱）。
比揭丑更高一级的祛魅手法，则是还原群像，即将伊藤置于与之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中互做比较，从而冲淡他的主角光环。
如梁启超早就知道明治维新从来不是伊藤博文一个人的独角戏，他东渡日本后撰写《新民说》，提到“昔日本维新主动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阴者……长门藩士，以抗慕府被逮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皆其门下士也。”
在后来的《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中，他认为正因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使得“明治政府失其栋梁”，伊藤等“第二流人物”才得以初露锋芒。
可见他们都已认识到伊藤博文绝非天生完人，他只是足够幸运，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罢了。
既然东洋豪杰辈出，好事者势必要寻找一个更符合士大夫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于是大隈重信一度成为伊藤博文的替代品。
由此，他指出伊藤虽“贪恋功名”却能“豪视于众”，正是因为有大隈这样与之相爱相杀的政坛劲敌从旁刺激。
不光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也曾入过士人的法眼，他被誉为日本宪法立案的“主动力”，“而伊藤侯不过总其成而已”。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士人所倾慕的道德理想：
一是“守真抱朴”（中体西用论），二是“公明正大”（浩然正气说）。然而，此举不仅没能撼动伊藤博文的尊座，还带来了副作用，即用此赋魅来对冲彼赋魅，掀起的只能是另一股个人崇拜。
除了批评私德、还原群像之外，还有一种人物批判的手段，即将伊藤放入线性史观3的刻度尺中对号入座，这也是针对“伊藤神话”最有力的降维打击。
杨度认为中国在本质上至少有三处优于日本：
①汉族之文明是“日本千百年来一切政教风俗”的发祥地，②中国体量庞大，蕴含后发制人的潜能，③中国在从事工商业方面具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
观此，不难引出祛魅伊藤的第二类批判——经验批判，即完全或部分否认明治维新对清末新政的指导作用，仅将伊藤博文视为参照，而非楷模。
若细言之，经验批判又分两条路径：第一条是让视野“回归华夏”，以杨度的“本质之优于彼者”论为代表。
又如叙说士人针对伊藤自身秉性的赋魅时，梁启超总结日本维新的内在动力源自王学和禅宗，亦属此类。
《易》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在一部分人眼里：西方为上，日本居中，当初转向日本是为了避免舍近求远，如今重拾西方则是为了避免舍本逐末。
具体观点或可借助以下几个案例展开说明。一曰，日本变政虽卓见成效，但毕竟底蕴尚浅，在“文明国家”中只能算是个小字辈。
《新民丛报》就曾以一句“至于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属幼稚，远下于欧洲数等”，给那些持“日本优越论”者当头一棒。二曰，伊藤博文不察进步潮流，政治立场逐渐从“趋新”退变成“守旧”，当为前鉴。
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的《国闻短评》专栏中评议日本现任首相桂太郎强行解散下议院之举，认为近三十年来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皇权与幕府之斗，转变为民权与藩阀之争。
他把解散议院看作“政府与民间最后之决战”，举例称第二次伊藤内阁虽携甲午战胜之功劳，却最终落得个仓皇下台，以此来申饬中日当局顺应民意，切勿螳臂当车。
次年，《浙江潮》发表匿名文章《论日本近时政党与政府之冲突》，作者没有将伊藤划归民权运动的对立面，而是从政党制演变的角度点评了他的弄巧成拙。
“党”这个字是东亚传统政治的一大禁忌，《论语·卫灵公》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此后大凡和“党”沾边的成语皆属贬义。
伊藤博文早年就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内耗低效有所不满，主张政府应超然于政党之外，后于1900年创设“立宪政友会”，声明该党宗旨为“明纪律，整秩序，专诚奉公，以革党派之宿弊”。
不料以此为班底组建的超然内阁仅历半年便四分五裂，为伊藤氏第四次首相任期画上了一个匆促的句号。
于是乎，伊藤成了一本反面教材。三曰，伊藤博文只拣好听的话说，他对改革理论的选择性解读极易诱导国人误入歧途。
1906年，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满清大臣赴东京芝离宫聆听伊藤博文讲演宪政，革命派青年汪精卫听闻此事后，挥毫写就《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批评伊藤所言避重就轻：只谈君王独尊而不谈君权受限、只谈议会主政而不谈权力制衡、只谈国民自由而不谈自由边界……
对此，他援引日本宪法原文逐条批驳，并且警告立宪派：“载泽等闻伊藤氏所言，必冁然喜，以为立宪不过如是也；公等闻伊藤氏所言，当亦必冁然喜，以为立宪诚如是也”“果从伊藤氏所教，则公等之希望将无一能达此！”他还说“满洲决不能如日本之立宪”，能学到土耳其那种程度就算到头了。
须知，汪的这席话并非贬低中国，而是强调唯有革命方能使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这与“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的保皇派论调大相径庭。
然而，无论多么的言人人殊，对伊藤博文最严厉的问责既非道德批判，亦非经验批判，而是实践批判——也就是说，伊藤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才是对其自身形象的最大祛魅，带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以复加的震撼与失望。
甲午战后，清廷虽为失去朝鲜这扇屏障而痛惜，但也有人站在该国的角度换位思考，“意高丽自自主之后，可以力图富强，不至如前之贫弱。”
不过，据《申报》驻朝访事人传回的消息来看，“独立”后的朝鲜似乎“贫弱尤甚，而诸多牵制，更不如为藩属之时”。
不出所料，这篇报道反响平平，因为人们尚不清楚日本对朝政策究竟为何，所以对韩事态始终保持一种观望态度。
真正令士人感到紧张的事件，是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缔结（1905年），根据该条约，朝鲜的通商、外交等大权皆归日本管理。
随后，欧美各国相继撤销驻韩公使馆，此举显然是对日本“辖理”韩国的默许。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日本下一步必将鲸吞朝鲜时，伊藤博文却释放出一连串烟幕弹：先是宴请朝鲜各大报馆的新闻记者，在席间“并不谈及以韩国为日本领土之说，且赞美韩人之能消解误会之意见”。
担任统监后多次发表演说，称其职责为“代日本保护韩人”、“愿竭余之心力而为之俾高丽日臻富强”，反对桂太郎在韩设立东方殖民公司；每次演讲结束前，还要求在场的朝、日官员们随他三呼“韩皇万岁”。
伊藤所谓的“保护”政策，说白了就是把朝鲜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使两国形成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实质上是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
正当传统士大夫纠结保护国与藩属国之异同时，留日学生已经看出了伊藤博文包藏祸心，如唐在章就说：“所谓五条之约，实一国存亡之机，变怪离奇，得未曾见。彼主务大臣乌能免卖国之罪乎？其余诸臣迎合外人，酿成奇祸，盖皆列圣祖暨陛下之逆臣、万民之罪人也！”
直到此时，或仍以之为危言耸听，他们将很快见证伊藤博文亲自捅破“保护政策”与殖民统治之间的那一层窗户纸。
1906年，伊藤竟以客卿的身份饬令韩皇清君侧：“尔任令佥壬杂居左右，实有不利于朝廷，且足为君德之累”，这在守旧士人眼中无疑是僭越之举。
1907年，因海牙密使事件，伊藤怒而逼宫，迫使朝鲜高宗颁布“逊位”诏书并传位给太子，他自己则趁势做了太子太傅。
如此一来，路人皆知其司马昭之心了，一位名叫“叔子”的《申报》撰稿人悲叹道：“哀哉，亡国之君！我闻甲午以前，高丽一二大臣颇有以日本为同文同谊，而欲倚之自立者。哀哉！”
同文同种的热望，盼来的却是亡君亡国的下场，正所谓唇亡齿寒，中国士人闻之莫不心有戚戚。
回顾众口纷纭，隐约瞥见一个垂暮背影，正按照历史的剧本，一步步迈向噬人的血色黄昏。
在枪声骤响的刹那，围绕伊藤博文的所有赋魅与祛魅将一同迎来最高能的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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