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
北宋元丰元年(1078)，著名诗人、书画大师文同（四川盐亭人，字与可，号笑笑先生。）奉朝廷任命，担任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故而世人尊称文同为“文湖州”，称其开创的墨竹画派为“湖州画派”。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文同在赴任湖州途中，在陈州(今河南淮阳)病逝，享年63岁。
随后，接替文同出任湖州知州的官员正是文同的表弟——北宋大文豪苏轼。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三个月时间，就因为写诗嘲讽朝政、反对新法改革，被朝廷御史台派来的吏卒逮捕，强行押往京师受审。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乌台，即御史台。汉代，因御史台办公地周围广植柏树，终年乌鸦栖息，故称御史台为乌台）。
在被押解前往京城的路途上，苏轼日夜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他料定自己此去京城凶多吉少，不但头上乌纱难保，搞不好连小命都会丢掉。一旦身陷囹圄，饱受身心屈辱不说，还会连累众多的亲朋好友，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厉审讯啊？苏轼心急如焚，悔恨交加，甚至有了自杀轻生、一了百了的念头。据他后来在《杭州召还之郡状》的文章中回忆：“过扬子江，便欲自没江中”，终究因吏卒看守太紧，而未能实施。
然而，苏轼虽然悔恨自己言多必失、因诗获罪，却始终改不了他的文人天性，诗歌创作冲动。在解押途中，他又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短诗《吴江岸》：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
时值初秋，层林尽染，凉风习习。一大早，苏轼就被吏卒喝骂着催促上路。他们行走在吴江岸边，耳旁蝉声夹杂着鸟声，叽叽喳喳，无休无止，实在令人心烦意乱。此刻，往日欣赏秋色怡人的闲情逸致，早已不见踪影，油然而生的是“恨别鸟惊心”的凄凉。
这首《吴江岸》诗的诗眼关键在“销铄”二字，这个典故正是成语“铄金销骨”的缩写。形容诽谤的言论害人之烈，足以杀人于无形。苏轼明白自己是被那些维护新法的小人们污蔑、陷害了，他们的谗言就如同眼前耳边纷乱嘈杂的蝉声、鸟声，把恶毒的诬陷、诅咒化为无数利剑刺向自己。让自己的满腔热情顿时消磨殆尽，心灰意冷。分明就像汉代邹阳的《于狱中上书自明》所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西汉时期，临淄(今山东淄博)人邹阳因为正直敢言，遭人嫉恨，纷纷向梁孝王进谗言，诬陷他。于是，梁孝王震怒，将邹阳打入死牢，将杀之。邹阳在狱中上书《于狱中上书自明》，给梁孝王表明忠心，为自己辩护。梁孝王看完邹阳的书信，深受感动，就释放了邹阳，重新信任他，并委以重任。
苏轼明白自己眼前的处境就和西汉当年的邹阳一模一样。回首往事，他更加怀念表兄文同，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认真听取他的谆谆教诲，以至于现在惹祸上身。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斗争形势，文同常常告诫苏轼要谨言慎行，明哲保身。早在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从朝廷外调出任杭州通判的时候，文同就曾经写诗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然而，苏轼却并未在意文同的深谋远虑，苦口婆心，照样写诗作赋，张嘴即来。常常在诗文中流露出自己对新法实施的不满情绪。现在这些诗文白纸黑字，终于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们抓住了把柄，上纲上线，必欲杀之而后快。苏轼感觉自己真的是自投罗网，百口莫辩，悔之晚矣。
文同是苏轼的表兄，也是他敬佩、学习的老师。文同教授苏轼书画技能，更成为苏轼学习效法的道德楷模。苏轼称赞文同是“诗书画赋”四绝，佩服文同的诗文甚至到了“笔墨为之焚”的地步。苏轼的《吴江岸》诗让笔者想起了文同的《初入二里》诗：
树色交山色，蝉声杂水声。 客怀殊不倦，信马此间行。
对比这两首诗，苏轼学习模仿文同诗歌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二里”是流经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西郊一条小溪的名字。熙宁三年（1070），文同被朝廷任命为知太常礼院，集贤校理，入朝为官。这时，苏轼恰好也在京城任职，他们都居住在京城西冈。七年之前，苏轼在陕西凤翔工作时，二人就相识相知。现在故友重逢，更是亲密无间，如胶似漆，隔三差五就要聚在一起欢会交谈。清清二里溪边，他们常常信马漫游，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就在当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行“熙宁新政”。伴随王安石变法而来的是朝廷新党势力与旧党势力的激烈斗争，苏轼、苏辙兄弟因为反对新法，沦为旧党成员。文同虽然采取了“君子不党”的超然态度，仍然感受到了身边政治风暴的咄咄逼人。他决定离开汴梁这个政治斗争的是非中心，到地方州郡去工作。于是向朝廷请求到故乡蜀地任职。不久，朝廷批准文同的请求，任命他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仁寿）。
文同远在四川仁寿，仍然非常关心苏轼、苏辙兄弟的安危，他们常有书信往来，诗歌唱和。文同作《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寄给被贬官到陈州的苏辙，鼓励穷困潦倒的苏辙放开胸怀，不屈不挠。诗中写到：“子由在陈穷于丘，正若浅港横巨舟。”、“贫且贱焉真可耻，欲挞群邪无尺箠。”对那些欺负苏轼、苏辙的小人，他恨不得拿起鞭子（尺箠）加以痛打！“安得来亲绛帐旁，日与诸生共唯唯。”虽然苏辙的年龄比自己小得多（相差二十多岁），但自己也愿意去当他的学生。文同的鼓励无疑是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最佳抚慰，他们珍视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亲上加亲，最终结为了儿女亲家。
从文同这首与苏轼的唱和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同心存正义，同样敢于和势利小人作斗争。他只是不愿意把时间、精力浪费在争权夺利的权利游戏中，而是巧妙地应对激烈变革的政治形势，甘愿到基层工作，实实在在地去落实好朝廷的各项变法政策，任劳任怨地去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文同在地方干出了成绩，做到了执行新法改革而不伤民，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以及朝廷、上级的肯定。这也是他能继续被朝廷信任，并且任用他到经济重镇——湖州担任知州的原因。可惜天不假年，文同在赴任途中骤然病逝了。
文同的病逝让亲友们悲伤不已，紧随而来发生的“乌台诗案”却成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新党旧党激烈斗争交锋的标志性事件。文同因为病逝而躲过了这场“乌台诗案”的劫难，这又未尝不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苏轼接替文同出任湖州知州，上任之时，按照惯例，他上书朝廷报告到任、谢恩。在这份谢恩表书中，苏轼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我就不奉陪新党那些得势小人了，姑且到地方来管管牧养小民的杂事。正是这句话惹怒了新党，他们于是紧抓不放，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问句，曲意歪解，污蔑苏轼不学无术、藐视朝廷、妖言惑众和毁誉圣上。御史台弹劾苏轼的奏章一封接一封，不断送到神宗面前。神宗皇帝震怒，批示御史台，立刻赶赴湖州抓捕苏轼归案。
苏轼如同一只小鸡被抓入御史台牢房，才审讯没多久，苏轼就经受不住狱卒的轮番凌辱，完全承认了所有弹劾自己的罪名。然而，神宗皇帝却并不满意苏轼的招供。他认为苏轼定然还有隐瞒，下令必须要彻底查出所有涉案的人员。苏轼又被御史台通宵达旦地进行审问、侮辱，他不得不交代、指认和自己一起讽刺反对新法有关的亲朋好友、师长门徒，牵连出的人员越来越多。最终，王巩、王诜、苏辙、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二十九人被追究、处罚；文同、欧阳修、张先等五十多人，被认定为情节轻微，不予追究。直到“乌台诗案”达到了神宗皇帝乘机敲打旧党势力的满意效果，才被准予结案。“乌台诗案”是著名的文字狱，影响非常恶劣，也成为了后来历代讨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在御史台监狱被囚禁一百三十天之后，终于获释，并在两个月后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我们再回头来看苏轼的那首《吴江岸》诗，实际上，苏轼在被捕之初，就把自己和西汉名人邹阳进行了类比。他虽然惊恐万状，害怕被朝廷依律处死。但同时也心存侥幸，相信自己的文才，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像邹阳一样，用自己的忠诚，用自己的词章，来感动皇帝，来取得皇帝的信任，从而起死回生，重新做人。好在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华，并没有不择手段，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只是给了苏轼一个贬官黄州，以示警戒的处罚。
当然，从苏轼后来的官场经历、政治表现来考量，“乌台诗案”让苏轼华丽转身，脱胎换骨，成为了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但他似乎并未从“乌台诗案”中吸取多少教训，仍然改不掉自己喜好批评、妄议朝政人物的老毛病，往往得意而忘形，在新党旧党两边阵营多有得罪，都不讨好。苏东坡最终还被贬谪到了荒凉的天涯海角。冥冥之中，造化弄人，“乌台诗案”仿佛故意拿苏东坡开了个玩笑，成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一幕无中生有的闹剧。
【作者简介】 刘永，四川绵阳人，现为公务员，爱好文史写作，有《文同评传》等书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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