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及明清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在广西及东南沿海的地方史志中，我们不难看到有关狼兵的记载。狼兵到底是怎样的一支武装？其与明代中国沿海的抗倭战争存在什么关系？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狼兵是明代特定的少数民族武装
狼兵，意寓虎狼之兵，是明代沿海一带民间对广西东兰、那地、南丹等土司武装的赞誉。明正德年间，广西东兰土司韦正宝、韦虎臣父子先后奉命率壮族子弟兵出征广东惠州、潮州、雷州、海南等地抗击倭寇。土司韦正宝战死，其子韦虎臣带孝率部连克倭巢，将日本海盗围歼于惠州、雷州，聚歼于海南，一扫官军屡败不振的颓势，捷报传来，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将如虎，兵如狼，敌寇尽丧胆，保国卫家乡。”狼兵的称谓自此而来。到了明嘉靖年间，广西田州、归顺等州土司兵相继加入抗倭大军，狼兵的阵容扩大了。同时，湖南的永顺、保靖，广东的东莞，四川的酉阳、石柱等土兵也被调至东南沿海抗倭，朝廷便将这些少数民族武装统称为“狼土兵”。有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可以为证：“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柱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以上记载，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狼兵是专指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土司武装，其中又以东兰为代表；二是狼兵主要被用于沿海一带的抗倭战事。因此，可以认定：狼兵是明代抗倭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是沿海一带抗倭的重要力量。现在的一些文章或著作中出现“俍兵”一词，词义发生了异变，应是对这段历史的误读。
狼兵在抗倭战争中的地位
之所以说广西狼兵是明代抗倭的重要力量，缘于它是抗倭的生力军，处于千里勤王的地位，被朝廷频繁、大量地征调投入沿海抗倭战事，“有司”甚至以征调狼兵应付“边事”为“长策”。有人会问，朝廷用狼兵抗倭，那官军又往哪里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倭患的历史。
倭寇是由日本失势贵族、浪人及不法商人组成的海上武装劫掠集团，又称为日本海盗集团。倭患历洪武、成祖、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代，前后长达300多年，期间，尤以正德、嘉靖年间最为炽烈，倭患遍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最后发展到倭寇与沿海汪直等海盗、奸商、地方官吏相勾结，共同分赃，逐渐坐大的复杂局面。倭寇对中国沿海的屠戮，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仅有关浙江的记载便令人发指：正统四年（1439）倭寇侵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和象山的昌国卫，“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剖孕妇之腹，卜视男女，所至积骸如陵” ［1］。倭寇不仅杀人越货，还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所掳妇女，“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2］。嘉靖二十五年（1546），倭寇犯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至数百千区”［3］。倭患如此严重，朝廷方面又有什么作为呢？历史上，明王朝是典型的被宦官、阉党和奸臣把持的王朝，政治腐败，海备废弛，卫所虚设。“时滨海多被倭患，而将士无纪律，贼至辄奔”［4］。嘉靖年间，奸臣严嵩用权，“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5］。有这样的朝廷重臣，有这样的军队，倭寇犹入无人之境。史载：“时贼势蔓，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6］。六七十个倭寇，横行数千里，经过多个州府，杀伤近四千军民，仿佛天方夜谭，但这是铁的历史事实。
鉴于官军屡败，沿海生灵涂炭，朝中的有识之士，如正德时的王守仁，深知广西狼兵的战斗力，主张调用广西狼兵来对付沿海的倭寇。继王守仁之后，嘉靖时期的张经再次提出动用广西狼兵，协助官军围剿江浙一带倭寇的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正式征调广西狼兵开赴沿海一带抗倭。
广西狼兵在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可以从参战的时间、战场、投入的兵力等方面进行考察。从时间上看，据东兰土州同韦兆庶清乾隆九年的奏章记载，广西东兰、南丹、那地的狼兵到沿海抗倭始自明正德四年。以后征调频繁，直至明隆庆三年，前后继62年之久。东兰州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四代土司都曾奉命率狼兵到沿海一带抗倭。韦正宝战死于惠州，韦虎臣从海南班师回程途中，被奸臣冒功赐“御酒”毒死于广东。从战场上看，广西狼兵抗倭所到过的战场，史载明确的有：惠州、潮州、雷州、海南岛、金山卫、嘉兴、盛敦、王江泾、石塘湾、陆泾坝、南海卫等地。为了进一步考证广西狼兵抗倭的史实，笔者曾于2010年5月随有关人员遍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各省沿海30多个市县，查阅有关档案、地方志和地情书，参观了镇海海防纪念馆，所到之处，仍可找到当年广西狼兵参加抗倭的记载。从投入的兵力上看，正德四年，奉命出征广东惠、潮，以韦正宝为代表的广西狼兵（含南丹、那地）约为3000人；正德八年至十一年（其间，先随王守仁出征江西、福建等地镇压地方叛乱），奉命出征广东雷州、海南岛，以韦虎臣为代表的广西狼兵（含南丹、那地）达5000多人；嘉靖三十四年，以田州瓦氏夫人为代表的广西狼兵，组成了6850人、战马450匹的抗倭大军，投入张经组织和指挥的嘉兴会战，其中东兰和那地的狼兵为1340人。
狼兵频繁的出征、不畏艰难地转战千里和兵员的极尽投入，足以证明，广西狼兵是沿海一带抗倭的重要力量。这个地位不容置疑。
狼兵在抗倭战争中的作用
剽悍、凶猛、敢于厮杀，是广西狼兵区别于官军的显著特点，史书称其为“骁勇善战”。每当狼兵加入战斗，倭寇即闻风丧胆。狼兵的特别能战斗，源于传统的尚武精神和为求生存而不断厮杀的磨练。
狼兵是壮族土司武装，没有军饷，实行的是军民一体，有战则兵，无战则农的“兵谱甲跟”制度。土司按兵丁员额配发土地，用土地来养兵。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保住既得的土地，就得世代拼命，尚武之风因而盛行。每年秋后，土司都要举行一次会猎，即全州军事比武训练，内容有拳脚、刀枪剑戟、举重、骑马射箭、排兵布阵等。优胜者除荣誉称号外，还有白银或武器、农具、布匹等实物奖励。土司本身也没有朝廷俸禄，全靠封地出产供其享用。朝廷用“号纸”（委任状）来控制土司。每有战事，以令牌传檄征调听用。土司之间，因利益关系，也经常发生摩擦，动辄击鼓吹号。战事频仍，造就了土司武装特殊的战斗力。尽管广西狼兵带有浓厚的桂西北的野性，但同时又具有中华民族爱国御侮的血性，促使他们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抱定必死的决心，同仇敌忾。
正德四年冬，东兰土司韦正宝奉调出征广东惠州抗倭。“身先士卒，勇于就义，劲气忠肝，秋霜烈日争严，矢石亲冒，直抵九连山巢，一鼓而擒之，阵伤，庚午（正德五年）春三月二十三日薨于惠州行营。”这是奉训大夫平北伯东兰土知州韦正宝墓志铭对这次战斗的真实记载。而此战的惨烈，可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衡均编写的《黄氏族谱》中找到佐证：“正德四年，奉两广总督军门李调随本官（韦正宝）统带头目、兵丁征广东九连山贼，被围困数重。本官中箭身死，并死目民兵丁一千余人。唯文光公独马单枪，突围而出。”清谢启昆编写的《广西通志》59卷1733页亦有简略记载：“祖宏子正宝，征广东九连山，亡于军。”凶讯传来，随父出征在营，年仅15岁的韦虎臣，并没有被倭寇的气焰所吓倒，在求告官军无果的情况下，他动员在营狼兵，人人头扎白巾，三人为伍，三伍为什，抱定有去无回的决心，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杀向九连山。用大刀、梭标和竹尖对付骇人的倭刀，经过殊死搏杀，终于攻陷九连山倭巢，全歼敌寇。韦家良所著《韦氏族谱》载道：“当正宝公箭伤，公奋突阵，力斩敌酋，大破九连山，全歼敌寇，时年仅十五，蒙荫袭职，扶榇西归。”清黄衡均所撰《黄氏族谱》也有记载：“少官韦虎臣复率余兵杀入贼阵，贼徒披糜，夺取本官尸身回营。后屡奋勇杀敌贼，遂平九连山贼。”少年韦虎臣一战成名，“虎臣狼兵”在东南沿海不胫而走。
无独有偶。隆庆三年（1569），东兰土司韦应龙率部出征广东南海卫（现东莞、大鹏一带），陷入倭寇重围，率部浴血奋战，头目、兵丁死伤过半。韦及手下校尉突围后，见余部尚陷围中，怒不可遏，复拨转马头，再次杀入阵中，直到手下兵丁全部突出重围。当日制军押阵亲见东兰狼兵杀敌形状，嘉其忠勇，具奏嘉奖［7］。现南海卫下属的大鹏千户城遗址，仍保存着隆庆三年至五年间当地抗倭的记载，有力地印证了这段历史。而正德十一年（1516），韦虎臣率东兰、南丹、那地狼兵五千之众，将倭寇击溃于雷州，聚歼于海南，凯旋而归的史实，更说明了以东兰为代表的广西狼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8］。
广西狼兵的骁勇善战，不仅决定着一般战斗的胜负，而且决定着大规模会战的胜负。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兵部尚书兼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务的张经，决定发起嘉兴会战，一举歼灭盘踞在嘉兴柘林沙洼一带的二万多倭寇。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张经除了集结数省官军外，刻意传檄调用广西狼兵。但广西狼兵征途遥远，一时未能赶到。监军赵文华（严嵩奸党）一再催逼张经出战。张认为江苏、浙江、山东官军屡败，只能企望狼兵才有取胜的把握。因此甘冒得罪幸臣赵文华的风险，一定要等到田州和东兰狼兵赶到后才发起总攻。此战，先败倭寇于王江泾，再败倭寇于石塘湾，三败倭寇于陆泾坝，共歼灭倭寇三千余人。“王师大捷，倭夺气”［9］。可见，广西狼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
明朝廷对狼兵贡献的嘉奖
关于广西狼兵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的贡献，明朝廷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殊荣。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东兰州四位土司，除嘉靖年间的韦起云因主帅张经被陷害而愤然回乡没有受封外，其余三位都有封赏或褒扬。韦正宝因战死沙场，保留平北伯的封号，并给予建墓立碑。韦虎臣战功最为卓著，从海南得胜班师回程途中被奸臣冒功谋害，嘉靖年间事白追谥为武夷侯，重修墓园及坟茔。韦应龙英勇杀倭，表现突出，给予恢复东兰土知州职务（原驻防桂林巡抚衙门失守被革职），并着武职四级服色（明威将军）。可从韦正宝和韦虎臣墓园和坟茔遗址来考证其真实性。
韦正宝与韦虎臣墓园及坟茔遗址位于东兰州东院哨岩石腾休坡，即现在的东兰县三石镇纳腊村纳腊小学。民国期间已失修凋零，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改建学校，部分碑铭及石制文物尚存可供研究：
一是韦正宝和韦虎臣伯、侯爵位均是破格敕封或追谥。明时，沿用宋制，在广西设立大量的土官，有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土知州、土目、土巡检司等繁复的官职。按明朝的职官定制，土官如宣慰使为正五品，享受奉议大夫的待遇，安抚、招讨、土知州为从五品，享受奉训大夫的待遇。其他官职的级别就更低了。土官立有军功者不能像流官那样提拔任用，只能破格给予荣誉称号，称为敕封，战殁者则追授谥封。韦正宝早年追随广西总督邓廷瓒出征贵州平定“苗乱”，擒获“贼首”张世禄有功，被敕封平北伯，正德六年所立韦正宝墓碑刻有“明故韦公正宝奉训大夫墓”，其墓志铭首题为“明故东兰州牧韦伯正宝墓志铭”。韦虎臣墓碑已被毁，仅存嘉靖三十一年“重修韦侯墓记”碑铭一座，首句为“奉训大夫韦侯讳虎臣”字样。从碑文上看，奉训大夫当是所任东兰土知州从五品的官阶，伯、侯应是立有战功获赐的封号。按明职官的定制，“公、侯、伯，视一品”［10］。这虽然只是荣誉称号，但在当时，身居南京兵部尚书，功勋著伟的王守仁，也不过是新建伯的封号，而韦氏土司以奉训大夫之职，获一伯一侯之殊荣，可见皇恩浩荡，是其他土司所望尘莫及的。
二是韦虎臣墓园及坟茔应是一品以上的规格。明时对文武官员的丧葬，如碑碣、坟茔等，有严格的规定。碑碣方面：“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坟茔之制为“洪武三年定。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周围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11］。对照以上规定，再考察现存遗址遗物，韦虎臣的墓地宽约九十步，其碑铭为三位赐进仕出身的官员撰文、书丹和篆额，奉旨立有石人文武各一，石马二匹、石狮二座、石羊二只、石禽一只（石笼带鸟）、旌表两座（石望柱）等物。其石禽已超出了一品的定制，估计是对少数民族将领的特恩。其墓已被毁，墓石部分用于砌校舍墙脚，部分弃于草丛之中，无法考证。唯有民国22年上海田曙岚所著《广西旅行记》载：“韦虎臣墓，……系用巨大花岗岩制成。墓宽约一丈，长约丈余，雕刻各种人物，美丽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韦虎臣雪冤封侯，与王守仁有直接的关系。早年，韦虎臣曾是王麾下的一员猛将，随征江西、福建，平定地方叛乱，身经数十仗。待到韦虎臣调征雷州、海南，冤死广东，王亦功高遭忌，引退阳明洞。嘉靖年间王复出，即为韦虎臣廷奏申冤，经准奏给予追封。嘉靖六年，王抱病挂印征讨广西田州卢苏、王受之乱，首先想到启用东兰狼兵，人未到南宁，先行檄韦虎臣弟韦虎林，命精选东兰狼兵三千赴军门听用［12］。足见其对韦虎臣及其东兰狼兵的印象之深。在王守仁的遗作中，有《武夷次壁间韵》一首，上阙曰：“肩舆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海上真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13］。此诗疑为作者借武夷山水，寄托其对已殒将星武夷侯韦虎臣的怀念。
结论
综上所述，以东兰为代表的广西狼兵，是一支骁勇善战、敢于拼命的劲旅，在明代抗倭战争中，配合沿海军民，同仇敌忾，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屡立战功。战争中，广西狼兵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战争的胜负，享有极高的荣誉。其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光照日月，彪炳千秋。
［参考文献］
［1］重修浙江通志稿卷94［Z］.23.
［2］采九德.倭变事略［Z］.
［3］明史纪事本末卷55［Z］.846.
［4］【清】张廷玉.明史·汤克宽传［M］.
［5］【清】张廷玉.明史·奸臣列传［M］.
［6］【清】张廷玉.明史·日本列传［M］.
［7］【清】黄衡均.黄氏族谱［M］.
［8］韦家良.韦氏族谱［M］.
［9］【清】张廷玉.明史·张经传［M］.
［10］【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M］.
［11］【清】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志第三十六［M］.
［12］王守仁全书知行录之三［M］.
［13］王守仁全集知行录之七［M］.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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