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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不仅宗室担任实职受到种种限制，而且朝廷要求他们遵守法律。北宋初期，宋太宗对儿子说：国家典宪，我不敢私！
后来，宋仁宗也强调：虽然宗室，可废国法乎？
他在皇祐五年(1053)九月，下诏规定：
宗室犯奸私、不孝、赃罪，若法至除名勒停者，并不得叙用，仍不许归宫；所犯不至除名勒停者，并临时取旨。
而宋英宗则声称：“法禁当自贵始。”
就连颇负臭名的宋徽宗在政和六年(1116)九月，也下过这样的手诏：
宗室犯罪，不以亲疏，有无官爵，罪犯轻重，从来循例，与常人同法。
宗室犯罪“与常人同法”，宋代最高统治者的这类言辞不可尽信，显然具有欺骗性。
一、宗室的特权宗室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其主要表现有以两个方面。
一是审判程序特殊。宗室犯罪一般不是由司法机构或地方政府，而是由大宗正司或外宗正司审理。宋代宗室管理的机构有宗正寺和大宗正司。大宗正司虽然是在景佑二年(1036)七月才建立的，但其职权大于宗正寺。
据《宋史》卷164《职官志四》记载，大宗正司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负责处理宗室的违法行为：
受其词讼而纠正其愆违，有罪则先劾以闻；法例不能决者，同上殿取裁。
从“先劾以闻”、“上殿取裁”等语可以看出，大宗正司只有建议权而无决断权，决断权属于皇帝。
西京（治今河南洛阳）、南京（治今河南商丘)，外宗正司设置于崇宁元年(1102》十一月，简称西外、南外。
南宋初年，几经转徙，西外迁至福州，南外迁至泉州。从绍兴三年(1133)到乾道七年(1171)，南宋朝廷设立的绍兴府大宗正行司，其性质也属于外宗正司。
外宗正司作为大宗正司的分支机构，处理宗室的违法行为也是其职责之一，在南宋时期还要承担着拘管违法宗室的责任。当时，“宗室作过”常常“押送外（宗正）司拘管”。
二是往往从轻发落。如绍兴十七年二月，赵伯广“殴打百姓至死”，按照宋代的法律，“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
但是由于他是宗室，便法外开恩，仅仅被处以“除名勒停，送宗正拘管”。
又如绍兴二十九年六月，赵公彍“令百姓殴人至死”，也因为他是宗室，便“特贷命”，只是被“押送大宗正司，庭训讫，拘管”而已。由于重罪轻惩，宗室肆无忌惮，“椎牛酝酒，窝藏窃盗”，无所不为，甚至“群聚杀人”。
难怪士大夫要上疏如此请求朝廷：
聚众杀人，则当重置于罪，不可以皇族而贷也。
然而宗室犯罪“与常人同法”，宋代最高统治者的这类言辞又不能简单地视为纯粹在骗人。
宗室如果违法，同常人一样，要受到惩处，虽然轻重不同。
如宋太宗时，开封尹、许王赵元僖遭到御史中丞弹劾，他愤愤不平，向其父亲告御状：
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
宋太宗严厉地回答道：
此朝廷议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尹，可不奉法邪？
这并不是空话，结果赵元僖被“论罚如式”。在宋代的现实生活中，宗室因违法而受到惩处的事例俯拾即是。
有被贬职的，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荣王赵元俨的住所发生火灾，以致延烧殿庭，他的哥哥宋真宗将他降为端王。有被罚铜的，如皇祐四年(1052)，循州刺史赵世清“以病马私易官马，计赃绢十六匹”，他的叔祖宋仁宗亲自决定，“罚铜四十斤”。
有被罢官的，如庆历五年(1045)，温州团练使赵从谠“坐射杀亲事官”，被处以“削官爵，幽之别宅”，他“自到死”。
有被延期升迁的，如治平四年(1067)，知大宗正事赵宗旦因其妻沈氏身着当时法律所禁的“销金衣，入禁中”，不仅“坐罚金”，而且“展磨勘二年”。有被长期监禁的，如池州团练使赵宗说“治平中坐内乱除名”，“囚（开封）新城外”，达二十余年，直至其死。
有被从重发落的，如熙宁元年(1068)，贵州防御使赵宗悫“借钱物不还”，“法止赎铜”，宋神宗决定给予降职处分。有儿子犯罪、父亲受罚的，如元丰六年(1083)，知大宗正司、江夏郡王赵宗惠的儿子赵仲异犯法，他上疏宋神宗，自责“有失教训，乞罢宗正司，居家待罪”，结果被惩以“赎铜二十斤”。
二、宗室的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宗室有个不同于常人之处，即按照宗室法，他们的行动受到某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殊限制。
如果说“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宗室毋与胥吏通姻”，这类规定还不十分要紧，那么尚书右仆射蔡京在宋徽宗时所说：
宗室旧来在宫有出入之限，有不许外交之禁。
这两项限制就相当重要了。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先说出入之限。由于宗室有不得擅自外出的规定，宋神宗的堂兄弟赵宗晊、赵宗全在熙宁元年(1068)便因“擅出外宅”而受到惩处。熙宁二年以后，宗室疏属虽然可以在外居住，但仍有一定的限制。
宋神宗在熙宁十年六月下诏规定：
宗室非换官者，出入往还约束，并依在宫法，仍不得于街市下马。如出新城外，虽不经宿，亦禀大宗正司。
至于宗室近亲，限制更严。因此，蔡王赵似在崇宁三年(1104)二月，“私出宫门，步历廛市，与宗室相见饮食”，便遭到了士大夫的控告。
宋徽宗看在赵似是其弟弟，年纪又小，才决定“更不根治”，但将其左右人等“付有司推究’。可见，宗室特别是宗室近亲被局限于狭窄的小天地里。
不仅如此，即使在小天地也不允许他们成为自作威福的“小皇帝”。朝廷设置的宾客、翊善、王友一类的东宫官、王府官，其职责便是训导，对太子、亲王有一定的管教权。
按照规定，“皇子礼宾客如师傅”；王友会见亲王，亲王应当答拜。不少东宫官、王府官对太子、亲王要求相当严格。
如宋太宗之子、兖王赵元杰“尝作假山，所费甚广”，人们“皆褒叹其美”，而翊善姚坦却说：
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赵元杰“惊问其故”，姚坦的回答是：
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
岂止如此而已，赵元杰“每有过失”，姚坦“未尝不尽言规正”，以致赵元杰“不喜”，装病不奉朝请。
当宋太宗得知赵元杰的病因是姚坦约束较严而“不得自便”，顿时勃然大怒：
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
他还令将赵元杰‘杖之数十”。
又如宋孝宗在做普安郡王时，由于“好鞠戏”，以致“读书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其养父宋高宗“深以为忧”，因此“夜来睡不得”。
他选择“端厚静重”的著作佐郎陈俊卿兼任王府教授，以“辅导之”。陈俊卿“讲经辄寓规戒，正色特立。”结果，在陈俊卿等人的严格要求下，宋孝宗改掉了坏毛病，进步很快。
朱熹曾经赞叹：“孝宗小年极钝”，“后来却恁聪明”。
从中不难看出，东宫官、王府官对太子、亲王管教之严。
再说外交之禁。据李心传《系年要录》卷142记载，宋代有《宗室戚里不得出谒接见宾客条法》。
北宋初期的情况是：
诸王邸散居都城，过从有禁，非朝谒从祠不得会见。
宗室聚居之后，朝廷仍一再重申“不得出入接见宾客”。
如宋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四月下诏强调：
今后宗室南班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著为令。
由于自宋初以来就有这一禁忌，因此卢多逊在太平兴国七年(982)被视为“不忠”并罢相的罪名便是“交通秦王廷美”，而吕夷简在景祐二年(1035)一度被罢相的原因之一则是“私交荆王元俨”。
难怪宋仁宗在嘉祐年间向宰相韩琦询问宗室的情况时，韩琦的回答是：
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
宗室与统兵官交往，限制更为严格。
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
祖宗典故，管军不受宗室书。
宋太宗的五世孙、嗣王赵仲御之子在绍兴年间，就因触犯这一禁忌，受到颇为严厉的惩处。绍兴九年(1139)四月，他与岳飞在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相识，并促膝恳谈。
赵仲御之子“数言事，忤秦桧。”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岳飞被诬下狱之后，他为岳飞大鸣不平：
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
秦桧“大怒”，指使其爪牙上疏控告赵仲御之子：
顷岳飞进兵于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宗室，叙其悃愊，踪迹诡秘。（参知政事)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宗室通家往还。
结果，赵仲御之子以“身为近属，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的罪名，被解除判大宗正司事的职务，贬往衢州（治今浙江衢县）。
第二年三月，秦桧的党羽又上疏控告：
今居衡州，宾客日盈其门，议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使陛下不许交通之旨，徒为虚文。
因此被押赴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编管，直至死去。
赵仲御之子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其重要原因在于所谓“窥伺国事”、“有不轨心”。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宋代对宗室违法一般处理较轻，可是一旦涉及谋反，惩处相当严厉。
因而熙宁年间，王永年与其岳父、宗室赵叔皮关系恶化，冤怨不解，其杀手锏便是控告赵叔皮声称“已有天命”，并“谋作乱”。要不是开封府判官吴几复“按騐皆无状”，赵叔皮早已鸣呼哀哉。
两宋之交，宗室赵叔向在京西地区组织义兵，抵御金军。稍后，有人“告叔向谋为乱”，宋高宗立即命令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刘光世“捕诛之”。建炎二年(1128),宗室赵叔近被诬与叛兵通同作乱，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奉命带兵前往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先“断其右臂”，赵叔近呼号：“我宗室也！”
士兵们斥贵道：汝既从逆，何云宗室？话音未落，赵叔近已人头落地。大概与惩处十分严厉有关，有的宗室“不以近属自居”，“执臣节愈恭”，有的“深自沉晦”，“闻门却绝人事”，甚至“谬语阳狂”。他们不愿也不敢干预朝政。
总之，宋代的宗室既享有某些法律特权，又受到某些特殊限制。特别是宗室近亲，往往被局限在狭窄的小天地里，说他们被软禁或许言过其实，几乎与世隔绝则接近于事实。
他们担任实职尚且受到种种限制，通常更是难以凌驾于宰相之下，宋代不存在“宗室内朝”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唐代多次发生宗室之祸，关键在于太子、亲王大权在握，尤其是兵权在手，那么宋代的太子、亲王一般不掌握实权，特别是不管军，则是宋代大体无宗室之祸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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