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隍庙（约翰.伯奇摄于1900年）
在我们成都，总有一些乡风民俗承载着人们的共同记忆。比如从前，每到城隍菩萨生日都要举办的“城隍会”，就是这样的事例。
是日天方破晓，从各区各镇敬献的乌猪白羊已摆满祭坛，香烛也插得有如篱笆一般稠密了。叩拜如仪的人们脸上挂着虔诚，也写满希翼。他们都是来自华阳、成都两县的乡民，更有市区的群众。那万头攒动盛况，让成都这个省会城市的大街小巷，顿显热闹非凡。

城隍的銮驾之一
位于中东大街的成都“府城隍庙”里的戏台早已搭好，生、末、净、旦也准备登台，但大家却眼巴巴静候一对童男童女的到来。在这传统的祭祀中，由童男童女献礼，是不可忽缺，也是最为隆重的仪程，紧接着才是抬着城隍爷的銮舆起驾游巡。最前面是由旗、锣、伞、幡组成的仪仗，并以传说中的阴阳界，判官、牛头马面、鸡脚神、无常鬼的化装表演为高潮。整个庙会既暗含城隍爷对人间善恶的监察，也表达了草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向往。
辰时三刻，正是城隍起驾之吉时，游行队伍一出庙门，早已恭候两侧的华阳、成都两县的城隍队列，就紧随其后并在卤簿幡幛的引领下，鼓吹而行。在特意施放的烟雾中，那些面涂朱、蓝的小鬼，用铁链将那些祸害人间的贪赃之徒押赴油锅或刀山。虽是表演，但那惨红愁绿的祭幡，那铮铮作响的镣铐，那雨点般那敲在贪官头上的惩恶棒，直把善恶因果的天理、国法，展现得绘声绘色。苦虽苦了那些扮演者，赢来的却是小民百姓的一派喝彩！其后便是锣鼓方阵和各种惩恶扬善的劝世宣传，前来朝拜的各路群众则紧趋其后，沿中东大街向盐市口逶迤西行，场面十分壮观。

城隍的銮驾之二
在新世纪的今天，不少人对“城隍庙”、“城隍菩萨”已很陌生。其实 “城”即城池或城市；“隍”即卫护城池或城市的护城河。将二字合称并赋予观念上的意义，则始于秦、汉，盛于唐、宋，并一直沿袭到民国后期。
特别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为皇权永固，诏令天下各州、府、县大建城隍庙。庙的主神，就是“城隍菩萨”（俗称：城隍爷），并颁赐相应的品秩、级别、官服。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再次加封时，不仅要求凡设有行政、司法的人口聚居地，必建城隍庙，还硬性规定：庙的修建，须按各级衙门的图纸规模，由政府鸠工督建。城隍爷不仅管领死去的亡灵亡魂，还负责监察当地的民情、吏治与因果报应，作为人间执法的一种补充。这些虽属无稽，但有皇上力挺，便也俨然成了人们心中的第二政府或第二法庭。
既已提到城隍有监察地方之责权，我们不妨上溯历史，回到雍正十年的成都。在城东江南馆，有一矢志不嫁的年轻寡妇。恶绅张某因慕其色，屡邀二三无赖在其门前，频唱淫曲。寡妇投告令宰，令宰哪把人微言轻的贫妇放在眼里，便以“耳听为虚”驳回诉求，寡妇无奈，只好就近哭诉“府城隍庙”，亦无结果。四天后，白日晦冥，张某忽自到城隍庙前，跪叩至口鼻流血，并立誓洗心革面，求神宽恕。原来，从前夜起，便有鬼卒至其家，斥其欺凌节妇，已干天怒。如不悔改，将下油锅。张某初疑为梦，不甚在意。岂昨夜又至，不堪鞭笞的他，只好叩神伏罪！
此事要说也够奇了，那知我亲戚还遇过比这更奇之事：
姻伯张大用解放前寓居成都时，在国医界颇有声誉。
某年游青城山，为搜剔古碑，错过住宿。时方盛暑，因藉草眠树下。半夜不觉梦至一官署。内有人十余，忙于抄录。其一人似相识，见张姻伯惊问：“此乃城隍府第，您该三年后到此，今何其早也？”
张姻伯憬然省悟，自知不祥，便情寄山水，尽日各处游玩。一日，遇一游僧，相谈甚欢，遂盘桓半日。把臂作别时，游僧送他药方一张，说：君虽面善心慈，却长于财而短于寿。此乃城隍医方，可活万人之命，救人之人，亦可增寿十年。
十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霍乱流行成都的民国35年。张姻伯在白丝街公馆前，免费大锅熬制中药汤，活人无数。
三年后张姻伯卧病，自知大限已至，故不就医。弥留之际，忽又苏醒。说：医方虽小技，善者施之可救人，恶者用之可谋财，不可妄留尘世。今城隍追还此方，可赶快焚之。焚毕，偃然而逝。此事堂兄闻于姻伯母，后又告之我。张姻伯辞世今己70余年，故述而悼之。
以上的故事，虽不经典也不醒目，与官府那些迎来送往、农桑税赋的大场面相比，更谈不上壮观。但却证明，正是这些芝麻小事，正是这些泥偶木雕，给古代和近代的官箴吏治，平添了几分峻拔阳刚的正义之气。

走在銮驾中的“无常鬼”
与省会成都 “一府辖二县”的行政格局对应，自然应有一府、两县三座城隍庙。但资料显示,截至民国时期,在成都主城范围内的城隍庙，竟有五座之多！这就值得细梳慢捋，简述一番了以时间而论，五座庙中，当以外北金华街的“成都县城隍庙”落成最早——建于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之洪武二十年（1637年）。时至“文革”前，步入街口，尚能见到街北一侧的古寺庙影，那就是重修于“乾隆丙戌年( 1 7 6 6年)“地獄十殿”旧迹。而增修于清咸丰年间，展示阴曹惨酷的大型群塑——“上刀山”“下油锅”，亦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若非改革开放“腾笼换鸟”，将庙拆毁修建“城隍庙电子城”——成都的“县城隍庙”，应该是一处有着二百五十年历史的文化遗产了。
别小看这二百五十年，这是苏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祚的三倍，也比“为我们送来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建成还早出240多年……
真佩服那位决策者，把这座比美国建国还早十年的建筑群，竟视如敝屐，说拆就拆了，硬币都不抛一下。
拆庙还引来不少群众边吃瓜边围观。惟一的反抗来自一只带了三条幼仔的流浪狗，为自己和孩子的“居住权”——那破龛下的一角，它们进行了惨烈的抗争，咬伤两名工人后，骨断腿折的它们在雨点般乱棒下，战斗至最后一息。
庙虽殁了，但临风回想，还是雄踞中东大街的成都“府城隍庙”规模最大。它始建虽略晚于成都“县城隍庙”，但沾“府比县大”的光，占地面积却远远超过前者，庑廊所塑之牛头马面，也因“活灵活现”更显面目狰狞。论规警效应，也远比官箴吏训的空泛条文，更为直观，更为传神。
要说成都之城隍庙，还不能不提一处叫东较场的地方，成都府下辖的 “华阳县城隍庙”，就在紧邻它的一条小街上。有“城隍爷”驻骅，那小街也沾光叨享“城隍巷”之大名了。

为城隍献祭的童男童女
另外，在成都城中心，有条因紧靠原提督衙门后墙，名曰大墙后街的小街，街的东头还有一座规模较小，叫做“都城隍庙”的庙宇。若按都、府、州、县之行政级别，它该属一线城市的城隍庙——而当年也只有北京、南京、西安等少数城市的城隍庙，才能享此“都”誉——而此庙又何以僣称一个（都）字呢？要说它的幕后渊源，自是话题多多，甚至和晚清重臣丁宝桢扯得上关系，但受篇幅之限，本文暂且不表。
除了上述四座城隍庙，在成都的西门花牌坊街还有座亦称“都城隍庙”的小庙。有资料显示它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成都地图上尚有它的标注。
遗憾的是，后来举家迁至西门花牌坊街近旁的交通巷时，别说那庙，就连街上那座有名的石牌坊，为方便群众“跑警报”，已在抗战初期拆除了。当问及那“都城隍庙”的小庙，多数人不知道，少数知道者，均说：当年扩街，是和石头牌坊一起拆的，并用拆下的旧料，在街北一条通往南薰巷的小路边，修了座有着二层楼宇，叫做“明星寺”的小庙。
还说，此庙修好那阵，周围还是空地一片，到我打听它时，它己几乎被民居包围。看来，被岁月销烁的岂止城隍庙，还有那惩恶扬善的神权，及其对贪官酷吏的心灵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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