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八五钢厂01炼钢车间 摄/吴昌富
总装企业胜利机械厂今貌 摄/饶颐
本文作者在他的画作前
编者按：小三线建设是1960-1980年代具有国防备战背景的经济建设战略，其中位于皖南浙西的上海小三线是全国范围所有省区市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上海大学教授徐有威、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及其团队十余年来致力于三线专题研究，目前其搜集整理的素材已陆续出版“小三线建设研究丛书”六册，第七辑《上海小三线建设者回忆录》也即将出版。本版刊发三篇文章，这是亲历者在上海小三线结束三十多年后撰写的回忆文章，追忆他们人生中难忘的一幕。
在攻坚克难中成长
原八五钢厂 叶耀庭
我是一名六八届的大学生，1970年6月接到上海冶金局的分配通知，同年9月来到安徽贵池梅街的小三线企业——八五钢厂的06车间报到，正式就业，走上工作岗位。
刚到达梅街，由于落实“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职工的生活设施并不齐全，住的是临时工棚集体宿舍。好在我有过一年半军垦农场的锻炼经历，并不感到十分艰苦，但是面临“开门见山”的环境，想到一辈子可能要在这里度过，难免惆怅……
06车间位于大冲生活区边的小山里，每天上班只需步行五六分钟，当时试验室大楼土建工程还未竣工，我的先期工作是随运输车去码头装运检测设备。随着建筑公司的工人们辛勤地工作，各车间厂房土建工程逐步竣工，冶炼、锻造、轧钢、钢管、机动部等生产部门陆续投产，06车间的工作也逐步繁忙起来。当初筹建06车间的领导班子由金兴龙、陆中伟、何文灿等同志组成，不久金兴龙同志调到厂部工作，由张宗敢同志接任并主持工作。
06车间的主要职能类似上钢五厂的中心试验室，负责全厂钢材和原材料验收的理化检验，下设试样加工组、热处理组、力学组、金相组、化学组、仪表组、仓库组。那个年代，对产品化学成分的检验是没有直读光谱仪这种先进设备的，主要是依靠化学分析，需要使用各种化学试剂，通过各种反应计算出各元素的含量；各车间为执行工艺所需的控温仪表、热电偶都要送到06车间仪表组校验和维修，因此06车间的仓库就要负责全厂化学试剂、热工仪表、热电偶、记录纸等物资的采购和管理。
06车间的技术骨干主要来自上海钢铁研究所和上钢五厂中心试验室，例如化学组有何文灿、侯俊杰，金相组有樊志礼、徐惠丞，热处理组有周忠辉、莫宝钧，力学组有张关云、李子良，仪表组有王根发，仓库组有陆中伟。在众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带领下，我对钢铁材料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和机械性能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业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难以忘怀的是参加了两项攻坚克难的工作，让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一项是钢管质量攻关。
1972年八五钢厂按市领导指示，开始试制特殊用途的钢管毛坯。在样品的低倍检验中，发现“异金属夹杂”，断口检验中发现不同于纤维状的“细灰线”“小棱面”特征，厂部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组织质量攻关。
我荣幸地由热处理组调到金相组配合攻关，1975年八五钢厂开始批量生产钢管锻坯，通过对几十炉、上百根管身的低倍检验和解剖试验，厂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过这次上级领导特别重视，邀请了五二研究所的专家指导，我有机会在专家的带领下，带着有缺陷的试样，人生第一次乘上波音707飞机，由上海飞到北京，再前往包头五二研究所，经过扫描电镜的分析，搞清了断口异常的“细灰线”“小棱面”特征产生的原因——材料中夹杂物沿晶界析出。后经过控制炼钢的终脱氧插铝量，以及锻后正火加二次过冷的工艺措施，使质量有了大幅提高。
还有一项是无缝钢管的超声波探伤。
八五钢厂另一个攻关产品是特制钢筒件。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必须逐根进行超声波探伤检验。为此，06车间抽调人员专门成立了探伤组，主要成员有侯俊杰、瞿锡芳等同志。钢筒件超声波探伤检测线安装在洪天坊的一个厂房里，探伤组的同志每天上下班要从大冲步行到洪天坊，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
侯俊杰原是从事化学分析工作的，平时爱好无线电，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探伤组全体同志很快学习了超声波探伤的原理，逐步掌握了仪器的参数调试。为了保证钢筒件与旋转探头的同心度，探伤组用水管攻丝钳做了定位装置，安装在探伤机的进出口两端，保证了钢管在输入、输出的辊子上运动的稳定性，防止了检验误判，有效地提高了产品质量。
自1970年9月进入安徽小三线八五钢厂，至1988年3月钢厂完成交接，回到上钢五厂工作，我整整在山区工作了十八年，为小三线建设贡献了青春。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在攻坚克难的工作中成长了。我努力过了、奋斗过了，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祖国!
（本文作者：196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冶金系，1970年6月至1981年在八五钢厂06车间从事检验工作，1981年至1988年任上海八五钢厂06车间主任。）
“海螺”商标带给我们的回忆
原胜利水泥厂 戚德平
胜利水泥厂(简称胜利厂)生产水泥的主要原材料为石灰石，矿山就在水泥厂西南边，有大小两座主矿山，西部的叫小海螺山，西南部的叫大海螺山。矿山储量都很丰富，根据勘探测量和胜利厂生产规模，矿山可连续开采五十年以上。
胜利水泥厂水泥所使用商标因海螺山而得名为“海螺”商标，1985年根据上海、安徽两地协议，胜利厂移交安徽接收，而水泥商标沿用至今也没换过。
刚进水泥厂时，由于矿山开采工艺落后，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人工开采方式，开采矿石简单说就是“五个一”：一双草鞋、一根撬棒、一根麻绳、一把风镐、一包炸药。整个开采过程和工作环境都相当艰苦，操作时，人吊着绳子在悬崖上清理开采面(塘口)浮石，然后在悬崖上吊着麻绳用风镐钻孔，钻孔到一定深度后(一般在3米左右)，通过安装矿山炸药，将石灰石炸下，最后通过挖机将石头装载到矿车上，由矿车运输到轧石机轧碎，然后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原料仓库，这样矿山石料开采工作基本完成。
1975年11月，因胜利水泥厂扩建项目需要，上海建工局无去向培训人员及其他一些单位的无去向培训人员一起约650人被分配到胜利水泥厂，而我被分配到矿山车间(一车间)工作，当时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叫杨守玉，厂部分配时，有意将一些调皮捣蛋的青年安排到矿山车间。而为了管理，也将少数优秀的青年分到矿山车间，约20人搭配组合，我因为是团员，按老书记的说法，算是优秀青年。
最难忘记的就是第一天上班，我的师傅是陈长贵(当地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也跟着直接爬上了山。而大多数上海人因胆小，是用四肢撑地一点一点地爬上山的，个别人走到山下不敢上去，直接哭着往回跑，所以大多数上海人很快就下山担任其他工作。而我通过一年的学习，自己能独立操作，并担任炮工和爆破工，两年后，真正在矿山坚守的上海人也就没几个了。
由于矿山开采工作是在露天，刮大风或下大雨都不能上山，每年夏季和冬季对开采作业也会造成较大影响。所以，当夏天高温季节，由于矿山开采面(塘口)，空气不流通，在太阳直晒下，工作温度往往达到40°C，人很容易中暑。我们往往采用凌晨四五点钟上班，到中午十二点之前下班的弹性工作制，避开高温时段。
由于工作环境差，又具有危险性，到1977年整个矿山炮工只有少数几个上海人还在坚守。这年6月，炮工钱英瑞(上海人)因在点炮过程中失误，从几十米的半山腰摔了下来，人已失去知觉。当时在地面工作的我和几个当地职工一起，在山上炸药已经点燃的危急时刻，没有退缩，冲上去把小钱背下了山，刚跑出危险区不远，后面的炸药就炸响了。还好，飞石虽在身边飞溅，但却没有伤及我们，由于施救及时，小钱被送到医务室救治，并没有生命危险。
1978年底，因我工作表现出色，在上海市举行了首次“上海市先进生产(工作)者”评选中，我被光荣评为“上海市先进生产(工作)者”，1979年，又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和首届“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工作都是凭觉悟，实际工作好坏和收入并不挂钩，“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造成部分人员劳动热情不高，“吃大锅饭”现象普遍。
在每年的5—6月，由于安徽当地处于雨季，一个月有时没几天好天，为此造成石料告急，这时管生产的副厂长最头疼，往往带着香烟、食品等上山，到各个岗位发放，以此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确保矿石供应，防止水泥生产受影响。
约在1978年，受“抓革命、促生产”的影响，在车间党支部书记任光淼的策划下，提出在矿山开采班组搞“计件制”，即每月按各班组生产的矿石量，除保本工资外，其他按吨位计算工资，上不封顶。经厂部同意试行后，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较大提高，当月产量就打破建厂以来的最大单月开采量。当月大家拿到的工资是平时(33元)的二至三倍(100元左右)，大家积极性更高了，许多在后勤食堂工作的人员也积极报名，主动要求到矿山工作。以后几个月，产量月月攀升造成石料仓库爆满，一举解决了原料不足的问题。
在“计件制”工作几年中，大家积极性高，收入也得以提高，同时确保了全厂水泥生产的原料供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计件制”是我厂打破“大锅饭”，具有开创意义的改革创新之举。
（本文作者：1972年12月后在上海市建二公司水电安装队工作，1975年11月后在胜利水泥厂从事爆破工作，1985年后任上海胜利水泥厂纪委干部。）
挂念二十年的油画作品
原燎原模具厂 杨志松
大概在1983年，上海轻工业局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到后方我所在的燎原模具厂进行企业验收。说来也很奇怪，上海后方小三线准备撤销的消息已经在厂里传得“满天飞”了。不少“劳务输出”的朋友，已经打起背包准备出山，到上海去做“临时工”了。但是，厂部还是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隆重迎接来验收的贵宾。
我接到的任务是布置厂办公大楼的四楼会议室。这间会议室是厂级领导向上海代表团汇报工作、表示决心、畅谈未来的重要场所。这间会议室在办公大楼的顶层，场地面积不大，大概是六七米宽、十来米长的长方形房间，宽的两头是整堵的墙，长的两面是门和窗，一面靠走廊，一面靠厂区山路。
我不想把这个会场搞成一个旗帜加标语加横幅的地方，我向那时的厂党委副书记周福元提议，主席台的墙面上挂一幅宽银幕式的大幅油画，两边窗柱上挂小幅的油画和国画，他很爽快地就同意了。但他要我把准备画的稿子先拿给他看看，特别是主席台墙面那一幅画稿。
我明白他的意思，抓政治工作的领导，关键要把握好主席台上的那幅画，他要亲自审一审，看看我到底准备画点些什么。
我找了手头上仅有的资料，我不打算画《江山如此多娇》之类气势磅礴的巨作，因为那类作品全国人民都看熟了。从北京的大会堂到地方上的迎宾馆，从影剧院到飞机场，甚至码头车站的候客厅里，到处可见。我本想画些小桥流水人家之类的，但是时间紧，手头上又没有现成的资料。我七翻八翻，终于在一本画报里看到画家黄永玉先生的一幅水彩画，画中几只白鹭掠水面而飞，背后是一片沼泽地，画面不大，像是一幅小品，但很有动感。
有了!
我想到我们迟早就要离开这山沟沟，我们就要像这几只“鸟儿”，将飞出芦苇荡啦!
就画这一幅。
我画了一张草图，把画面拉长变成一比四的宽画面，把沼泽地改成芦苇荡。整个画面是暗调子，在芦苇荡水天交界的远方，天空露出一抹亮色。
我把印刷品和草图一起送到周副书记面前，我告诉他，我准备把水彩画改成油画。
他当场拍板说:“蛮好。”
其实，我当时心里有点虚，怕领导会把这个方案“枪毙”掉。因为这张画，一点不带政治色彩。当领导的日理万机，千头万绪，总是要有点政治色彩的，尤其是会场布置，怎么可以搞得像开画展一样呢?
我想要是他问我这幅画表达些什么意思。我也不好直截了当拿心里话对他讲:“我们就要像小鸟一样飞回上海去了!”
多亏周副书记当时一句也没多问。
其实，我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要是问我这幅画摆在主席台上是什么寓意，我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们看惯了山，现在让职工们看看水，像那几只鸟儿一样，拍拍翅膀开开心。
想不到领导一句也没多问，也没为难我半点。周副书记马上通知“西瓜先生”杨荛棠负责国画部分的绘制，通知木工间师傅，第二天就动手制作油画布木架和裱油画的镜框。
我这一米宽四米长的油画因为太大，只好在木工间里绘制。木工间的小师傅大师傅们，不但忙着做中西式的油画、国画镜框，还帮我一起绷油画布。绷油画布就是把浸过水的油画布用鞋钉固定在木架上。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几个人边拉边钉，要使画布在木架上绷得像个鼓面一样挺括，能够敲出“咚咚咚”的响声，大家用足了吃奶的力气。最后，为了表示我对木工间几位师傅的谢意，在这幅油画完成之后，我在画布的背面，写上了木工师傅、油漆工师傅的大名以及年月日，以作纪念。我想，我们终究会离开这里，这幅油画，日后不知还能否再见到它。
二十多年后的2006年4月，我出山后第一次进山去拍视频。这次旧地重游，最想见一见的就是这幅油画。我听厂里的同事说，二十几年前“大撤退”时，办公大楼一片狼藉，可以拿得走的和想拿走的都拿走了，拿不走的，就算再值钱的也全部放弃不要了。办公楼里满地都是杂物，挂在墙柱和走廊里的小幅油画和国画都被“顺手牵羊”了。唯有这幅我心目中取名叫《飞》的油画还挂在老地方。大概一是因为画面太大，搬运起来太费劲了；二是因为油画镜框全被牢牢固定在了墙上，拆下来也要有点水平的。
我一定要进山去看看它，在它前面拍张照片。因为当年画好之后，我没来得及拍照留念，就和“西瓜先生”被借调到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去为他们画画了。
我想，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准备用刀片把画布割下来，“偷偷”带回家。
没想到，等我站在这幅油画面前，真是百感交集，这幅油画竟已满目疮痍。
那年，四楼这间会议室，灰土满地。两边的门窗玻璃大部分都破碎了，只剩下了一排窗框。屋顶天花板上不少地方还有漏水的痕迹，加之四面通风，画面上的油画颜料早就开始风化剥落了。
二十几年来，一个好端端的“小妹妹”已经变成了饱经风霜的“老婆婆”啦。
回过头去想想，人生也真有趣，1971年3月，我进燎原模具厂上班才没几天，就在一车间画了《毛主席招手》《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几幅油画。那时候条件有限，因此一张照片也没有。
1983年离开燎原模具厂之前，又有机会画了这幅油画《飞》，虽然也没拍照，但真正做到了有始有终，有头有尾，有来有去。
那天，我站在这幅油画前，请陪着我的同事，也就是当年做油画镜框的，现在还留在山里的油漆工汪金师傅，为我在这张油画前面按下了快门。
我没把这张油画“偷”回家。
还是让它留在山里吧。有位作家曾经说过:只有留在记忆里，才是最美好的。老朋友再见!
鸟儿已经飞过，唯有记忆永存。
(本文作者：1969届上海美校毕业，1971年进山，在绩溪燎原模具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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