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公牍称“刀笔”，指书写工具。《后汉书》中云：“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 因“吏皆以刀笔自随也”，故“刀笔”逐渐指代官府中专门写案牍公文的吏员，便有“刀笔吏”之称。讼师继承了刀笔吏文笔犀利、用笔如刀的苛察老辣之传统，“或据律引例，深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亦足于杀人”，其笔锋如刃，世人以“刀笔”名之，故而后世的“刀笔”便专指讼词。
讼师因其深谙法律，熟悉行政司法流程，擅长当庭辩论，法律水准较高，故而成为古时替人撰写讼词、指点诉讼、陈词的专门职业人员。特别是讼师中多有“狡智”，其所作讼词堪称妙文。他们在撰写讼词时非常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谋篇布局时注重案件整体，遣词造句时着眼于人情世故。“别出心裁，句斟字酌，以锐利之笔锋，一语入罪，或一字定论，或半字翻案，或一笔反复，是则神而明之，相机行事，不可形之于楮墨间矣。总言之，心机灵动者，随意可入人罪地，随意可脱己罪案。只在一二字间，初视之轻描淡削，无足为奇，细思之而有不足为外人道也。”其秘诀谓之“灵机四要”，此中所凝聚的法律智慧着实值得今人特别是司法者借鉴。
“一语灵机”
一语灵机的关键在“握笔时将全案关键，默识于心。炼为数语，再炼为一语，然后更推敲，数次以定之。则字字从凝练而生，欲生之，欲死之，端在我之笔矣，诚足以横扫千军。”
清代乾嘉年间，曾六如的“仿聊斋”文言短篇小说集《小豆棚》记载，湖州一个叫“疙瘩老娘”的女讼师，深谙官场文化、洞悉官员心理，且文笔犀利，是位远近闻名的刀笔吏。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凭她一纸数笔，就可力挽狂澜而结案。湖州有一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后想改嫁，而公公却以“讲贞洁”为由阻之，强迫其守寡。无奈，儿媳向“疙瘩老娘”求助后，为其写了一张十六字的讼词：“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此讼词的潜台词是：家里两至亲均为单身，依当时法律，公公与儿媳私通是死罪，而弟弟娶寡嫂也为死罪。在古时以德治国的理念下，一旦出现这种乱伦案件，不仅影响官员的政绩，而且官位难保。于是，这张讼词呈上后判官立即命令允许儿媳改嫁。此案中“疙瘩老娘”的胜诉秘诀就在于她洞悉官场政治文化“潜规则”以及判官的心理，善于从关系判官前途命运的高度去谋划讼词。同时，她只提供了一个“可能引发乱伦”的事实，但又无虚伪说教、无空洞口号，随意发挥。寥寥数语，简明扼要，潜移默化中给判官以警示，极大地满足了官老爷的虚荣心。
还有一次，江北地方连年欠收，米贩纷纷到江南收购粮食。江南人怕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结果形成诉讼。“疙瘩老娘”给米贩写了一份二十个字的讼词呈上，次日知县便下令不得禁止粮食出境。此讼之所以如此之快胜诉，就在于“疙瘩老娘”写的这份令人拍案叫绝的讼词：“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 此讼词不仅在于是骈文，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说理透彻，还在于讼师给判官设置了一个高水平的“圈套”：如果判官判令“禁止大米出境”，那么判官就会犯下“国家统一的当下，还不如过去分裂时代那样善待老百姓”这样的罪名，在“文字狱”横行的古代，没有哪个判官有胆量敢去承担如此罪名。
“一字灵机”
“同一字也，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或毒如信石，或猛入豺虎，其要诀在深思静念，玩索得之。而不可以语授，或随口得之，或随念得之。”
据《清稗类钞·狱讼类》载:王振齐与李子仙两人素来交好。一日，两人拿刀摩挲玩赏。李因用力过猛，加上技艺不精，不慎砍到王之颈而死。王家人以李用刀杀人控于官府，李谋于讼师，讼师把状词中的“用”改为“甩”，官府遂判决李免死。盖用刀为有心故杀，甩刀为无心之杀。甩者，手不经意而得，以致伤人也。其情形类似于现代的过失伤人致死。古代诉状通过更改一字，可使人免却麻烦、脱去死罪，亦可使案情本末倒置，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这个“甩”字如画龙点睛之笔，极尽汉语字词之精妙，人的生生死死系于“心机灵动”之间。
“一笔灵机”
“状词中偶有加一笔而生，减一笔而死者，是决诚不可以言传矣。机警者每于无意中得之，如画龙点睛然。”
《刀笔余话》载:苏州阳澄湖口浮起一尸体，地方保甲于是向官府报验，呈报单上写有“阳澄湖口发现浮尸”之语。住在湖口岸边的人家看到这样报单后非常不满，原因是他们怕官府追究下来会怀疑是他们所杀而多加调查，来来回回，多费周折。有一工于刀笔讼师在呈文内“口”字之中加一竖，则成“阳澄湖中发现浮尸”矣。湖中尸首，因不涉及湖口岸人家，众人大加赞赏。
《词讼余话》记：某人状告强盗的讼词中有一句写强盗“从大门而入”。后该强盗求一讼师笔下超生。讼师遂将“大门而入”改为“犬门而入”。最终，“邑令以宵小论，薄责了案”。
“一转灵机”
讼词原字不动，只是语序不同，含义却大相径庭。
《刀笔余话》记：有人被马足践伤者，控其主人，用“马驰伤人”四字，屡控不准。遂求教于某讼师，某曰：“马驰伤人者，罪在马不在人。君则可控马而不能控人。以我之见，只需倒置‘马驰’二字，改为‘驰马伤人’，则语意与前绝不相同，以罪在人而不在马，必能准也。”其人从之，果责被告“太不小心，应赔偿医药费结案。”
“马驰伤人”与“驰马伤人”虽然仅仅是语序的调整，但两者却大有讲究。马驰伤人，施事者是马，马对人的伤害，其罪在畜；而驰马伤人，施事者是驰马之人，是人对人的伤害，其罪在人。马驰伤人，马主虽然也有监管之责，但即或有罪，不能与驰马伤人相提并论。马驰伤人中的伤人，马主事前无法预料，因而是无意的；而驰马伤人中的伤人，主人事前是可以预料后果也应该预料的，因而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是放任了危险的发生。讼师将“马驰伤人”改为“驰马伤人”，其目的就是要将诉讼的对象对准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官府受理并获得赔偿。
某地乡绅的女儿将次出阁，不料被本地某恶棍强暴，且勒索金镯而逃走。女儿羞愧欲自尽，乡绅亦愤懑异样，抓获恶棍后送至官署，欲置之死境。但又不便明言逼奸情形，在筹写讼词时有“揭被勒镯”四字，可又担忧不能致恶棍于死境，不能决定，于是向一个李姓讼师讨教。讼师一笑，将“揭被勒镯”四字颠倒挨次，改为“勒镯揭被”，解释说：“揭被勒镯，目的在镯子，揭被不外是手眼而已，只触犯一项罪名；勒镯揭被，则是先劫取镯子，后实施强暴，共触犯两项罪名，必死无疑。”乡绅拜服，并按讼师的方案将状词递上官府，果真将恶棍处死。从语言结构来看，“揭被勒镯”很容易让人看成是偏正结构词组，“揭被”是用来修饰中心语“勒镯”的状语，表动作的状态、方式等含义，这显然与事主不忍明言逼奸情形，将奸污说成揭被有关。而“勒镯揭被”则是联合结构词组，让人一看便知道是说了两件事。从文中描述的案情看，“勒镯揭被”一语符合案件实情。这位讼师真可谓不着点墨，生杀一人，良可畏也。
讼师因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儒家思想的德礼之治，因此，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地带着儒家的烙印，我们自当采用扬弃的态度去辩证的分析和看待。可就在“状纸”这个方寸之地，一些古代讼师的法律智慧不容小觑。经过他们深思熟虑的那些讼词，不但使我们对讼师群体书写状文的技巧有了全面的了解，而且，从中展现了古代讼师在法文学、道德和法律普及教育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对古代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灵机四要”中所反映的讼师们历练世事的法律智慧闪光点，对于当今法律人在制作裁判文书方面上的谋篇布局、叙事说理、据律引规、遣词造句亦不乏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