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龙白滔 数字经济公社
编者按
龙白滔针对当前全球数字货币格局新作，朱玮编辑。全文共计45513字，请非严肃读者慎入。转载请保留全文，包括推荐语、摘要、作者简介、目录和正文，谢绝删除或修改。谢谢。
朱嘉明推荐语：
白滔这篇文章是自法币数字货币问题提出以来，对全球法币数字货币地态势，特别是对中国法币数字货币（DC/EP）地制度背景、现实意义和长远趋势，作了最完整和最全面的阐述。这不仅在国内，很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综合性最强的一篇文章。这篇专业性很强的长文，反映了白滔在数字货币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我特别赞赏白滔对于文献的认真发掘、分析和综合，其实证精神尤其值得大家学习。
朱嘉明 2020.11.1. 于深圳
摘要
数字货币发展存在八种冲突，这八种冲突构成了全球数字货币的核心问题，并塑造数字货币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格局。
首先是以中美矛盾为核心的东西冲突，根源是中国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东西方在货币金融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对金融的不同哲学，以及对债务的不同政策选项。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出于公众利益被监管，而西方政府已经成金融体系的“规制俘虏”。北京大学教授Michael Hudson认为，中国的政策选项体现了青铜时代执政者的理念并建设了基本上富有成效的公共金融体系，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继承了罗马帝国遗留的、以债权人为导向的法律哲学，已经成为掠夺性的金融体系。在数字货币战略上，西方在削弱中国数字货币先发优势，排斥但不脱钩中国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国DC/EP虽“一骑绝尘”，但G7成功夺得跨境支付、全球稳定币和CBDC的国际标准主导权。G7国家美欧（德法）英日核心诉求亦不相同。
其次是强弱势货币冲突，主要体现在货币替代和监管重构两方面。通过私人全球稳定币获得“数字优势”的美元、或先发的中国DC/EP，都可能对其他货币形成“货币替代”。美欧（德法）尽可能展开监管的“底线竞速”，而中国则倾向加强金融监管。
第三是央行和商业银行冲突。发行CBDC有助于央行全面加强对货币体系的管控，但对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有严重负面影响：去媒、挤兑和盈利受损等。西方央行曾踌躇于CBDC，中国央行反而因少受银行业游说可快马加鞭。央行界通过深入理论研究已经提出有效的缓解方案，如控制CBDC流通总量、灵活的计息和限额策略、替代性贷款工具和限制CBDC用途等，为西方央行推进CBDC扫清了关键障碍。
第四是公共部门与BigTech为代表的私营部门的冲突。数字货币的“数字优势”集中体现在BigTech所展现的DNA商业模式。“数字货币区”是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未来形态最具颠覆性的概念。BigTech的私有网络平台就是最典型的数字货币区。因此公共部门对BigTech存有复杂情愫：在借助BigTech维护本国的数据、金融、经济甚至国家主权的同时，又要警惕其垄断性市场力量的负面性。美国的监管策略是国内放松监管并通过其BigTech的全球拓展在数字世界巩固并伸张美国霸权；中国国内有效监管了BigTech，但其BigTech的全球拓展因中美对抗可能遭遇严重挫折。央行界的普遍共识是，应当监管并激励私营部门，大部分创新由私营部门驱动。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央行界对公共与私营的边界有迥异的认识。
第五是货币与财政冲突。货币与财政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中欧（元区）分别体现了货币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和谐、协调和对抗关系。CBDC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变量，让央行拥有事前和事中控制货币流向的权力并可显著提升中国财政系统支付和转移效率。西方央行因执着于“自由市场”理念和坚持“通胀目标”的优先使命，让他们慑于探索CBDC的这种革命性用途。对中国来说，结合正确地使用MMT，CBDC可能成为“再分配的终极工具”和MMT的理想终点。
第六是用户支付习惯（尤其是跨境支付）的变化与支付系统不足的冲突。多种因素驱动了消费者对非现金支付、网络支付、跨境支付等的需求。BigTech以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切入了全球稳定币。各国央行因此改善了基于账户的系统——如第三方支付和快速零售支付系统——以及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中欧美分别是优等生、及格生和差生。央行界已经把跨境支付作为2020年工作的优先事项，并把全球稳定币和CBDC对跨境支付的支持作为重要方面。CBDC在跨境场景中的可互操作性，面临诸多挑战。
第七是货币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不足的冲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变成“新常态”，而“新常态”也在沦为几近无效。拥有不同货币政策空间的央行，针对CBDC体现了迥异预期。欧元区长期“濒死”的绝望让他们寄希望于CBDC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拥有充裕货币政策空间的中国央行不考虑DC/EP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却不限定自己探索CBDC的极限，如控制货币的流向与分配。自信的美联储虽然被人揭底“已濒临弹尽粮绝”，但坚称在传统框架内解决问题。
第八是中心化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这其实是伪命题，货币的中心化力量很难抵御CBDC带来的权力。个人隐私保护只是讨论时的“政治正确”，在做权衡时，永远是第一个被牺牲的对象。各个央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本质差异，区别只是掩饰程度的不同。
结合数字货币的八大冲突，本文分析了美欧（元区）中数字货币战略的复杂权衡。以美国为首的G7成功攫取了跨境支付、CBDC和全球稳定币等方面的标准主导权并削弱了中国DC/EP的先发优势。比较来看，美国所实施的数字货币战略最为成功，其私营部门代表的全球稳定币Libra不仅即将成功启动，还完美逃离了全球监管并避开媒体的焦点。中国则不仅丢失了相关标准话语权，先发优势可能被对手削弱，还可能面临“缺乏透明度和国际协调”的批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由此受损。欧洲协助美国围殴中国并抢夺了标准主导权，但其核心诉求是通过全球监管协调来约束BigTech侵蚀欧洲数据、金融、经济甚至国家主权。
中国数字货币战略面临诸多挑战，包括：（1）被继续排斥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外；（2）丢失标准主导权和先发优势；（3）金融监管理念和数字货币成就被妖魔化和意识形态化，以及（4）主流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与历史和现实严重脱节。
因此应对措施包括：（1）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2）坚持多边主义、承担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并发挥影响力；（3）提升央行数字货币工作透明度；（4）境内、境外推广中国金融治理理念和符合中国发展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和（5）发展私人数字人民币。
本文对发行私人数字人民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给出了具体的方案。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时，中国独特的为公众利益监管金融的理念、宽裕的公共政策选项、通过数字技术驯服“金融危机”的机会、以及使用区块链民主化铸币权的可能性，让中国有机会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货币公共产品，实现公正、透明、民主化、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货币体系。数字货币亦将为中国“双循环”战略转型所面临的货币和财政挑战，提供革命性的手段。
作者简介
龙白滔，清华计算机本硕博。致力于数字经济创新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中国国际商会区块链委员会发起人，副秘书长；中国投资协会数字资产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学术负责人。20年金融科技领域技术、咨询、创业和投资经历。曾在量化投资、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创业。曾担任中金甲子投资基金首席技术官。曾任万向控股通联数据首席战略官。曾代表埃森哲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一代交易系统总设计师。《数字货币：从石板经济到数字经济的传承与创新》作者。
正文目录
0 引言
1 背景知识
1.1 货币是什么
1.2 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的机构和角色
1.3 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美元互换网络
1.4 数字货币的基本概念
1.5 区块链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
2 八种冲突塑造了各经济体的数字货币战略
2.1 中西方冲突（中国 vs 美国）
2.2 强势货币 vs 弱势货币
2.3 央行 vs 商业银行
2.4 公共部门 vs 以BigTech为代表的私营部门
2.5 货币 vs 财政
2.6 用户支付习惯/偏好的变化（尤其是跨境支付）vs 支付系统的不足
2.7 货币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vs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不足
2.8 中心化权力 vs 个人权利
3 全球稳定币的监管共识与Libra动态
3.1 全球稳定币监管迷雾和Libra的命运
3.2 监管与被监管的观点
3.3 理解G7在全球稳定币上的多重面目
4 G7主导CBDC国际标准
5 美中欧数字货币战略决策与动态
5.1 美国：最成功、最低调和最老道的进攻者
5.2 欧元区：最憋屈的小弟
5.3 中国：最失败的优等生，但前途星辰大海
6 中国数字货币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6.1 挑战
6.2 应对
6.3 畅想私人数字人民币
6.4 建设私人数字人民币
7 “双循环”战略与数字货币
8 结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个人抉择
0 引言
近一个月来，数字货币的全球动态精彩纷呈。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PBoC）范一飞副行长撰文称，“数字人民币（注：本文交互地使用“DC/EP”、“中国CBDC”和“数字人民币”三种术语，除非额外说明）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10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BIS）与七家（美英加欧瑞日瑞）央行组成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小组发布联合报告《CBDC基础性原则和核心功能》（以下简称《CBDC》）。10月12日欧洲央行（ECB）发布第一篇《数字欧元》报告，称“最快将于2021年启动数字欧元项目”。10月13日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针对数字支付发表声明，“在通过适当设计和遵循可适用的标准以充分解决相关的法律和监管需求之前，任何全球稳定币项目都不应该被启动”。虽然并没有具体地指向全球稳定币明星项目Libra，该声明还是被全球媒体普遍解读为G7反对现在启动Libra。10月13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正式发布《全球稳定币高阶监管建议》（以下简称《全球稳定币》），其中第十条建议，即是G7前述声明的内容。当天FSB也发布了《增强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以下简称《跨境支付》）。
因此美中欧三大经济体在数字货币战略上都有了关键性的进展，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标准制定组织在跨境支付、全球稳定币和CBDC等方面也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一些人欢呼中国版本的CBDC——DC/EP——取得的先发优势，一些人也断言“Libra没有出路”。在纷繁芜杂之中，我们希望厘清如下疑问：
谁在影响和决定数字货币相关的国际标准？
是什么力量驱动各经济体形成数字货币战略（包括稳定币和CBDC），他们现在的决策为何？
Libra能否真的上线？考虑到，Libra协会副主席曾于4月份声称，“Libra将于Q4启动”？
全球数字货币竞争，中国目前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为何不在BIS的七国CBDC小组中？
中国数字货币战略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双循环”战略与数字货币有什么关系？
作为个体，如何投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数字货币机遇中？
本文宗旨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数字货币核心问题并厘清全球格局，以帮助读者形成数字货币领域的准确认知。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供理解本文所需的背景知识和基础共识，例如货币本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概览、数字货币常见术语以及区块链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等。第二部分着重剖析塑造各经济体数字货币战略的八大冲突，包括中西方冲突、强弱势货币冲突、央行商行冲突、公共部门与BigTech为代表的私营部门冲突、货币与财政的冲突、用户支付习惯变化与支付系统不足的冲突、货币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与货币政策工具不足的冲突、以及中心化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第三部分讨论全球稳定币的监管共识与Libra前景。第四部分讨论G7主导的CBDC标准。第五部分讨论美欧中数字货币战略决策与动态。第六部分讨论中国数字货币战略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第七部分讨论了“双循环”战略与数字货币的关系。第八部分则聚焦个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数字货币机遇，个人该如何抉择？以此结束全文。
1 背景知识
本节简介有关货币的本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概览、数字货币常见术语以及（从人类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区块链的本质，作为理解本文内容所需的背景知识和基础共识。
1.1 货币是什么
国际知名数字身份和数字货币领域的思想领袖，David Birch，在他今年5月出版的新著《货币冷战》中写到，“现存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本质上是根据特定政治、经济和技术背景临时商定的制度安排。因此，货币必然随着这些背景的改变而改变”。目前驱动货币体系发生变化最显著的力量是由中国崛起导致经济和政治力量从世界西方向东方转移，以及以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大跃进。
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副行长、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爵士在《是时候谈谈货币了》中称，“货币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最好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惯例，是我们在经济中相互测量、交换和存储（价值）和结算债权的方式。该惯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也可以同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数字货币 vs 央行现金 vs 银行存款，私人版本的（全球）稳定币 vs 公共版本的CBDC，都是这种惯例在这个时代不同的表达方式。
虽然笔者在《数字货币：从石板经济到数字经济的传承与创新》（以下简称《传承与创新》）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人类最早的信用货币起源于国家权威（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和寺庙经济），但本文并不想着重于货币起源的争论。我们回退一步，广泛的历史著作中描述货币有两种不同的起源：公共起源和私人起源。从这些起源建立的货币系统，或多或少都是由人类深思熟虑而构造出来的。这些系统单独发展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合并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混合”系统中。著名的货币现实主义者、波士顿大学教授Perry Mehrling在文章《货币观中的政治在哪里？》中指出，公共和私人起源分别体现了货币的纪律性和弹性两重特征，现代货币体系和央行都是混合体系，央行“既是政府的银行，也是银行的银行”。
1.2 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的机构和角色
首先回顾一下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的概念。G7是包含美加英法德意日在内的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2009年后，G7峰会在经济事务上的主要功能被G20峰会取代。G20最初是由1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论坛，每年部长们聚在一起讨论全球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华盛顿的年会一起召开。G20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GDP总量占全球GDP的90%。自2008年开始，G20开始召开领导人峰会。G7自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小圈子，中国主要通过G20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沟通与协调。
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治理格局和标准的是主要货币当局（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和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如BIS、G20/FSB、IMF和WB等）的权力精英。FSB在G20框架下负责监控全球金融体系风险并为G20国家领导人提供监管政策建议。有关这些跨国金融机构更详细的介绍，可以参阅《传承与创新》。
多个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参与了数字货币相关的监管工作，其中FSB负责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的制定，以及跨境支付路线图的制定。BIS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在全球支付和清算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并领导了CBDC工作组。BIS新成立的创新枢纽（BISIH）负责引领全球央行应对数字创新，区块链、数字支付和数字货币是其工作重点，特别是为各国CBDC的设计增加国际化的纬度。BIS的巴塞尔银行监察委员会（BCBS）对银行加密资产和相关服务的风险敞口提出了审慎处理。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主要负责虚拟资产和稳定币相关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AML/CFT）等标准的工作，中国去年担任FATF的轮值主席国。IMF负责评估稳定币对成员国货币主权的影响。IOSCO负责评估全球稳定币提案对证券市场监管者的影响。
笔者建议读者阅读美国记者、演说家和华尔街前高管Nomi Prins的新著《金融的权力》以了解银行家创造的国际货币格局。这部作品无关阴谋论，而是华尔街前内部人士所作现实主义的严肃作品。
1.3 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美元互换网络
这里笔者引用Perry Mehrling的“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图。其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位于金字塔顶层，第二层是美联储与其它央行组成的美元互换网络，包括美联储与英欧日加瑞（士）五家央行组成的C6互换协议，以及美联储与九家其它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不含中国）组成的C9互换协议。第三层是其它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区域流动性池，如清迈协议和IMF/SDR。第四层和第五层分别是国家主权货币（如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以美联储（FED）和英国央行（BoE）之间的美元互换协议为例。BoE在缺乏美元流动性的时候，可以向FED抵押本国英镑、按照商定的汇率和利率借入美元流动性，到期后归还并支付利息，借入和归还时汇率保持不变。各国央行是各自主权货币的“最后贷款人”，意即理论上可“合法地无限”创造流动性。因此，货币互换协议可以理解为双方央行向对方分享铸币权的行为。实际中，一般是（相对）弱势货币央行向FED借入美元流动性，因此美元互换协议应该理解为美国向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盟友借出美元流动性/分享美元铸币权的政治安排。我们可以观察到，C6或C9基本覆盖的是与美国政治、经济最密切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不包含中国。自2013年，C6成为常设安排并且互换额度没有上限，而C9是临时性安排，上限额度为4500亿美元。
根据一家央行（或主权货币）在上图中的位置，可以知道当它在国内发生美元流动性短缺时（例如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该央行能够访问到额外美元流动性的难易程度。如果该央行属于C6或C9协议，则可以向美联储抵押本国货币借入美元流动性。如果不属于C6或C9，该国央行可以向区域流动性池（如IMF）申请SDR额度。SDR是一种包含了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的篮子货币，但SDR很少被用于支付场景，发行SDR额度主要是为获得其中的美元额度，因为美元在SDR篮子货币中约占42%的权重。因为美国对IMF拥有实际的否决权，因此SDR额度的发行很多时候夹带政治考量，例如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就否决了向伊朗和朝鲜发行新的SDR额度。也因为美元互换网络的存在，任何类似SDR的篮子货币方案实际上成为了美元管理全球流动性的新工具，因此不应该奢望任何篮子货币方案（如Libra）可能创造一种挑战美元的新计价单位。如果该央行存在与C6/C9协议央行的双边互换协议，例如中日间、中英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该央行可能通过双边互换协议间接访问到C6/C9提供的美元流动性。如果一家央行缺乏上述各种途径，则只能通过日常的出口贸易囤积美元流动性以备不时之需。当一个经济体发生美元流动性短缺时，往往伴随着资本外流的冲击和本国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严重损害本国的货币和金融稳定。
今年3月中旬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C6和C9使得全球美元流动性短缺在半月之内得以有效缓解，C6 C9共计被动用的额度近4500亿美元（近一半是日元，其次是欧元），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高额度。纽约联储的文章《在COVID-19爆发期间，美联储的互换额度是否减少了美元资金紧张》解释了美元互换协议作为一种新的、有效的美元流动性工具，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全球主导货币地位。
美元互换协议看似美国向盟友的“让利”但实际上是“互利”的政治安排，因为减少美元流动性短缺对其它国内的资本冲击和汇率波动，是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义务，也有利于巩固其主导货币地位。
从如上分析可以得出关键结论：人民币在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中被排斥，但并未脱钩，人民币通过双边互换协议或区域流动性池，可以访问到额外美元流动性。
数字货币只是货币的新生物理形态，在短期内它不会改变一种主权货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竞争的基本面，因此上述“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适用于数字货币。
1.4 数字货币的基本概念
加密资产
FSB定义为“依赖加密算法和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的私人数字资产”。
稳定币
FSB在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稳定币》草案中，定义为“与一种特定资产、资产池或一篮子资产保持价值相对稳定的加密资产”。而在一般情况下，“稳定币”被定义为“与法币保持价值相对稳定的加密资产”。因此，FSB对“稳定币”的定义，保留了类似Libra篮子货币创造一种新计价单位的可能性。
全球稳定币
FSB定义为“潜在地能延伸至并被多个司法管辖区采纳并获得大规模应用的稳定币”。
批发CBDC
供金融机构在央行结算的代币化央行货币（即代币化央行准备金）。传统上，只有少数金融机构（例如商业银行和一些支付机构）、财政部和外国央行等机构在央行拥有准备金账户。批发CBDC一般被视为技术提升和效率改进，不影响已有银行业商业模式。
零售CBDC
可供居民和公众使用的代币化央行货币，被称为零售CBDC。缺省地，它也可供金融机构使用，因此零售CBDC也称为通用CBDC。零售CBDC可能会引起商业银行的去中介，损害货币和金融稳定性。相比较批发CBDC的简单直接，零售CBDC获得了更多研究关注，因此一般情况下提及“CBDC”时，指零售版本。
零售CBDC的另一种描述为可供非银和非居民访问的代币化央行货币。“非银”指银行之外的所有用户实体，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和家庭，“非居民”指海外用户。因此一般情况下，零售CBDC可供海外用户使用，这也符合其代币化设计、降低获得和使用门槛的初衷。
1.5 区块链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
描述区块链社会意义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笔者在此对区块链最核心的价值做最简明扼要的陈述。
一般来说，谈及“区块链”时可能指代公链和联盟链。在中国官方特定的语境中，区块链特指联盟链。笔者对公链的观点是悲观的。
笔者曾经被一位PBoC前副行长问到，为什么区块链（这里指“公链”）成功的案例只有比特币和以太坊。笔者当时的回答是，公链体现绝对的去中心理念，是一种极端理想主义，而现实世界的治理体系，都必须是某种去中心和中心化的平衡。所以大部分所谓的公链都不可能成功。比特币的共识，类似人类社会对黄金的共识，实质是对“价值”的共识。对价值的共识，不需要分叉，也不需要“体现不同价值观的”共识，人类对价值的共识是一致的。因此比特币形成价值共识之后，就不可能有第二个“比特币”再能形成同等的共识，因为没有必要。以太坊与比特币，类似白银与黄金，虽然人类使用白银的历史与黄金一样悠久，但白银从未能够挑战黄金的地位。
如果今天再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笔者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回忆一下，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这种充满了极致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之后，其结果是什么？无论哈耶克的门徒们是否承认，自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宣称自己为哈耶克的信徒、哈耶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之后，西方进入了大规模金融去监管时代，直至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西方金融业的现状是超级市场权力（华尔街）嘴上念着“自由化”的真经抵制来自政府的监管，诺奖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美国真相》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哈耶克提出的如此美好的理论最终沦为超级垄断力量的“护身符”？
同样具体到比特币和区块链，为什么中本聪美好的去中心理想会成为数字货币世界超级垄断权力（算力霸主）和各种割韭菜骗局的公链工具？
这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无论是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还是中本聪的去中心理想，都过于简化了人类社会的模型，忽视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这些理论、理想最终都沦为垄断力量的理论工具，其目的无非是收割大众。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组织和决策效率的问题，因此民主和中心化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无论东西方，最终都发展到由少数精英群体代替多数人决策的模式，差别只是在于精英群体的遴选方法以及如何维护他们对公共利益的专注与忠诚。最理想的模式自然是一组有效的流程和规则可以保证这个过程和目的，但似乎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并未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更现实的做法是，承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让广泛人群享受权利，精英群体只在最小可能的问题集上为公众利益进行决策，并引入流程和规则之外的要素（例如文化观和道德等）来约束精英的行为。
因此，公链的绝对去中心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现实中的治理困境。当我们把注意力聚焦于现实时，联盟链可能是最符合人类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技术。
可以用“散得开，收得拢”六个字刻画联盟链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散得开”意即某种权力的民主化，让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可以在公开、透明、反作弊、消除壁垒、可审计的情形下通过联盟链分享权力；“收得拢”意即在必要的情况下，联盟链的超级节点拥有并可以行使终极权力。因此联盟链是所有中央集权体系或机构“一把手”所梦寐以求的“治理科技”，这也是中国政府钟情“区块链”的根本原因。
因此，现实的数字货币（无论全球稳定币或者CBDC），其核心是通过联盟链与广泛的参与者（例如在Libra情形下是与协会合伙人，在CBDC情形下是与商业银行）分享铸币权，并且让少部分精英（在Libra情形下是协会或协会背后的控制力量例如FED，在CBDC的情形下是央行）掌握对货币体系更强大的管控能力。
2 八种冲突塑造了各经济体的数字货币战略
不同的经济体在面临数字货币大潮时，需要应对不同的价值冲突与平衡，因此可能形成不同的数字货币战略。本节详细讨论八种冲突。
2.1 中西方冲突（中国 vs 美国）
2.1.1
西方共识
目前全球最核心的冲突发生在中美关系中，这源于近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改变。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对新的民族国家生存法则及空间的渴望，已经被美国精英视为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从1990年代起形成的世界格局中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现在则开始往美国和中国两强主导全球的趋势发展。1990年代之后，每次全球金融危机都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但截至现在高达300%全球GDP的债务负担已经耗尽了西方央行几乎全部的传统货币政策空间，美国挣扎于零利率边缘，欧元区与日本长期陷入零/负利率不得解脱。中国却“风景独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对承受冲击最小，2020年第一个从新冠疫情冲击中恢复，并被认为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在2020年还实现正增长的，一直以来中国都拥有充足的货币和财政空间。新冠疫情大流行进一步恶化了世界格局，降低了再平衡的可能性。中国在着重发展硬科技实力，中央政治局连续数年集中学习先进科技，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到最近的量子科技，科技的发展将赋予中国经济韧性和巨大的增长空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美中角逐的主战场，而数字金融、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
如David Birch所言，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变化，必然引发货币体系的变革。西方已经形成共识，人民币将挑战并取代美元霸权。2019年8月，时任BoE行长的Mark Carney在美联储学术会议上称，“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可持续，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主导货币……从历史上看，新旧国际主导货币的取代过程都充满了战争与灾难，因此合成霸权货币可能是人民币之外取代美元成为新国际主导货币的最佳方案”。所谓“合成霸权货币”，是指类似Libra篮子货币的方案，由各国央行发行的CBDC的网络组成，并由公共部门运行的一篮子货币方案。作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负盛名的中央银行家之一，Mark Carney的发言自然不是对美元消亡的诅咒，而是应该理解为来自美元体系精英的深谋远虑。Libra于2020年4月发布的更新白皮书明确指出，Libra集成CBDC的第二步，“各国央行直接在Libra网络发行CBDC”，Libra多货币稳定币LBR仅仅是Libra网络上一组选定的CBDC按照给定权重形成的智能合约。因此，Libra集成CBDC的第二步，就是Mark Carney所说的 “合成霸权货币”。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公私部门之间数字货币的战略协同。
2.1.2
中西方对待货币和金融的不同哲学
中西方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理解货币和金融的不同哲学，以及对待债务的不同政策选项。
剑桥大学教授Peter Nolan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中西方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一文中写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一致认为，精英官僚阶层不应受商业和金融的掌控，且商业和金融应该出于公众利益被监管”，另一方面，“西方一部分人相信，个人对金钱的强烈追求是实现经济成功、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17世纪，政府开始受到金融业长期的‘规制俘虏’……1970年代之后，政府与金融之间的‘旋转门’，以及其它各种影响力渠道，主要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为金融巨头企业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的‘规制俘虏’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中国金融体系出于公众利益被监管，而西方政府已经成为金融体系的“规制俘虏”。
“士农工商”的尊卑排序贯穿数千年中华文明。“士”将“心怀天下，造福苍生”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标准，中国古代历代历朝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因为与“农工”经济条件接近，容易产生“共情”，因此不容易被“商”所收买。中国历史上，“士”被“商”大规模收买的现象往往造成亡国悲剧，例如明末被江南富豪所豢养的东林党人。虽然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化工业化国家，这种“士农工商”的尊卑排序文化观仍保留了强烈影响。当前的中国，虽然金融（“商”的一部分）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精英官僚被“金融”游说、影响和收买仍然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也有评论指出中国也出现了“旋转门”，现在越来越多退休官员进入商业和金融界。但中美“旋转门”存有根本差异，中国从来没有金融精英反向进入官僚体系，只存在退休官员向金融体系的单向流动，而美国的“旋转门”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反复多次。
密苏里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Michael Hudson在文章《“天灾”大流行如何摧毁西方？》中对比了在冠状病毒经济影响的应对措施方面中美体现了不同的法律和金融理念，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经济，即通过债务减记来恢复经济的韧性和运行。“中国的政策选项体现了青铜时代执政者的理念并建设了基本上富有成效的公共金融体系，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继承了罗马帝国遗留的、以债权人为导向的法律哲学，已经成为掠夺性的金融体系”。
最新的人类学和货币金融史成果显示，人类最早的信用货币起源于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经济，计息债务随之产生。计息债务来源于拖欠的费用或者投资于生产目的，计息债务可能因为天灾（如旱灾、洪灾、虫害等）、瘟疫、战争、个人家庭变故等原因无法偿还因此形成债务积累。因此信贷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即“还本付息的确定性”与“计息债务的不确定性”的失衡，长期失衡形成了债务积累，以至于威胁到经济体的运行。如果允许债权人取消以小农为主的债务人的抵押品赎回权，则自由民可能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而变成债务奴役，这会剥夺自由民为政府提供的税收、徭役（如修建城墙）和军事服役。因此需要一种外部力量介入以重启经济。青铜时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保护债务人的做法，即取消公共债务，使经济体恢复运行和韧性。古典时代的早期希腊和罗马学习了近东的信贷经济和计息债务，并采取了同样债务人导向的策略。变化发生在古罗马晚期，民主政治过渡到寡头政治，债权人导向的法律哲学代替了债务人导向的法律哲学，并流传至今。因此，现代社会债务经济中所谓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其实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
Hudson的文章写到：
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一个公私混合的经济体，对金融部门的权力进行抑制。这种权力使社会负债并变得贫穷。然而，一直存在争议的是谁将控制政府。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工业越来越债台高筑，他们将是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府，只要在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减记债务，就可以维持其工业的发展，而不必强制关闭、破产、丧失资产和就业机会。因此，世界有两种选择：中国的基本上富有成效的公共金融体系，或者美国的掠夺性的金融体系。
中国可以在金融和财政上从病毒破坏中恢复，因为大多数债务最终都归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所有。货币可以用来为实体经济、劳动和工业、建筑和农业提供资金。当一家公司无力支付账单和租金时，政府不会袖手旁观，让它倒闭，然后以低价卖给秃鹫投资者。
中国有一个西方经济体没有的选择：它可以像汉谟拉比和其他古代近东宫殿经济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减记债务以保持经济的韧性和运转。由于中国政府是最终债权人，中国可以暂停计划内的债务偿还、税收、租金和公共费用，而不必由经济困难地区支付。它不必与那些政治势力强大、坚持认为整体经济必须亏损，而不是他们自身亏损的银行家们相抗衡。政府可以通过减记债务来维持企业经营和员工。社会主义政府就是这样做的。
在2000年代初，西方主流学者和银行家坚称中国银行业已经整体技术性破产，理由是存在高达百分之几十的坏账，显然他们对中国金融监管哲学和理念缺乏了解。现在到了 2020 年，世界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反而占了五家。
中国为“公众利益”监管金融业，还体现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意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做出牺牲。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贬值竞赛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可能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可能的亚洲经济崩盘，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做出了重大牺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应美国的请求购买、增持了大量美债，帮助美国渡过难关，拯救了金融危机。这些中西方金融体系之间的交互，表明中国金融的监管哲学和理念，可以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监管方式的有益补充。
2.1.3
G7针对中国数字货币战略的共识与分化
在数字货币战略上，西方国家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考量和优先事项，但在削弱中国数字货币先发优势，排斥但不脱钩中国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各国已经形成共识需要协调一致推进有关数字支付、全球稳定币和CBDC的问题，G7主导了这三项工作。
G20/FSB负责制定《全球稳定币》，虽然中国积极并深度参与了FSB多项工作，但没有迹象表明，PBoC参与了这项稳定币的工作。BoE行长在9月份发言称，“G7与FSB牵头协调”了全球稳定币的问题。
以G7为核心的BIS/CPMI的七国CBDC小组共同发布了《CBDC》，以加强各国CBDC的工作在技术、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协调，以权衡复杂的价值取向和设计选择、评估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BIS总经理Agustín Carstens在10月IMF跨境支付的会议上称，CBDC需要“不慌不忙推进，以避免碎片化和负面的溢出效应为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威胁”。虽然PBoC在CBDC的研发和测试方面已经先发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没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G20/FSB今年将跨境支付作为优先事项，并于近期发布了系列工作的第三阶段的报告《跨境支付》。PBoC的穆长春参加了这项工作。第一阶段报告定义了跨境支付的挑战和摩擦，第二阶段报告定义了五个重点领域和19个构建模块以解决跨境支付的摩擦和缺陷，五个重点领域分别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承诺、监管框架、现有支付基础设施和安排、数据和市场实践、以及更具前瞻性的新支付基础设施和安排。本月的G20财长和行长会议认可了第三阶段的路线图，并因此启动了包含多个工作流（对应“构建模块”）、延续至2025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两个工作流与全球稳定币和CBDC有关。BIS/CPMI将密切参与多个工作流。
从跨境支付的CBDC工作流工作计划来看，BIS/CPMI、BISIH、IMF和WB将评估现有的CBDC设计和央行间的多边CBDC实验，IMF将主要负责评估跨境场景下CBDC的宏观金融影响。这项工作从2020年Q4至2021年Q3。自2021年Q3开始，这些机构将开始分析可改善跨境支付的CBDC互联方案。自2022年Q1起，BISIH将开始评估多边CBDC方案设计的现实和技术复杂度，以及互操作类型，并开始实验能够访问和互联多CBDC并且促进高效的跨币种CBDC支付的方案。根据这些时间表，主要的经济体——例如美欧英日加瑞（士）瑞（典）等——大概率将在2021年Q3结束之前完成自己的CBDC方案设计和技术实现，而自2022年Q1起，Libra网络可能已经能够连接多个CBDC，各国央行能够在Libra网络直接发行自己的CBDC。
FSB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工作作为关键环节，连接了全球稳定币和CBDC的工作。总体来看，中国虽然有先发优势，但被排斥在全球稳定币和CBDC的标准定制工作之外，却仍然被包含在跨境支付的工作当中。这体现了前文描述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排斥但不脱钩人民币的总体格局。G7将中国排斥于相关标准制定工作之外，目的是削弱中国在CBDC方面的先发优势，使之成为“货币孤岛”，同时对中国DC/EP的工作提出批评。
在主要大国没有回过神的情况下，中国DC/EP已“一骑绝尘”完成了设计和试运行，G7可能会指责，PBoC的DC/EP透明度不足，缺乏国际协调，因此可能带来碎片化和负面的溢出效应，所以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将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由此来削弱中国DC/EP的理念、设计、技术、法律和监管等方面的权威性。更具体地，可能会批评DC/EP，在跨境场景下的使用，可能会加大其它（CBDC后进）国家“货币替代”的压力，威胁到他们的货币主权。IMF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Kristalina Georgieva在10月IMF跨境支付的会议上称，CBDC可能会加大“货币替代”压力。近日，PBoC前行长周小川在布达佩斯欧亚论坛辩称，DC/EP与G7的CBDC定义有显著差别，前者更重视改进国内零售支付系统。
美国针对中国的策略是全方位的打压，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刻意地将人民币排斥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之外，近期也有持续的声音威胁把中国踢出SWIFT（虽然很多分析认为不可行），美国已经在针对性地制裁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企业，如华为、TikTok、蚂蚁和腾讯等。本文后面会着重讨论包括蚂蚁、腾讯和TikTok在内的BigTech是中国数字货币的核心竞争优势。本文也会讨论全球稳定币Libra实质上代表了美元霸权在数字世界的延伸，会侵蚀人民币货币主权和压缩人民币国际化空间。
虽然欧洲与美国分享一致的价值观，他们会在涉港、涉疆、人权等问题上一起打压中国，但仍然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和金融交流。英国是美国忠实的政治盟友。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核心，在竭力保持与美国的政治独立性。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深化和巩固中欧关系以作为她的政治遗产，中德、中欧都有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诉求。前不久李克强总理与欧盟领导人的对话也提到，“中欧将加强在金融科技和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法国担心中国先发DC/EP可能导致西方失去话语权，西方尚未习惯中国在某个领域领先并设定标准。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行长9月11日发言称，“一些司法管辖区认为，应对本来势不可挡的私人支付浪潮的唯一方法是在国内、但也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和传播它们的CBDC。如果不能在全球金融界进行充分协调，这可能会在CBDC的特点及其与私人项目的衔接方面树立先例，而且其他央行则没有发言权。这可能是中国的方式”。
日本基本上等同于美国的半殖民地，因为地缘政治原因，既努力与中国深化经济和贸易关系又努力拉拢美国打压中国，力图在中西之间施展平衡技。日本政府称“中国首先发行CBDC，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号召G7（尤其是美国）集体应对中国DC/EP的挑战。美国最初并没参加BIS/CPMI六国CBDC小组，后来加入成为七国小组，与日本的挑唆可能存在关系。
2.2 强势货币 vs 弱势货币
可以从“货币替代”和金融监管两个角度来理解货币的相对强弱。
2.2.1
货币替代
一种被设计为易于获得和使用的数字货币，无论是公共CBDC或是私人（全球）稳定币，会首先作为一种便利的支付工具被用于跨境支付场景（可以是在弱势货币国内的外国旅行者，或者是强势货币国外的非居民），进而作为一种价值存储和一种记账单位被采纳，因此导致弱势货币被替换，也称为“数字美元化”效应，这是传统“美元化”在数字时代的对等概念，但前者比后者有更快的扩展速度、影响深度和广度。此外，强势货币的溢出效应，对弱势货币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弱势货币对强势货币也可能存在反向“溢出”效应。ECB发布的《数字欧元》报告称，“如果非居民持有大量的数字欧元，他们可能因宏观金融影响而大幅度调整其持有组合，可能为欧元带来意外的资本流动冲击和汇率波动”。
传统地，相比较美元，其它所有货币都是弱势货币。一般来说，主要国际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等，他们与美元也存在某种“货币主权”对抗。但作为发达经济体，他们自身也拥有先进的金融体系，在传统货币可及性、易用性、货币物理形态（如现金或银行存款）、吸引力和监管等约束条件下，这些货币与美元之间形成了某种“均衡”。因此他们不惧怕“美元化”。
但当货币被数字化、代币化之后，这种“均衡”会被拥有数字优势的货币所打破。数字优势主要体现在与数字货币相关的网络平台提供的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庞大的用户基数以及广泛的经济活动，即DNA（Data Analytics、Network Effect和Interwoven Activities）商业模式。DNA商业模式是BigTech公司核心特征，目前美国拥有Facebook、Apple、Amazon、Google和Microsoft（即FAAMG）等BigTech，中国拥有蚂蚁、腾讯和TikTok等BigTech，而欧洲没有这样的公司，因此欧洲与美中缺乏对等的“数字优势”。
因此，相对以Facebook为基础的私人数字美元，Libra，其它所有国际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和人民币都是弱势货币，从这个角度更容易理解法国人对Libra侵蚀欧洲货币主权的焦虑。相比较先行一步的CBDC，如中国的DC/EP，其它所有货币也都是“弱势货币”，从这个角度理解发达经济体对中国DC/EP“一骑绝尘”的忧虑，就更容易产生共情。
2.2.2
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秩序重构
2017年以后，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也延伸到金融监管领域，推行大规模金融去监管行为。美国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巴塞尔协定III》的“美国准则”，例如用杠杆比例代替核心资本充足率、弱化流动性覆盖比率的要求、取消沃克尔规则以及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门槛等。《巴塞尔协定》是由欧洲主导制定的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英国脱欧之后，德法为代表的欧盟各国迫切需要强化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而英国则要极力维护伦敦的地位，因此多国可能出现竞争性的监管放松。作为对比，中国在2017年后是加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笔者建议进一步阅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胡滨副主任近期的文章《从强化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十年轮回——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金融监管的总体格局也体现到数字货币监管方面。美国已经有合规运营的美元稳定币、以及合规运营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和托管机构，中国监管近几年一直对数字货币保持高压政策。
2.3 央行 vs 商业银行
2.3.1
背景知识
在西方，央行是银行业行业自律组织；在中国，央行为公众利益监管银行业。虽然也会存在大银行的监管游说，但中国央行总体上听命于中央政府并服务于公众利益。
央行发行的现金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了流通货币的全体，前者只占很小一部分，例如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现金占流通货币的比例分别为5%、3%和小4%（注：2020年9月PBoC数据），在一些几乎接近“无现金化”的欧洲国家，如丹麦和瑞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0。因此与绝大部分普通人认知相悖，商业银行其实是流通货币最主要的创造者。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创造存款货币（所谓的“中介行为”）。央行通过相关的工具（《巴塞尔协定III》定义的各种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融资比率等）来管理和约束商业银行的行为，央行通过一组货币政策工具（如准备金率、利率工具、公开市场操作等）来调节货币供给。
从上面的描述可知，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央行直接创造的现金只占流通货币总量很小部分；可能让很多人意外，央行和商业银行实际上分享了铸币权和铸币税，现代银行业、无论东西中外，都是如此。考虑到中国已经有了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这可以理解为PBoC（代表中国政府）一直在与私营部门分享人民币铸币权和铸币税。
2.3.2
CBDC加强央行管控，但为商业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根据本文总结的区块链对治理的意义“散得开，收得拢”，发行零售CBDC有助于央行全面加强对货币体系的管控，因此将深化（银行业）监管与被监管的矛盾。发行CBDC，央行可更好地管理货币创造和供给，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升央行应对商业周期的能力；央行能够更精准地监控和管理货币的流向，如KYC、AML/CFT等，事前和事中管控能力，以及定向货币投放和定向降准等。这些各个方面的活动，都在某种程度削弱商业银行操控货币的能力。以央行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的优惠利率的“经营贷”为例。笔者身边就恰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朋友与银行（信贷人员）“携手作弊”编造了全套材料欺骗央行，将“经营贷”所获资金直接用于购买新房。传统地，央行只有通过事后审查商业银行的定期监管报表才可能发现资金违规用途。CBDC提供给央行事前或事中的审查能力。智能合约一旦发现资金被用于它途，可以自动终止支付行为，这就达到了事前或事中控制的效果。金融稳定的最大风险来源之一，就是过多的购买力被创造出来用于资产投机，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者消费。全球央行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这样的能力：有效引导和管控货币流向生产性投资并抑制其流向资产投机。这种能力可能使央行获得驯服金融周期的“超能力”。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商业银行天然有“作弊动机”，因为作弊有助于提升其盈利能力。
对全球大部分央行而言，曾经踌躇于零售CBDC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商业银行商业模式有严重负面影响：去中介、挤兑和盈利能力受损。
首先，相比较作为商业银行负债的银行存款，CBDC是央行负债，它相对更加安全因此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接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下），会引发储户存款流向CBDC，导致商业银行“缩表”，即为银行的“去中介（或者去媒）”。因为储户的零售存款是商业银行最稳定、最廉价的融资来源，去中介会迫使银行不得不依赖对价格更敏感、更不稳定的批发融资，因此会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并削弱其供给信贷的能力。
其次，传统银行的存款大规模流向现金，即为“挤兑”。传统纸币有较高的摩擦成本，“挤兑”一般是因为清偿性风险引发的针对个别银行的行为，因此危害性有限。CBDC为数字化的物理形态，其运输、分发和保管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挤兑”更容易针对全行业发生。因此CBDC“挤兑”可能是即时、瞬时引爆，规模和危害性都要大得多。
第三，因为CBDC可以帮助央行精准监控和管理货币流向，因此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违规、作弊行为，因此会削弱其盈利能力。
因此，在零售CBDC概念初期，商业银行是其发展最大的阻力。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因为CBDC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而踌躇不前，在中国，反而因为发行CBDC提升货币体系管控效率符合国家和公众利益，央行可以快速推进CBDC进程。
2.3.3
可能的缓释
全球央行需要均衡好CBDC的潜在收益和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才可能推进CBDC进程。主要的货币当局，如ECB和BoE等，通过深入理论研究已经探索出有效的缓解方案，如控制CBDC流通总量、计息和限额策略、替代性贷款工具、限制CBDC用途等，为西方央行推进CBDC扫清了关键障碍。
首先，控制CBDC流通总量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案来削减去中介和CBDC挤兑的影响。但这种方法可能会限制CBDC潜在的收益，并且不能达到CBDC作为一种新的、有效的支付工具的设计意图。刻意制造CBDC的稀有性还可能损害CBDC与其它形式央行货币之间的平价关系，并为货币稳定带来重大风险。
其次，通过灵活的计息和限额策略来缓释银行去中介的风险。核心思路是通过计息策略来削弱CBDC相对银行存款的吸引力。例如，对拥有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经济体，相对2%以上的基准利率，简单的不计息（0利率）就显著削弱了CBDC的吸引力。对于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空间的经济体，不计息已经不足以削弱CBDC吸引力。对于ECB，其基准利率在-0.5%以下，不计息的CBDC甚至会成为一种投资工具。ECB提出了分层付息的方案，即针对每个账户，在给定限额内的CBDC采取不计息策略（同现金），以确保这部分CBDC作为支付工具的充足性；超过限额的CBDC采取（相对银行存款）惩罚性的计息策略，以抑制CBDC的持有。这种分层计息的策略被央行界广泛认同。分层付息在实施时，可能带来额外的复杂度，例如在不同账户间进行支付以及离线支付时，都需要考虑支付接收方可能超过限额的情况。PBoC的DC/EP设计也采用了根据不同级别的身份认证为钱包设置不同的交易限额的策略。
第三，考虑到去中介导致银行损失了长期、廉价资金来源，ECB计划创造新的针对商业银行的长期、优惠贷款工具，以弥补银行在长期廉价资金方面的损失。
第四，仅仅将CBDC用于替代M0的场景，如小额和零售支付等，限制其对存款货币M1/M2的替代。这相当于央行放弃使用CBDC来监控银行存款货币用途和流向（除AML/CFT/CPF场景之外），自然维持了银行既有的创造和分配货币用途的特权。
2.4 公共部门 vs 以BigTech为代表的私营部门
2.4.1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货币的竞争方式：结构与捆绑
数字货币典型的基础技术包括点对点传输和智能合约技术。点对点传输允许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完成价值交换，智能合约允许自动执行业务逻辑，例如两种数字货币间汇率的自动转换。在这两种典型技术的支持下，两种数字货币之间可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更好用户体验（自动执行）进行切换。因此数字货币可以专注于某种角色（例如USDT专注于价值稳定的交换媒介、比特币专注于价值存储等）参与货币竞争，而无需像传统货币那样作为价值存储、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的三重角色参与货币的“全面”竞争，此谓货币的解构。
数字货币通常与它所在的网络平台的经济活动、数据分析和用户基础进行了捆绑，因此获得了所谓的“数字优势”。这就是BigTech所展现的DNA商业模式。
2.4.2
BigTech与数字货币区
典型的BigTech以支付为切入点并以之为中心构建了私有的网络平台和闭环生态。BigTech都希望能给用户提供尽可能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其私有平台成为用户的“生活方式”平台。BigTech垄断了其私有平台上产生的所有数据并依据数据分析可以针对用户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服务。BigTech之间也已经形成交易壁垒，并隐形地为用户设置了退出成本。BigTech以支付为中心不仅构建了生活方式平台，还构建了其它金融服务，如借贷、保险和理财等。BigTech颠覆了传统金融业务行业组织结构，从传统的以银行为中心转变为以支付为中心，在BigTech中，银行业务成为其次级公司。Facebook的Libra，以跨境支付切入了传统银行和公共部门的核心领域：货币发行。
BigTech在自己的私有网络平台中提供了私有的支付工具和货币（虽然是锚定于法币），并且这些网络是以数字形式进行支付和交易，这就是“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未来形态最具颠覆性的概念——数字货币区”。“数字货币区”由《欧元的思想之争》作者Markus K Brunnermeier、Harold James和Jean-Pierre Landau在《货币数字化》一文中提出。与数字货币区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数字美元化”，指一个经济体的法定货币被其它数字货币所取代。经济上或社交上对大型数字货币区开放的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数字美元化的影响，即使是拥有稳定货币的经济体。各个经济体的公共部门在应对BigTech的私人数字货币举措的挑战时，有不同的策略，这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未来的格局。
BigTech的私有网络平台就是最典型的数字货币区。通过强制BigTech的私有网络平台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可交互性（包括支持CBDC和接受央行监管），多个数字货币区可以互联形成超级数字货币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未来格局最大可能性是存在美元、人民币和欧元三大数字货币区，而数字货币区最核心的要素是拥有DNA商业模式的BigTech。笔者在短评中指出，“数字货币的终极决定力量是人口基数和跨文化的吸引力”。因此未来也可能存在“伊斯兰数字货币区”。
公共部门对BigTech存在复杂情愫。一方面，BigTech是一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中，BigTech有助于维护本国的数据、金融、经济甚至国家主权。前两个月中美围绕TikTok的斗争已经为此精彩注脚。另一方面，公共部门需要警惕BigTech的垄断性市场力量已经具备了提供、影响甚至主导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恰当地使用这种力量可能制造市场壁垒和割裂、损害消费者利益和排斥其它市场参与者等。目前仅有美中拥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BigTech。美国监管的策略是国内放松监管并通过BigTech全球拓展以在数字世界伸张美国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元霸权，这已经引起美国之外经济体（包括欧洲盟国）的高度警惕。中国BigTech有一定全球拓展，但因为中美对抗可能遭遇严重挫折，中国也更有效地监管了BigTech。
自201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内以互联网科技公司推动的支付创新，包括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等获得长足进展，伴随的是现金使用的大幅减少和行业高度集中。2019年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支付两巨头占据了第三方支付市场的94%，截至2020年9月，流通货币中现金比例已经小于4%，一线城市无现金化程度相当高。两大BigTech之间也各自形成了私有网络平台和支付金融基础设施，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活动和闭环生态。平台之间缺乏直接的互操作性，为跨网络交易形成了高壁垒，客观上也抬高了用户的退出成本，制造了市场的垄断和割裂。
BigTech也通过金融科技创新逐渐进入了货币发行领域。蚂蚁和腾讯通过将货币市场基金份额与第三方支付环节打通，实际上进入了人民币发行领域。自2018年1月1日起PBoC将非存款机构部门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纳入到广义人民币M2的统计。按照蚂蚁集团货币市场基金产品余额宝1.22万亿（注：截至2020年6月30日）规模计算，它占据了0.5%的人民币M2发行量。但BigTech在消费端用户基数的优势，导致商业银行流失了巨量零售存款（同本文前述的“去中介”）。BigTech的支付业务聚集了天量备付金但缺乏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应的监管，也给了BigTech们（相比较传统银行等）不对等的盈利优势（或称为“监管套利”）。基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支付方案也存在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但最大的顾虑还是来自BigTech的垄断性市场力量，这已经导致的数据权利垄断、与传统金融机构压倒性的议价能力以及对其它市场参与者的排斥。由于前述的“现金使用大幅减少的趋势”和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与第三方支付联动”的创新导致央行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影响到大量流动性，央行的货币权威受到了损害，因此PBoC采取一系列的监管改革以及后来的DC/EP作为应对。
PBoC通过切断银行与所有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通道并建立网联平台来负责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因此削弱了BigTech垄断数据的权力并且创造了更公平的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竞争环境。央行也将第三方支付的备付金账户从商业银行收归央行、取消备付金利息并逐渐将备付金率从最初的10%提升至100%，因此消除了BigTech（以及其它第三方服务商）占用备付金利息的可能和挪用备付金（以为它途）带来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央行还为单只货币市场基金每日提现设置了10,000人民币的上限，有效缓解了货基与第三方支付工具联动的流动性风险。当BigTech的金融服务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PBoC本着“同样的业务，同样的风险，同样的监管”的原则已经要求他们持有必要的金融服务牌照接受与传统金融机构对等的监管。
PBoC的DC/EP在境内主要目的是为维护人民币货币权威、消除市场壁垒和割裂并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并非要“亲自入场”抢夺和取代第三方支付行业。首先，为应对现金使用减少的趋势，PBoC需要考虑一种新的支付工具，足够方便、快捷、安全以增强央行货币对公众的吸引力。其次，因为DC/EP是法定货币，BigTech的私有网络平台必须提供支持DC/EP的选项，因此可以降低BigTech造成的跨网络交易壁垒和消除市场割裂，并保护消费者利益。第三，发行DC/EP显然将削弱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两巨头，这客观上有利于第二、第三梯队的市场参与者，因此将会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2.4.3
国际监管界对公私边界的共识与分歧
国际央行界的普遍共识是，应当监管并激励私营部门，大部分创新由私营部门驱动。BISIH负责人Benoît Cœuré就明示，“货币生态系统必须是公共和私人解决方案的混合体。技术变革通常来自竞争，来自私营部门，它通常不来自公共部门。大部分创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将由私人玩家提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则称，“由于新技术和创业精神的激励”，私营部门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支持”。PBoC前行长周小川表示，“私营部门也可参与数字货币体系，但需具备公共精神”。
即使国际央行界都认同私营部门可以参与数字货币，但仍然一致认为央行应唯一地为货币体系提供了如下支撑作用：定义账户单位；货币支付最终决算性；通过“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为支付系统设定标准和监督。
因此在货币数字化大潮中，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国际央行界对公共私营部门的边界有不同的认识。
Shanmugaratnam称，“数字货币系统将是一个公私混合的系统，这种混合系统将面临严格的公共监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部门将成为基础设施和所有数字代币的提供者”。PBoC行长易纲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平等竞争，央行的重点是提供基础设施，减少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由市场来决定使用何种货币。BoE副行长、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在其重要发言《是时候谈谈货币了》中称，要定义CBDC的功能，需要讨论“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在哪里”。他认为，货币的形式一直在演进，货币形式变化的影响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并需要政治当局参与有关“公共部门的作用”的讨论。BoE行长Andrew Bailey在《重塑（实现更高程度自动化）》的发言中提出问题，“央行可能会参与这一（新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但央行的作用始于何处，止在哪里”？
各国央行这种认识的分歧与各个经济体所处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以及社会治理方式有密切关系。对于新加坡而言，其小国、外向型经济决定了他必须通过合作/平衡而非主导的方式来推进其数字货币进程。对中国而言，对基础设施的主导体现了中央集权大国的掌控欲。而英美金融治理哲学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权力的天平会严重倾向于私营部门。
2.5 货币 vs 财政
2.5.1
货币体系的弹性和纪律性光谱
货币和财政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体现了现代货币体系运行的纪律性和弹性的双重特征。在过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般都有明显的界限，因此大多数央行都会强调“独立性”。主要经济体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央行独立性”和“财政韧性”之间的平衡。把“财政的韧性”和“央行独立性”分别视为货币体系的“弹性”和“纪律性”光谱的两端，这两端也分别对应了货币与财政“和谐程度”从“和谐”到“对抗”的光谱的两端。美欧中因为各自不同的特点分别处于光谱的三个位置，如下图所示：
美联储虽然号称独立于政府，但它与美国财政部几乎从来没有公开争执，他们非常和谐地为华尔街资本服务。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率先达成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计划。
中国央行和财政部时有针对货币发行、政府赤字、央行独立性等问题发生争论，从学术媒体上的笔墨官司到会议、论坛的公开喊话，热闹异常。大家可能对数月前他们之间爆发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之争记忆犹新。从声势和媒体覆盖看来，财政科学院的刘院长几乎是孤军奋战、舌战群儒，接受大批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轮番挑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以“一万亿特别国债和一万亿财政赤字”告终，双方可说是各得其所。所以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央行和财政虽然时有争议，但总体是“协调的货币与财政”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最终意志，因此是有限的“央行独立性”。
欧元是世界上唯一真正运行的超主权货币，因此希望了解超主权货币的优劣、理论和现实的差距，研究欧元就够了。ECB是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央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国际趋势：欧洲央行的观点指出》，由欧盟28个成员国缔结的《马斯特里赫条约》赋予了ECB在机构、职能、人员和财务方面的独立性，其法律基础建立于欧洲最高级别的法律之上。欧盟中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统一到ECB，ECB不向欧盟政府和成员国政府接受任何指令，但财政政策仍然归属各个欧元区国家政府（的财政部）。这是欧元区货币和财政对立的根源，也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ECB的权力精英一直努力建立统一的欧洲财政，但一直没有进展。今年新冠疫情爆发，意外地成功迫使欧元区政府破天荒第一次真正团结起来，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基金”，首次让全世界看到了欧元区财政统一的前景，因此美元指数大跌、欧元相对美元显著增值。
2.5.2
CBDC可能打破货币与财政的平衡
货币和财政的平衡，可能被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加持的CBDC所打破。
CBDC在一些独特场景下，例如为应对新冠疫情向特定人群发放补助、UBI（普遍的基本收入）、养老或民生等场景，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地快速将资金转移给特定人群并监控资金流转和使用以减少损耗。当然，这需要例如国家级数字身份识别计划的配合。这种财政转移可能会模糊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边界，因此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一些场景更有趣和更有争议性。例如，前段时间中国深圳地方政府联合PBoC的数字人民币红包测试计划，以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分发数字人民币红包、然后经过追踪领取、消费、流通、回收、统计和分析各环节，地方政府可以探索针对性的财政刺激方案，针对特定人群、地域、行业部门、时间段等，可以使财政手段更加多样化、精准化和精细化。可以预期，未来基于CBDC可编程性的应用，地方政府“操控”CBDC以执行精细化财政政策的能力将成为与“土地财技”同等重要的技能。深圳的这次尝试属于货币还是财政属性？有人说，因为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所以这属于财政政策。依此逻辑，如果未来央行独立发起类似操作，如何界定货币和财政真正的边界？此外，央行唯一地拥有、访问和使用此次测试产生的全部数据，地方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都没有权利。这提出新问题，未来央行是否要垄断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以致于可能形成拥有超级货币和财政能力的“央行”？或者这些数据可以在央行与财政、民生等体系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分享，谁拥有这些数据所有权，以什么制度和形式分享？这为政府治理提出了全新课题。
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家层面，CBDC对中国财政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一个特征是地大物博但地区差异极大，东西差距、南北差距、沿海内地差距、不同人群差距等。中国政府一个少为人知的核心竞争力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有效的财政转移能够熨平这些差异，这就是财富创造过后的“再分配”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再分配”是任何货币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创造过程是不公平、不均衡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包括比特币在内的任何原生数字货币都不可能成为真正货币体系的原因之一。欧元区的核心问题就是南欧穷国和中西欧富国贫富悬殊，富亲戚不愿意“接济”穷亲戚，这次在“瘟疫”的天灾面前终于第一次团结起来。但中国政府有无数办法，其中包括很多财政的“再分配”或非财政的手段，来解决类似问题。中国现有的财政转移系统，有大量的截留、挪用、贪污等损耗，但即使在这种被人广为诟病的低效下，中国仍然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财政转移体系以有效平衡巨大的国内地区差异。想象一下，当被区块链和智能合约赋能的DC/EP成为财政转移的主角之后，这些损耗可以得以显著降低，中国的财政效率可以提升多少？考虑中国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DC/EP带来的财政支付和转移体系效率的极大提升，未来中国的财政空间不可限量。
回到货币政策方面。新增货币的10%，10%和80%被分别用于生产性投资、消费和投机性投资。过度的新增货币被用于投机性投资，是现代货币体系的顽疾，也是造成债务积累的根本原因。因此控制货币的分配和去向，是有效的缓解金融危机的手段。“量化宽松”概念提出人、《日元王子》作者Richard Werner说，“货币的创造和分配是一种特权，能够迅速塑造一个经济体的格局”。PBoC和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日本）央行是个中好手，他们执行的所谓“窗口指导”（window guidance）就是典型的由央行直接引导商业银行将信贷引导往特定的行业部门，这也是所谓“产业政策”的一部分。Werner、Michael Kumhof（BoE研究部负责人）、Adair Turner（GFC期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新经济思想学会前主席）和Michael Hudson都不同程度称赞了PBoC的“窗口指导”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滕飞中的关键作用。但“窗口指导”本质上还只是事前引导和事后审查，商业银行有绝对的理由违规、作弊来将资金引导往投机性投资领域，但CBDC会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变量，让央行拥有事前和事中控制货币流向的权力。
西方央行是否也梦想获得这种权力呢？恐怕不是。首先，西方金融监管的哲学是“自由市场”，央行引导货币去向的做法绝对是“政治不正确”，虽然GFC之后西方央行也默默在某些部门领域实施“窗口指导”，例如BoE和ECB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工具。其次，西方银行业（包括央行）并不希望真正控制货币流向并抑制货币去往资产投机领域，因为他们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债务经济推高资产价格，他们并没有真正动机要解决金融危机。西方央行的核心使命大多以“通胀目标”而非充分就业，这种理念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过量宽操作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因此使每次金融危机都成为世界顶端富人的造富盛宴。金融危机本质是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病征是普通家庭、企业和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利息，作为债券持有人（包括银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端的1%甚至0.1%的人群，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新经济思想学会的《数万亿的Covid-19财政救助去了哪里？》讨论深刻揭露了富人阶层通过金融危机得以暴富的真相。
所以只有在东方的央行才可能让CBDC发挥货币的创造和分配的功能。结合近半年热议的MMT，实际上大部分对MMT的批判是针对MMT的误用和滥用，四位经济学家的联名文章《MMT的使用和滥用》还原了MMT的理论基础和政策目标——使用政府预算赤字来增加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部门的需求从而维持充分就业。但美国政府的MMT实践中，通过特朗普减税、冠状病毒金融救助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银行救助带来了巨大的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但并未向经济注入资金来为新的直接投资、就业、不断提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提供资金。相反，（美国）政府货币创造和量化宽松，不过是流入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政府赤字创造的货币，没有进入维持充分就业目标的实体经济和消费，而是进入了FIRE部门以推高资产价格。如果结合CBDC以允许政府赤字创造的货币去向生产性投资和消费，并抑制其流向投机性投资，央行（或更准确地说，政府）或许可以驯服“金融危机”。
可能有人会批判笔者对“中央控制”的迷恋，这真是错怪，其实谈不上迷恋什么。笔者既非央行官员又非专业学者，这种“中央控制”的权力不会落在笔者身上。笔者只不过从纯粹中立角度进行学术探讨。此外，古今中外，所有货币体系都是中央计划的产物，无论是北京中南海或成方街，还是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或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甚至包括比特币也不过是人为/中央计划了其货币供给增长的速度。对货币大流向的控制与市场经济也并不矛盾，但本文不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因此留给读者有趣的问题，CBDC可否成为“再分配的终极工具”，或者说MMT的（理想）终点？
2.6 用户支付习惯/偏好的变化（尤其是跨境支付）vs 支付系统的不足
2.6.1
用户支付习惯的变化
过去10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大跃进，促进了消费者对非现金支付、非接触支付、网络支付、远程支付、跨境支付等需求，以及对更快速、更便捷、更安全和更低成本支付服务的需要。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也或多或少加速了支付领域的这些趋势。
用户支付习惯和偏好的变化，在不同经济体存在差异。例如，中国用户相对不如欧美用户那般关注隐私，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弯道超车”，因此中国表现出更明显的现金使用降低的趋势，中国一线城市“无现金化”程度相当高，甚至乞丐都在使用支付宝乞讨而拒绝接受现金。但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因为对现金保护隐私的偏好，现金的使用不一定真的减少。也有欧洲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已经接近“无现金国家”，丹麦甚至已经立法允许商户可合法地拒收现金。
2.6.2
已有支付基础设施的改进
所有这些变化中的最核心的当属跨境支付。传统上，跨境支付主要通过代理银行机制进行，代理银行业务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跨境支付臭名昭著地缓慢（有时候需要10天完成）、昂贵（尤其是针对小额汇款，成本可能占汇款金额的10%，而WB一直期望小额跨境汇款成本低于7%）、不透明并且用户体验差，通常这里被诟病的理由是不同的支付体系的技术、不同国家支付系统的运营时段错位、法律和监管的差异等，但Libra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与市场结构有关，因为消费者没有很多选择”。
因此当Facebook以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切入全球稳定币，称“以尽可能近乎免费的方式进行（跨境）汇款”时，Libra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也督促全球央行界审视自己在支付方面工作的不足。
因此全球央行界首先是改善了当前基于账户的系统。多数央行，例如PBoC、BoE和瑞士央行都大力拓展了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允许新的非银行支付服务商访问央行结算账户以促进他们与银行的竞争。中国这方面的成就可能是最显著的，截至2018年底，央行发放了约270张第三方支付牌照，而且其中诞生了两家世界级的BigTech（蚂蚁集团和腾讯），他们都以支付为切入点构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闭环生态。其次，多数央行也在大力改进国内支付系统，以显著提高速度和降低成本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基于目前银行的双层账户的支付系统中，快速零售支付系统正在迅速普及。截至2019年底，45个司法管辖区拥有快速支付系统，预计很快会增加到60个。在这方面，PBoC无疑是全球央行的模范生，早在2013年就启动了第二代现代化支付系统，解决了快速和低成本的国内支付问题。欧元区在2018年底才上线目标即使支付结算（TIPS）系统，可惜它只是一个欧元区范围内低成本、实时结算的支付系统后端，欧洲人仍望眼欲穿等待一个泛欧统一支付前端。美国人的骄傲在龟速的国内支付服务面前荡然无存，美联储自己的快速支付系统——FedNow——要到2023或2024年才能上线，不得不说既得利益群体力量太强大。
跨境支付领域最大的黑天鹅当属SWIFT，它不仅又慢又贵，还已经成为美国玩弄“长臂管辖”的利器。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如朝鲜、伊朗、俄罗斯，自是在劫难逃，现在中国也天天被念叨成为“俎上肉”，连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欧洲盟友也不能幸免。
作为优等生的中国，未雨绸缪，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并且快马加鞭于2018年初升级到第二期，终于实现了全球全时区金融市场全覆盖。数字人民币料想也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一环，毕竟作为数字化的人民币，更容易穿透地理和司法/货币边界，在境外更易获得、更易于使用和更佳用户体验，因此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环境中的被采纳。CIPS加上未来面向境外的数字人民币，将如虎添翼。中国这位模范生，为地球村中所有希望摆脱美国基于SWIFT对他国美元经济进行监控并且实施长臂管辖的同学，带来了希望。
美国的欧洲盟友，英国、德国和法国都还是希望与美国死对头伊朗保持贸易关系，所以不得不与伊朗建立了独立的支付体系——欧洲-伊朗结算机制——来防备美国人一旦发疯连自己人都整。到现在，比利时、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和瑞士都等加入了这个体系，看起来欧洲盟友们确实与美国大哥不齐心。
2.6.3
CBDC对跨境支付的支持
国际央行界已经把跨境支付作为2020年的工作的优先事项。全球稳定币和CBDC都是增强跨境支付路线图的构建块。虽然许多CBDC项目和试点都集中于国内场景，但不乏多个双边实验已经展示了CBDC用于跨境支付的可行性，例如ECB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MAS、泰国央行和香港金管局等。
多个CBDC在跨境场景中的可互操作性，无论是跨境还是跨币种支付等，将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在技术层面，需要遵循共同的报文标准、共同的身份识别标准和重叠的运营时间。其次，可能需要共同的业务安排，例如为某些支付指定结算代理。BIS曾经测试通过XRP作为跨CBDC的结算工具，Libra的多货币稳定币LBR也可用于此用途。第三，需要连接集成不同的系统，因此需要在不同的CBDC间共享基础设施。例如，Libra假设未来多国央行可以共享Libra网络并且直接在上面发行本国CBDC，因此不同CBDC系统之间的连接就是自然的。第四，需要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协调法律和监管框架，避免避税、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等。第五，CBDC的跨境访问和流动可能对双边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带来影响，可以进一步阅读“强势货币 vs 弱势货币”小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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