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言信
在晋察冀一分区子弟子女聚会的名字中，有人指给了我蔺柳杞女儿的名字，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古人称之为“心动，必有所想”，在一分区诸多老干部中，我对蔺柳杞可谓“情有独钟”。
1946年初春，蔺柳杞（右）和摄影干事刘峰。后面一副笑脸挤上镜头的，是80年代官至武警部队政委的李振军。
1992年，李青川去世，那时一分区的老干部们身体都还好，于是纷纷前往八宝山送行。
送别仪式完毕，大家离开八宝山，蔺柳杞突然想起了李青川多年的老部下、湖北佬杨浩（注：即杨言信前辈的老父亲。），马上向彭家老爹（注：即彭澎，又名彭正谟。杨言信前辈的老丈人。）打听。彭家老爹介绍完杨浩家的现状，并说一直同他家人有来往。蔺柳杞马上要彭家老爹带他去串门，看一看杨浩的家人和孩子。
当时杨浩已去世多年，同一分区这些战争年间形成的故人关系早就彻底断了，除了三个在北京的湖北佬家庭，没有人想起消失多年的杨浩。能够想起并登门拜访故去人的家庭，蔺柳杞是惟一的一个。
2015年年初，在病榻上僵卧了多年的蔺柳杞终于去世。一分区任何一位老战士去世，我都是在事后很久才得到消息的，所以无法做“送别”之类的事情。我曾说过，蔺柳杞的长寿，创造了几个奇迹，他是一个身体条件最差，几乎百病缠身，但又是最长寿的人。他是迄今我所知道的除姚雪森之外，最长寿的一个一分区老战士。在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能超过他。
在抗战时期的1940、1941两年，蔺柳杞疟疾频发，行军走不动路，战斗打不了枪，真正成为了一分区政治部反扫荡转移时的“累赘”。蔺柳杞回忆说，部队第一次“不要他”，是在1940年的11月12日。一分区从涞灵战役的涞源战场上回到易县根据地后不久，为了报复，以张家口日军为主的扫荡部队进入了易县的狼牙山地区。
那一次，杨成武带领的一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先是转移到满城县、完县（注：解放后为避忌讳，改名为顺平县）、唐县的结合部，葛公村邻近的南北洪城村一带。紧接着，杨成武接到来自晋察冀军区的加急电报，说平西挺进军的涞水县核心根据地发生叛乱，要杨成武立即带领一分区部队紧急驰援，前去增援肖克的挺进军。
蔺柳杞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正在生病，走不动路，于是被单独留了下来。事隔许多年，蔺柳杞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大队人马紧急转移出南娄山村的时候，已是前半夜。当时分区政治部的组织科科长黄连秋拿出十元钱边币，带着怜悯的表情交给了他，然后手指着前面一条漆黑的山沟对他讲，听说卫生部一个休养所就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吧。
眼看着部队消失在夜空之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蔺柳杞说他当时从来没感到过这样的孤独和无助。
蔺柳杞在临近去世的几年里，想必脑海里常会浮现这样的情景：一个个一分区老战士先后远去，只把他孤独地留在了人间。
现在，他终于要找寻大家去了。
抗战后期的蔺柳杞（右一），身体已逐渐好转。
在我所了解到的一分区干部中，人缘最好、待人最真诚的，莫过于他了。因为他没有架子，没有势利眼，跟什么人都能合得来。
我的父亲杨浩也是性格开朗，属于自以为很能与任何人都友好相处的那类人，但与蔺柳杞相比，就差得很远。杨浩在一分区真正的朋友，只有李振军、王栋等几个性格很有特性的人。而蔺柳杞，几乎同任何人都能成为好友。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查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几乎所有干部的名字。在查索这些名字的过程中，我发现蔺柳杞当年的一大“功绩”始终都未能被人们发现，这就是他特喜欢为他人改名和取名。
在一分区，有几个让人很忍俊不住的怪异现象：
1、几乎所有的一分区干部在战争年代里都有外号，有的人的外号还不止一个。比如杨浩的外号是“大炮”，王栋的外号有两个，一个是“小和尚”，另一个就是“皮猴子”。在很多人名字后面的外号里，准有些名堂。
2、有些干部以“别名”来代替原来的“正名”。比如一团的团参谋长、副团长熊招来，当上团一级领导干部后改名为“熊奎”。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一分区老干部座谈会上，从1937年底开始的四年间一直担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初被提升为副政委后随即离开了一分区到雁北任职的罗元发将军，当时指着文字材料上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彭正谟的名字问：这个人是谁？在一分区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1990年罗元发中将在北京
正好在场的彭正谟立即起身，向老首长敬礼报告：老首长，是我，我当时名叫“砰砰”（彭澎），别人给起的，说着用手比划着打枪的姿势和声音。
不光是罗元发，当时在场的许多一分区老干部，看到这个名字都一脸惘然：彭正谟？他是谁呀？我们怎么都不认识？听到解释，彭正谟就是彭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呀！怎么解放后改名字了呢？
其实彭家老爹并不是改了名字，而是改回了本来的名字。像这样的情况，还有晨光，解放后改回本名杨有山。朱利、王琳夫妇，解放后改回本名骆斐然、杨蔚云。
3、1945年抗战胜利，很多一分区干部，特别是红军干部都更换了新名字。比如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更换了一个“很雅”的名字“杨卓”，以后使用了后半生。还比如，当时的四旅政治部主任郑秀煜改名为郑旭煜，察哈尔军校副政委罗家旺改名为罗胜旺，还有马汉三改名为石坚，靳家福改名为靳甲夫，一个很“军人”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些新名字是不是都是蔺柳杞给起的，但蔺柳杞“忽悠”他人改名字，可是很有点历史的。
1939年初，杨浩跟蔺柳杞（当年叫“柳杞”，前面没有“蔺”）一起到的一分区，刚认识不久，柳杞就忽悠杨浩改名字，改什么名字？改成“杨华”。还没管杨浩自己同意不同意，柳杞以身作则自己先这样叫了起来。在柳杞早期的有关一分区著作中，凡看见一个叫“杨华”的干事，就是杨浩。
后来“杨华”这个名字为什么没能叫起来？因为，第一，一分区审干的时候，杨浩身陷囹圄，都是以“杨浩”这个本名被审查和被登记的，改名的意义已经不大；二，杨浩，“浩”是名，字“聚川”或“巨川”，是上学之初的私塾先生给取的；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杨浩之父“杨华堂”，你再起名“杨华”，就串辈了，是为大不敬。
1946年的年底至1947年的年初，从张家口退回到老根据地易县的四旅——当年的一分区，驻扎在易县比较富裕的东部地区，中高村、裴山、塘湖一带。易县的北邻涞水县，就是过去的冀察军区—后来的察哈尔军区所在地。在这个冀察—察哈尔军区机关及直属机关里，有不少是过去的一分区干部。所以当时取代郭天民担任二纵政委的李志民，派了时任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蔺柳杞到察哈尔军区，希望能搞到一些医务人员、药品、医疗器械和一部电影放映机回来。
蔺柳杞到四旅任宣传科长之前，一直在冀察军区政治部担任新华社驻冀察军区军事记者（当年叫军事报道员）。这次蔺柳杞重返军区机关，原来一分区的干部们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又正值新年交替，于是宴请不断，搞得蔺柳杞乐不思蜀，不想回四旅了。
因为军区与二纵之间的本位主义产生的隔阂，蔺柳杞这次的任务一件都未能完成。在蔺柳杞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这次察哈尔军区之行。蔺柳杞未能完成任务，可能因为他的级别低了点，于是李志民临时追派了级别比较高的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去，看能不能促进这件事情的完成。
1992年那一次蔺柳杞到我家，跟我母亲莫堤说到退出张家口后，这是第一次与杨浩见面。当时看到杨浩黑瘦黑瘦的，但精神状态很好。
1949年，因患肺结核正在白求恩医院养病的蔺柳杞，已经是师级干部，住在高干病房。因邻居病友沙飞的杀人事件，医院里闹得不亦乐乎，几乎是当时每来一个调查组，就要蔺柳杞叙述一下事情过程。蔺柳杞说，我哪里还能养病哟，好像是我杀的人呢。为了清静，蔺柳杞躲到了北京，找到杨浩，住进了当时北平纠察总队所在的旃檀寺兵营继续养病。等到白求恩医院那边“消停了”才回去。
北平纠察总队部分干部合影
那时纠察总队中的一分区干部不少，蔺柳杞在一分区和四旅时期的老上司郑旭煜，正好是纠察总队的负责人之一，在众多空房间中拨出一间给蔺柳杞居住不成问题。
在纠察总队养病期间，当时作为纠察总队办公室通讯干事的我母亲，给了养病的蔺柳杞以种种方便。比如在旃檀寺的国民党军被服仓库中寻找合适的被服寝具，在纠察总队的小灶食堂中增添“病号饭”，通知纠察总队的一分区干部前来探视，这是1992年蔺柳杞要向我母亲当面致谢的主要内容。
当然，就在那一时期，我母亲“顺便”听说到了有关蔺柳杞的一些趣事。比如他们（魏巍、蔺柳杞、瞿世俊）几个人接到前往一团担任教育干事的任命，蔺柳杞当即“天真”地问：护送我们到一团去的兵在哪里？
1939年的3—4月间，一分区司令部在南管头村，政治部在北管头村，而他们要去的一团团部在易县东部的南北界安村。
当时，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的一位红军干部听到蔺柳杞的话后，好奇地扬起了眉毛，用一口蔺柳杞还听不大懂的江西话反问蔺柳杞：“兵？你们现在不就是兵吗？还要什么兵保护？”
说这话的人就是郑旭煜，当年叫郑秀煜。十年后的1949年，郑旭煜在北平纠察总队当着杨浩夫妇的面问蔺柳杞：还记得当年的此事否？
蔺柳杞不好意思地回答：记得，记得。
那一次到一团的经过蔺柳杞写下了，是一分区组织科，郑秀煜委托一位叫杨华的干事“护送”他们到一团去的。半途中的狭窄山路，他们遇到一位似乎小商人摸样的山区商贩，口称“老总”，与他们在山路中搭话。
旃檀寺与北海公园为邻，穿过一道小门就进入北海公园之内。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前，蔺柳杞出面，召集当时在北京的一分区干部在北海公园聚会，合影留念。
90年代的蔺柳杞谈起此事，依旧是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也许是苍天有眼，凡蔺柳杞签字送给老友的著作，在老友去世后都由他们的孩子转送给了我。也许是想到在我这里能派上用途，不致像杨成武送给李青川的回忆录那样，最后都进了旧书店。
现如今，每逢在研究中要核对一分区历史中的某些事情，我都会将蔺柳杞的这些文字作品当作必备的参考资料。
每逢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会停下击打键盘的双手，仰望茫茫夜空，与在冥冥苍天星辰的一分区前辈们进行无言的对话。在这些思想对撞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叮嘱和庇佑，这也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时候。
蔺柳杞和他的战友情作者：杨言信
蔺柳杞是我父母在战争年代中的老战友，1949年我父母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蔺柳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这一层相近的关系，我对蔺柳杞写的一分区的内容都很重视，坚信不疑，虽说其中有的内容值得商榷。再以后，蔺柳杞战争年代最好的朋友夫妇双双去世，所遗留的蔺柳杞全部签名著作转赠给我，我得以细细翻阅及审视蔺柳杞遗留下来的一切墨宝。
蔺柳杞这个人，不是历史学者，他是战争年代的亲历者和动笔勤快的文人，所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虽说其中也有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不实记录。这些有关历史、历史人物的不实记录，当然也会影响到我，对我造成误导。
比如蔺柳杞1958年所写的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回忆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在这篇回忆中，蔺柳杞认为黄土岭战斗之所以能消灭阿部规秀，是因为“狼诱子”曾雍雅支队把阿部规秀引到了黄土岭。
这是一个很低水平的认识错误，蔺柳杞竟然也不能脱俗。黄土岭战斗打响时，蔺柳杞和魏巍一样，当时都在一团，任教育干事——即文化教员。但一团上雁宿崖战场时，只有身体较好的魏巍跟着部队一起走了，蔺柳杞等许多非战斗人员被留了下来，没有去雁宿崖、黄土岭战场。所以蔺柳杞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不带有“亲身经历”的那些战斗内容，魏巍就有“亲身经历”。蔺柳杞因此出现对黄土岭战斗的误解及判断错误，在所难免。
很多人都看不上一贯以日军史料为基准，对八路军史料给予批判否定的姜克实教授，实际上以日军史料为出发点的姜克实教授，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姜克实教授对日军史料的研究和分析，弥补了国内抗战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
在雁宿崖战斗结束后、黄土岭战斗开始前，阿部规秀不顾52岁的年龄，“杖藜扶我过桥东”，步行跋涉不通汽车、也不通马车的崎岖山路，来到已经战火平息的雁宿崖战场。这一路上，根本没有“狼诱子”什么事，人家是自己主动过来的，无须引诱。
但姜克实教授的“阿部规秀是从插箭岭来到雁宿崖”的观点是不可取的。雁宿崖又名“三岔口”，哪三岔？向北经白石口到涞源县城，向南经银坊到满完唐各县，向东经黄土岭、教场到易县，唯独向西无路，被大山阻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通路。阿部规秀不可能像姜教授说的，从插箭岭杵着拐杖直奔雁宿崖而来，不信您自己去试试看。
当然，阿部规秀一路过来，并没有见到什么曾雍雅的女儿对记者说的：曾雍雅特意扔的什么机枪和曾雍雅的皮包什么的。可能扔还是扔了，但那时阿部规秀来雁宿崖来得早了点，人家已经来到雁宿崖之后曾雍雅才扔的，扔的时候晚了点，所以人家半途中没有见到。
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观点上，存在着三个错误认识或三个“坑”，凡掉进这三个“坑”中的一个，都足以证明他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认识处于一个很低级的层次，所以绕不开这三个“坑”，非掉进去不可。
这三个“坑”：第一个是雁宿崖战斗打死了日军大队长辻村宪吉，人家好好的活到了战后；第二个是曾雍雅带领涞源支队把阿部规秀引到了黄土岭，其实子虚乌有；第三个是“神炮手”炸死了阿部规秀，称得上“贪天功为己有”。
在有关雁宿崖、黄土岭的电视剧中，陈正湘的孩子陈炜的叙述掉进了第一个“坑”；掉进第二个“坑”的人比较多，包括老萨、蔺柳杞等等；掉进第三个“坑”的人大都是自作聪明自己跳进去的，其实能躲开这个“坑”的，姜克实教授是其一。
蔺柳杞错误的分析只在于“误解”，他听到过杨成武关于“狼诱子”的说法，只是不了解当时的史实，于是把雁宿崖战斗中的“诱敌深入”错安到了黄土岭战斗，但他没有“编造”历史。为诱敌“扔机枪”、“扔皮包”，只是近年来的文艺创作，找不到任何历史根据。
明白人也会发现，蔺柳杞从没有提到什么“炸死阿部规秀的神炮手”一类的低级谎言，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蔺柳杞不会回避不谈，一定会大力宣传。他哪里会想到有人的想象力比他还要丰富，竟然把炸死阿部规秀的功劳全顶在了自己的头上。
1939年底黄土岭战斗结束后，魏巍、蔺柳杞离开一团，去了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此时一分区政治部聚集着许多尚未分派工作并正在接受培养的政治干事，这些经过培养的政治干事，大部分将到各主力团、地方游击支队担任指导员和副指导员。这些干事的人名举不胜举，有烈士，也有后来成为65军副政委的那几个人。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渡河》的故事，说到蔺柳杞的好朋友毕鸿恩在清风店战役中牺牲了。
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出现集团派别，蔺柳杞与毕鸿恩走动得近一些，也属正常。1941年大扫荡开始之前，毕鸿恩、蔺柳杞都被分派到涞源县的原起义部队中，毕任指导员，蔺柳杞明显是被一分区政治部“精简”出来，放到涞源县的。
蔺柳杞同毕鸿恩一起突围，生死与共，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以后又一起在冀察野战六旅、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一起共事。
问题是，我有关毕鸿恩的历史找不到任何原始文字的记载，一切都是从蔺柳杞那里得来的。万一他不大准，像评价黄土岭战斗一样，怎么办？
柴景田是原65军后勤部部长，也是个老一分区，董永清供给部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旅供给处会计股股长，参加过保南、正太、清沧、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81年离休。
他认识蔺柳杞、毕鸿恩，但不太熟，相互间没有过往来。他曾说，保南保北、打徐水、清风店，牺牲者中没有听说过有毕鸿恩。
1947年，晋察冀野战军在连续进行正太、清沧、大清河北等战役稍事休整后，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发起的秋季攻势，乘华北敌军保城市及交通要道采取守势之机，华北野战军集中三个野战纵队（二纵、三纵、四纵）及部分地方部队，围敌打援。力求在运动中歼敌，破坏北河店至徐水间铁路，扫除其间据点碉堡。
1947年10月11日再次发起保北战役，二纵奉命攻打徐水，四旅的方位是正南方，在传达任务时说“主攻在北面”，但北面的部队五旅接到任务说“主攻在南面”……结果东西南北谁都不是主攻。
12日晚，四旅由东、南两面，五旅由北、西两面，对敌形成合围。
13日下午4时发起攻击，激战三日，扫除其外围点碉，准备攻城。
15日，敌94军、16军五个师加一个战车团经固城、容城疾驰南援。当日晚18时，野司命四旅撤出攻城战斗，北上打援。
17日，四旅进至容城以西南兴庄地区，接替九旅防务。
18日7时与来援之敌展开激战，守住防御阵地，保北战场形成敌我对峙状态。
正在此时，驻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主力第七师及配属1个团北上保定，企图对我南北夹击。
战机呈现，稍纵即逝，野司首长当机立断，调主力6个旅南下，歼敌于望都以南地区。
在兄弟部队已经纷纷启程的情况下，四旅仍在北线与敌胶着，无法脱离。
18日10时，野司电令该旅迅速南下，在顶住敌16军连番猛攻后，当日19时，四旅主力将段村、北张村地区防御任务移交给独七旅，星夜飞奔南下。
十一团林庄阵地于19日20时才交接完毕，晚了一天零一小时，之后才火速追赶四旅大队。结果，先行一步到达清风店西合营的十团、十二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20日拂晓，四纵和二纵六旅、三纵九旅向敌发起进攻，将敌压缩至南合营、高家佐和东、西南合村狭小地区。四旅奉命又急进50余华里，于当日18时渡过唐河，直扑敌第三军军部、七师师部和两个团驻守的西南合村。
21日凌晨，旅长肖应棠以10团为左翼，12团为右翼，分别从村西南角和南面展开强攻。敌军长罗历戎亲自督战，殊死反扑。
此时，附近高家佐的败敌向西南合溃退，堵塞在突破口。内外夹击，短兵相接，我突入的四旅部队情况十分严重，伤亡骤增。十二团副团长、政治处主任和十团两名营长壮烈牺牲，十二团九连连长岳忠两条腿被打断，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一连连长魏成科指挥全连与敌人浴血奋战，死死守住村头的一所院子，一连打到最后仅剩20余人。
危急时刻，21日上午，四旅十一团终于赶到，立即由十二团一连据守的突破口进入战斗。
22日凌晨4时30分，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最后的据点西南合发起总攻。7时，四旅主力向敌军部猛插，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此时各兄弟旅亦先后突入村内，将敌分割，各个歼灭。敌军长罗历戎率数百人向东南角突围逃窜，被我截歼生俘。
接近中午11时30分，战斗结束。
清风店战役中，四旅先是围点诱援，然后北阻强敌，最后飞兵南下，直捣敌军部，对加速战役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野司政委杨成武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对四旅给予高度评价：“西南合战斗，共6个旅参加，大家都有功劳。但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是四旅担任的。他们走的路特别多，又特别快，到后即加入战斗，虽然他们缴获最少，但是记功时，四旅应记第一功。”
清风店战斗，四旅十二团副团长张清润、政治处主任和平壮烈牺牲，十团二营营长平茂修，三营营长秦士秋也在英勇奋战中牺牲，连以下干部战士牺牲者就更多了。因十团和十二团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均荣记集体大功，分别颁发“勇敢坚决”、“勇猛如虎”奖旗，成为我军战史上著名的大功团。十二团一连也被二纵命名为“魏成科英雄连”，并记集体大功。
我为什么将四旅的这一战斗过程记述得如此详细？是因为我没有在这中间发现蔺柳杞的好友毕鸿恩的名字，莫非在打徐水之前就牺牲了？
因为毕鸿恩是蔺柳杞的私人好友，有着生死与共的脱险经历，所以蔺柳杞为之说好话，有情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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