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礼泉,唐肃宗建陵。 视觉中国供图
拖泥带水的八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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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大唐国运调头向下的转折点,也是肃宗李亨逆天改命的新起点。没有安史之乱,肃宗很难从玄宗手上和平接过皇位。但借安史之乱夺取帝位的肃宗,也必须替父皇承担起平叛责任,重整破碎河山。
肃宗回马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从长安落荒而逃的玄宗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一带)。护驾禁军“饥疲,皆愤怒”,射杀杨国忠,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
十六日早上,玄宗启程入川避难。被抛弃的大唐父老拦住玄宗马头,请求玄宗留下指挥平叛。玄宗沉默良久,召太子李亨上前安抚百姓,以便自己继续西逃。
百姓团团围住李亨,要求李亨率领军民收复长安。李亨假意推辞,在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决定借机摆脱父皇掌控。玄宗久候太子不至,派人了解情况后,长叹一声“天也”!
多年来,玄宗最担心两件事情:一怕不能与贵妃长相厮守,二惧失去对太子的掌控。如今贵妃受死香魂飘散,太子回马自成一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嵬驿。后世诗人在马嵬驿常有题诗,内容立意“多凄感”。百年后,当时官位尚不显达的郑畋在此题诗《马嵬坡》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云雨”指贵妃,“日月”则是肃宗。贵妃虽亡,而日月重光,肃宗回马别开新局,大唐皇室再造。马嵬兵变后,新的权力中心逐步形成。陈寅恪认为,“肃宗回马及杨贵妃死,乃启唐室中兴之二大事,自宜大书特书,此所谓史笔卓识也”。马嵬驿是玄宗政治生命和贵妃自然生命的终结点,却又成为大唐重建和复兴的起点。郑畋此诗一出,“观者以为有宰辅之器”,郑畋后来果然担任宰相。
李亨北上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一带)后,在身边大臣的劝进下,于七月十三宣布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大唐终于打出了一面可以号召全国的大旗,开始了重建和复兴的艰难历程。
李泌出山
肃宗即位后,西北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先后率军扈从。但大部分朝臣跟随玄宗到了成都,肃宗手上无人可用,想起发小李泌,“遣使访召”。
李泌自幼聪慧,七岁便能写诗作文。玄宗听闻李泌之才,召他进宫见驾。当时玄宗正和名臣张说下棋,就以“方圆动静”为题让李泌赋诗一首。
张说技痒,先写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随后吟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见七岁李泌之诗气度意蕴远在己之上,当即恭贺玄宗国有奇童,玄宗亦惊奇李泌见识不凡。
天宝年间,李泌进入翰林院并充当东宫政治顾问,由此和太子李亨有了交集,成为其重要班底。李亨很看重李泌,虽年长他十一岁,却称其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李泌后来被杨国忠弹劾写《感遇诗》讥讽时政,辞官到颍阳(今河南登封一带)隐居,曾作诗《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肃宗征召李泌的使臣刚走到半路,李泌就已主动从颍阳投奔而来。肃宗对他言听计从,根据其建议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而非军事才能突出、深受军队支持的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避免叛乱平定后出现皇位争夺斗争。
肃宗虽然登基,但最高指挥权问题仍没有解决,大唐继续存在玄宗肃宗两个权力中心。玄宗不但保留了对军国重事的最后处置权,还任命永王李璘为江淮地区、盛王李琦为东南地区、丰王李珙为西北地区最高统帅,在事实上架空了肃宗。
玄宗的暧昧态度,激发了李璘的夺位之心。天宝十五载(756)十二月,李璘率水师沿长江东下,意欲占据南京,“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一路延揽士人,路过九江时请李白出山。李白欣然加入李璘阵营,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将安史之乱比作西晋五胡乱华,暗喻永王东巡将如当年晋室南渡,立足江南重建新生政权。而雄心勃勃的他则自比东晋名相谢安,可在谈笑间扫平叛军。第十一首更是把自己塑造成扭转乾坤、收复长安的盖世英雄,“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李白显然没有认清自己,更没有认清永王与肃宗的实力差距。李璘刚引兵东下,就跳进肃宗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很快败亡。李白的政治投机行动以失败告终,先流放夜郎,后在行至白帝城时被赦免,惊喜之间决定东下江陵,写下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玄宗重用李璘,肃宗皇位不稳,急于用收复长安的胜利树立权威、稳定皇位。素不知兵的宰相房琯为在肃宗面前表功,毛遂自荐率四万军队收复长安。
至德元载(756)十月二十一,官军与叛军在长安西北陈陶斜大战。房琯指挥不力,几乎全军覆没。被困长安的杜甫听闻此战,写下《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百姓“都人回面向北啼”,朝着肃宗所在的方位向北而哭,“日夜更望官军至”。
十月二十三,房琯与叛军大战于长安东北的青坂,“又败”。杜甫写下《悲青坂》,告诉官军切莫急于进攻,暂且整军备战,“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而忍耐,偏偏是这时焦躁的肃宗最为缺乏但最需要的。
收复两京
房琯大败后,肃宗问李泌:“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认为,在朝廷已经失去平叛良机的严峻现实下,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迅速收复长安、洛阳为目的。首先要让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军队灵活出击,牵制住叛军在范阳、常山和长安的主力,再不断派兵骚扰,消耗其兵员和战斗力,使叛军在几千里的战场上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对叛军老巢范阳形成合围之势,命建宁王李倓率军经塞外从北,李光弼率军自太原出井陉从南,先攻击河北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并摧毁其巢穴,使叛军失去根据地,然后南北夹击,将叛军主力在河南围剿歼灭。最后再四面出击,收复两京,彻底平定叛乱,“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平叛战略以时间换空间,表面上看比较缓慢,却是在当时情况下较为稳妥的战略。肃宗刚开始非常赞同,但随后前线发生若干有利于朝廷的表面变化,肃宗对形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肃宗打出平叛旗帜后,各地对安史叛军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张巡、许远死守睢阳,“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张巡《守睢阳作》),堵住叛军南渡长江通道,保住唐朝赖以生存的江南财富基地。
随着战局的胶着,叛军开始内讧,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掉。郭子仪攻占河东,李光弼解除叛军对太原的包围。肃宗从灵武移驻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陇右、河西、安西各路大军云集,回纥与西域各国军队来援,江淮地区钱粮运到。长安附近百姓纷纷投奔到凤翔,充当官军向导。
而此时的长安城内,劝告官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的杜甫,已经忍耐到了“明年”即至德二载(757)。三月春至,国都沦陷,城池残破,山河依旧是乱草遍地,杜甫写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又来到长安城东南胜地曲江,写下《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杜甫久候王师不至,瞅准时机逃出长安,四月到达凤翔,写下《喜达行在所三首》,回忆起在长安的俘虏生活,不觉“生还今日事”。大唐中兴有望,诗人不禁“呜咽泪沾巾”。至德二载(757)五月,杜甫在凤翔觐见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写下《北征》,用“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表达了对肃宗重整破碎山河、再开贞观治世的期望。
杜甫的期望,正是此时肃宗的焦灼。肃宗迫切需要以收复两京作为政治资本巩固皇位,用平叛政绩向天下证明他自立即位的政治合法性,遂放弃李泌稳扎稳打的既定战略,急切命令唐军向两京和中原腹地进攻。
至德二载(757)九月十二,肃宗命令李俶带领回纥援军和各路兵马十五万向长安反攻,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光复,肃宗严惩接受安禄山伪职的官员,给事中(正五品上)王维亦在清算名单中。
洛阳失陷时,安禄山让王维继续任职给事中,王维拒不受命,被拘押在菩提寺。有次安禄山摆宴洛阳凝碧池,让梨园子弟奏乐助兴,乐工雷海清当场摔坏乐器,朝着玄宗西去方向号啕大哭,被叛军肢解。王维听闻此事,写下《凝碧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亡国之痛和思君之情溢于诗中。受审之时,王维呈上此诗,加上其弟营救,最终仅降级成太子中允(正五品下)。
十月二十三,肃宗回到长安,玄宗也于当天从成都启程南返。十二月二十一,玄宗在长安大明宫正式把传国玉玺交给肃宗,完成了最后的权力交接。
依靠收复两京的政绩,肃宗初步稳定了皇位,但给平叛留下重大隐患。长安虽然收复,但洛阳不久得而复失。且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朝廷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叛军从容退回河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渐露曙光
唐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回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一带),史思明伪降朝廷。乾元元年(758)八月,肃宗派郭子仪等率安西军队进驻关中,准备讨伐安庆绪。杜甫写下《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夸赞“四镇富精锐”“临危经久战”,并指出“奇兵不在众”,兵在奇不在多,而朝廷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大软肋就是兵员虽多却指挥不一。
乾元元年(758)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路节度使共率军二十万云集河南河北,与安庆绪决战。肃宗怕郭子仪、李光弼功高震主,竟然不设元帅,而是派宦官鱼朝恩监军。
十月,郭子仪等包围邺城,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再次反叛,发兵十三万攻陷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此后慑于官军兵力众多,逗留不进。平叛形势良好,杜甫乐观地写下《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畅想叛乱平定,刀枪入库永不复用。
杜甫的理想很丰满,唐军平叛的现实却很骨感。乾元二年(759)三月,官军与史思明决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鱼朝恩又自以为是,九路节度使被打得落花流水。
邺城之战后,史思明杀掉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又占领开封,攻下洛阳。唐军为补充兵力,在河南大肆抓丁拉夫。正从洛阳西返关中的杜甫路过新安(今河南新安一带)、石壕(今河南陕县一带)、潼关(今陕西潼关一带)等地,写下“三吏三别”。
《新安吏》云:“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按照唐朝法令,男子二十二岁成丁才当兵服役,十八岁尚是中男,不承担兵役,而河南府抽中男当兵的不法行为却大行其道。中男父亲已经被抽去前线,只剩母亲在为儿郎送行,杜甫发出“天地终无情”的呼喊,又对朝廷有所回护,安慰中男“仆射如父兄”,郭子仪、李光弼会如父兄一样对他们关爱有加。
离开新安,杜甫“暮投石壕村”,见“有吏夜捉人”,写下《石壕吏》,“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老妇为避免守寡儿媳被抓去饿死孙子,只有自己应征“犹得备晨炊”,惨苦至极。
邺城大战后,叛军进逼洛阳,有再次西攻长安之势。杜甫到潼关看到兵士修筑工事,写下《潼关吏》:“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将士对工事充满信心,“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杜甫却想起三年前哥舒翰在潼关大败,叮嘱将士汲取教训,“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在《新婚别》中,杜甫塑造了一个送夫上战场的深明大义妻子形象,“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别》中,老翁“投杖出门去”,披上戎装,慷慨出发,老妻不忍老翁离去,哭倒在路旁,她明白老翁“此去必不归”,只有劝他努力加餐饭。老翁尚有老妻送别,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却是孑然一身,无人可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心忧黎元、叹息肠内的杜甫既要疾呼百姓民生多艰,又要顾全朝廷平叛大局,心情之矛盾、心绪之复杂、心态之纠结,在“三吏三别”中表现得无以复加。
邺城大败不仅祸及百姓,还殃及玄宗。战后朝廷平叛形势急转直下,肃宗威望大减。龙体远不如父皇健康的肃宗,疑心玄宗拉拢禁军试图复辟,指使李辅国将玄宗幽禁在太极宫,又把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怀化一带)。
高力士在巫州托物言志写下《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感叹在长安是佳肴的荠菜,在巫州却无人理睬,暗指自己从繁华京城流放蛮荒之地。但“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自己对玄宗的忠心始终不变。
上元元年(760)春天,李光弼在河南怀州大败史思明,又欲乘胜直捣叛军老巢范阳。杜甫在成都写下《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抒发对早日平定叛乱的期待。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掉,叛军连续内讧,力量削弱。朝廷平叛事业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但这道曙光已经不属于体弱多病的肃宗和思念贵妃成疾的玄宗。
宝应元年(763)四月初五,七十八岁的玄宗归天。高力士因朝廷大赦返回长安,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时,路遇故人叙旧,“方知明皇厌世”,遂“北望号恸,呕血而卒”。
玄宗晏驾十一天后,五十二岁的肃宗驾崩,至死未能看到天下太平的那天。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广平王李俶肩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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