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的说，齐桓公的事业就是管仲的事业，没有管仲的辅助，齐桓公也无法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历代对管仲的评价都非常高，孔子曾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管仲无疑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人，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以霸业为主的时代。然而，人们对这位“华夏第一相”的认识也只知道他帮助了齐桓公成为了春秋霸主，对于管仲的政绩及贡献等了解的少之又少。
仇人相见，相见恨晚齐国在齐襄公的荒唐治理下，很快就乱成一锅粥，而齐襄公本人也死于政变。在齐襄公死后，齐国出现了权力真空的现象，而作为齐僖公的儿子，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得到了鲁国的支持，而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他与齐国权臣高傒的关系非常好，高傒在齐国政变之后，就秘密派人督促公子小白赶回齐国。
不过，公子小白在一开始并不打算争夺国君这个位置，一方面是公子纠年长，按照长幼的顺序不应该是公子小白继位，另一方面是他知道管仲的厉害，如果争夺失败，自己有可能面临死亡。公子小白对鲍叔牙说：“夫管仲智，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但在鲍叔牙的多次坚持和君主位置的诱惑下，公子小白还是决定赌一把。
莒国与鲁国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上看，公子小白是有优势的，莒国距离临淄非常近。不过管仲虽然不知道公子小白何时动身，但他担心公子小白抢占先机，就提前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在公子小白前往临淄的必经之路上。不出管仲所料，很快他就发现了公子小白的队伍，他命令部队将公子小白的车队冲散，然后搭弓按箭对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这一箭飞出，直接射在公子小白的肚子上。管仲对自己的箭术很自信，他觉得公子小白必死无疑了，就撤走了。
“人算不如天算”，管仲的这一箭正好射在公子小白的皮带钩上，只是公子小白中箭之后，立即大叫一声，就趴在地上装死，连管仲也骗过去了。管仲把消息告诉公子纠后，公子纠认为没有人跟自己争夺君位了，就放慢了速度，花费了六天时间才赶到齐国。当公子纠来到齐国后就傻眼了，只得返回鲁国，并请求鲁国出兵帮助他夺得君主的位置。
公元685年秋，鲁庄公派出军队进犯齐国。不过，鲁国实力有限，被齐桓公率领的军队打得大败，就连鲁庄公都差点成为俘虏。接着，齐国以鲍叔牙为主将，率领军队杀入鲁国，对鲁庄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处死公子纠；二是逮捕管仲和召忽，押解回齐国。
一箭之仇壁画
公子纠死后，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逮捕。对此，鲍叔牙的解释是齐桓公太恨管仲了，想要亲手杀死管仲。（成语“一箭之仇”也是从这里得来）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人没信，那就是鲁国的大夫施伯，他认为管仲的才华天下无人可及，谁得到了管仲，谁就能称霸天下。施伯担心齐国强大后会对鲁国下手，就劝鲁庄公杀掉管仲，可惜鲁庄公最终也没敢下手。
齐桓公迫切的想要改变齐国的混乱局面，他放下了仇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管仲为相。齐桓公迫不及待地向管仲询问国家的大政方针，管仲从容不迫，提出种种精辟的见解，齐桓公心服口服。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两人的隔阂，还为接下来的四十多年的君臣合作打下了基础。齐国的内乱结束了，一个属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时代也来临了。
PS：很多人在了解齐桓公与管仲这段历史时，不知道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为什么会在国外。其实在齐襄公统治时期，因为种种作为，管仲就预料到齐国一定会发生动荡，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叔牙与召忽，当时，管仲与召忽是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的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与鲍叔牙和召忽在当时被人们称为“三杰”。管仲打算把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送到国外去避祸，管仲和召忽护送公子纠到鲁国，而鲍叔牙则带着公子小白去了莒国。
齐国的崛起在管仲看来，齐国的使命就是建立“天子至尊，霸主至强”的国际秩序。在当时，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早就没有了作用，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诸侯国的国家主义思潮迅速兴起。而在旧的秩序被摧毁的时候，新的政治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像周王控制不了诸侯一样，诸侯也控制不了贵族。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君主被弑的事件，内乱严重消耗了各诸侯国的实力。与此同时，华夏文明周围的蛮族部落开始逐渐强盛，对中原文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齐国想要成就霸业，必须全方位都要强盛。政治需要稳定，经济需要繁华，军事需要强大，管仲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先保持政权的稳定，避免再次陷入内乱的恶性循环之中。想要政治上的稳定，就需要君主来压制贵族，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君主并不是专制统治的，而是和贵族分权而治，这也是频繁发生内乱的原因。
管仲画像
管仲认为“安国在乎尊君”，所以一位明君需要具备六个条件：生之、杀之、贵之、贱之、贫之、富之。管仲在强调君权的同时，还大力提倡顺应民意。他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意，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严厉的反驳：“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
管仲敏锐的发现现在和过于已经不同，过去诸侯国只要做到国泰民安就是大治，而自从骊山之乱过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与日俱增。此时与过于不同，诸侯争雄的时代已经到来，只有强国才能生存下去。
- 法治
管仲政术的核心是法治，作为法家的先驱，管仲对法治理解的很透彻。管仲强调立法必须以人类之天性为准则，而君主虽然有立法权，但也要受限于法。在管仲的思想中，法律是国家的权威，就算是君主也不能凌驾其上。
法治对于管仲而言，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富国强兵，提高齐国的实力来称霸诸侯。与其他靠着武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齐国称霸的原因在于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管仲可以说是一流的经济家，甚至有些现代的理念都是根据管仲的思想延伸的。管仲说：“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意思就是想要称霸天下，在财力上就应该先称霸天下。
- 经济
关于经济，管仲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强调经济是法令顺利实施的前提，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国家才不会动乱，法令才可以实施。管仲的经济政策的范围很广，包括农业和商业，还有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轻税赋，建立养老、抚孤寡和医疗等社会福利，以及扶助穷困等方面。
货币是政府把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管仲非常重视货币政策，他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就是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物价，从而确保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认为，物价之所以贵贱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物品数量的多少，物多则价贱，物寡则价贵；二是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少，流通量大则贬值，流通量小则升值，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政府的职能则是利用金融手段平抑物价。
齐桓公
齐桓公曾向管仲询问如果在丰收之年不让粮食的价格下滑，管仲认为必须减少粮食的流通量，这就要求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管仲认为强制减少粮食流通量，自然可以制止价格的下滑。既能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又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在歉收之年，则将储备之粮食投入市场，既能避免粮商囤积粮食哄抬价格，又可以使政府得到一笔收入，所以管仲才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管仲还有着一套控制货币来稳定物价的手段。管仲认为货币应当根据国家的生产实际，估算全国所需货币的数量，以此基准铸造公币。银根紧缩，货币流通量少时，物价便低；银根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则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此规律，则可以利用货币之手段，达到调控物价之作用。管仲的货币思想之精深，很多见解放到现在也是有用的，管仲也不愧被后世认为是“华夏第一相”。
管仲对人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贫富差距是国家最大的危害，“贫富无度则失”，他并不相信平等分配土地、财物的制度。事实上，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每一次人类为争取平等而提出来的“均贫富”和“均田地”等理想，无一不遭到破产之命运。因为“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就算社会实施完全平等的田地和财物划分，但是人在能力上的差异，最后还是会形成贫富的分化。管仲认为政府应该干涉经济，阻止土地兼并。主要有三个措施：
- 政府用货币手段调控市场价格，制止豪强在丰年打压粮食价格，在荒年囤积以哄抬价格。换言之，即打破商人豪强在经济上的垄断权。
- 将盐和铁这两项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收归国家专卖。同时矿山与森林均国有化，既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来源，又避免这些必需品的价格为奸商所操纵而造成贫富失衡。
- 政府尽量解除贫民对豪强的债务，并且提供给农民贷款与耕作器具，即政府兼有银行之职能。
春秋初期齐国的地理位置
齐国之所以能称霸，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更多是对外的经济政策。齐国地处渤海之滨，是诸侯国中盐业最发达的国家。内地的卫国和宋国等诸侯国日常所需之盐都要从齐国进口。管仲对盐采取限产，使各国的盐价大幅上涨，获利万余斤金。齐国政府将万余斤金储备而不让其流通，又造成了金价上涨。因为齐国的金价高于其他诸侯国，所以各国的黄金都涌入了齐国，齐国的黄金储备量也因此居各国之首。各诸侯国在黄金储备量大幅下降之后，金价也大幅攀升。此时齐国凭借黄金储备之优势，以高于诸侯国的价格收购粮食。诸侯国的粮食大量涌入齐国，齐国以此方式又一举控制了粮食这一重要的商品。
- 军事
管仲在军事方面的见解也很深刻，他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管仲的这个主张称为“八无敌”，就是国家的财力、工艺的制造水平、器械、将士选择、政教、训练、情报和时机这八个方面是决定军事力量的关键。对于管仲而言，军事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军事上的胜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非单纯武力而已。
在军事编制上，齐国有常备军三万人，看上去很少，但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令人惊讶的是，齐国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预备役部队，总人数有十万。这些人同正规军一样参加军事训练，平时从事生产活动，在需要的时候投入战斗。此外，齐国还拥有八百辆战车。在春秋初期，这个战车数量是很庞大的。
以上管仲这些治国方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位能臣在许多方面的见解，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远非常人所能够理解。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学者，对于《管子》一书中的经济思想抱以轻蔑的态度，直到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东渐，《管子》的见解才被人们所理解。
霸业之路阅读历史的文字，齐国的霸业似乎很轻松，但回首两千多年前，齐国的争霸之路并不容易。齐国想要争霸中原，就必须要跨过两道门槛，第一道门槛是要得到中原诸侯国鲁、宋和郑等国的承认，在春秋初期，这些正牌老国的影响力很大；第二道门槛是就是要遏制南方楚国和北方蛮夷的入侵。
长勺之战
自从齐襄公谋杀鲁桓公后，齐国和鲁国的关系就跌到了冰点。在齐桓公即位后的第二年，齐桓公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对鲁国用兵。这个冒进的政策遭到管仲的批评，他认为齐国“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显然还不是大举扩张的时机。但任性的齐桓公显然并不把鲁国放在眼里，仍然固执地发动侵鲁战争。
齐国的军事实力强于鲁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优势并不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时候两国的常备军数量是差不多的。鲁国之所以打不过齐国，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优秀的将领。可是这一次，一位平民英雄挺身而出拯救了鲁国。这个人就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勇士曹刿。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鲁国凭借曹刿打败了齐国。
曹刿作战示意
虽然失败，但齐桓公并没有气馁。半年后，齐桓公再度卷土重来，还拉来了宋国，齐宋两国的军队一路疾进，挺进到了距离鲁都曲阜不远的郎地。鲁国的公子偃坚决主战，他得知宋军的统帅南宫长万缺乏谋略。而且军队的阵形混乱不堪，毫无章法。公子偃向鲁庄公献策，集中力量打败南宫长万的宋国兵团，就能迫使齐军退兵。
这个作战计划很好，但是过于冒险。如果打不过宋军，那么齐国就将乘虚而入攻进国都。鲁庄公也因此没有批准公子偃的作战计划。不过鲁庄公并没有改变公子偃的想法，他自行调集战车部队，将虎皮蒙在战马上，出其不意的进攻宋国的军队。宋军阵脚大乱，南宫长万控制不住混乱的局面，只得选择弃阵而逃。而在得悉公子偃私自展开对宋军的军事行动后，鲁桓公担心他的兵力不足。于是紧急集合鲁国的精锐部队前往增援，正好遇上四处逃窜的宋国军队。大将南宫长万被活捉，宋国军队溃败的消息传到齐国后，齐桓公也撤军回国了。
齐国对鲁国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然是无功而返。齐桓公恨恨地对管仲说：“要是在兵力上有鲁军的三倍，鲁国一定抵挡不住，我们应当把兵力扩充到十万人。”管仲劝齐桓公应该在道义上胜利，而不当在武力上纠缠。争强好胜的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全力扩充军队，积极备战。
经过了三年的精心准备，公元前681年，齐国第三次伐鲁战争爆发。这是齐国史上最强大的阵容，大军以铺天盖地和风卷残云之势又踏入鲁国境内，一路如入无人之地。在强大的实力面前，计谋是没有用处的，鲁庄公被迫选择谈判这一条路。
鲁庄公与曹刿
齐鲁会盟的这一天，鲁国代表有鲁庄公和曹刿，齐国代表有齐桓公和管仲。心情沮丧的鲁庄公难掩羞愧之情，他怀里暗揣了一把短剑。倘若谈判不成，他宁愿血溅会场，也不能苟且偷生。同样心怀鬼胎的还有勇士曹刿，他也怀揣了一把短剑。
齐桓公坚持要让鲁国将国都五十里以外的土地割让给齐国。作为一国之君，鲁庄公一想到祖宗的基业就要毁在自己手中，忽然从怀中拔出短剑，叹息了一声说：“都城距离国境只有五十里的距离，鲁国覆灭的日子不长了。”然后他转身面对齐桓公说：“反正迟早都是死，倒不如先死在您的面前啦。”
正当大家将目光都放在鲁庄公身上时，曹刿突然冲了出来，几个箭步直冲到齐桓公的跟前。没等齐桓公的左右待卫反应过来，便迅速地从怀里“噌”地拔出锋利的短剑，剑头直对准齐桓公的眉心。
曹刿冲着齐桓公喝道：“齐强鲁弱，我国没有得罪贵国。而贵国却数次侵入我国，这实在太过分了。鲁国的城墙倒了，就要紧挨着齐国的边境，这个后果您可要好好想想。”关键时候，还是管仲沉得住气，他冲着曹刿道：“有事好商量，您有要求请说。”曹刿也不客气，从容答道：“请贵国答应归还所占的鲁国土地。”齐桓公脱口而出：“寡人答应你就是，齐国归还所占鲁国的全部土地。”
这件事被司马迁放入了《刺客列传》的首篇，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笔下的主角叫“曹沫”。但是《管子》和《春秋谷梁传》中的记载都是“曹刿”，可见曹沫与曹刿是同一个人。齐桓公虽然被劫持，但最后齐国还是成为了这场交锋中的胜利者。鲁国屈服了，齐桓公将目标对准了宋国与郑国。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邀请宋、陈、蔡、邾、遂五个国家在齐国的北杏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宋国动乱后的善后事宜。这也是齐桓公第一次召集国际会议，后来会盟也成为霸国领袖诸侯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尴尬的是齐桓公所邀请的五个国家中遂国拒绝出席会议。
要对诸侯产生足够的震慑力，就必须以武力为后盾。齐桓公以遂国不从为由，将遂国从地图上轻轻抹去。早在齐桓公上台的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国便吞并了谭国，而遂国成了齐桓公称霸路上的第二个牺牲品。
北杏会议
北杏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协约，齐国开始逐渐掌握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管仲给齐桓公设计出了一种称霸的模式，就是开会加威慑。不久之后，齐桓公以宋国人没有履行北杏会议的协定，对宋国发动讨伐战。
为了突显伐宋之战的合法性，齐桓公还搬出了周王室这尊大旗，他向周僖王请求派遣周军参加伐宋之战。长期充当路人甲的周王室也想借此机会来维持王室的尊严。齐周联军迅速向宋国推进，而宋国除了顺服齐国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道路了。
尝到甜头的齐桓公继续通过诸侯会议来提高齐国的国际地位。到了公元前679年，齐国召集宋国、陈国、卫国和郑国在卫国的鄄地再一次举行诸侯会议。这一次参加的国家中，宋、卫和郑国都是中原有影响力的国家，因而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齐国霸业的开端。
从此之后，诸侯会议成为了处理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在齐桓公之前就已经出现，但在管仲的精心设计下，诸侯会盟逐渐成为了协调国际事务的主要手段。
尊王攘夷“尊王”与“攘夷”是霸业的两个方向，因为王道丧失所以霸道才能兴起。霸主并非一味以武力称雄，更重要的是要肩负责任，维持联盟内的稳定。周王室的领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用后世的话说，叫“挟天子而令诸侯”。把周天子这尊泥菩萨供起来，就能占据政治上的主动权。威风扫地的周王室也希望得到齐国的支持。在周王室的内乱中卫国政府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支持叛乱的一方，驱逐周惠王。气量狭窄的周惠王念念不忘旧仇，想借齐桓公之手报仇雪恨。
齐桓公没有浪费这次“尊王”的机会，公元前666年，齐国大军势如破竹，卫国很快就举白旗投降。齐桓公以周王的名义批评卫国的政治立场，卫国人一面唯唯诺诺地听霸主的训斥，一面暗地里给其塞了不少奇珍异宝。齐桓公既获得政治资本，又捞了不少实惠，这可是一笔名利双收的划算买卖。
当然，齐桓公的尊王只是表面功夫，因为中原华夏诸国面临着蛮夷越来越强大的威胁，过多的诸侯混战只会自损实力，让蛮夷有机可乘。在当时，中原面临的蛮夷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戎和狄为首的北方蛮族，主要是游牧民族，集中于中原以北及西北地区，还有部分蛮族居住在中原的一些山区。二是以楚国为首的南方伪蛮夷。因为楚国原本是周的一个封国，并非真正的蛮夷之国，但楚国在大举扩张的过程中，吞并了许多蛮夷部落，其文化习俗受到了蛮族的影响。
蛮夷的兴起，与西周的灭亡和东周的没落有着直接的关系。骊山之变之前，周王朝实施分封制。虽然周王室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但依旧有统一的领导，蛮族人对中原诸国构不成威胁。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周王的权威不再。各诸侯国陷入了纷争之中，这就给蛮族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要想遏制蛮夷的蔓延，中原诸国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实行“攘夷”政策，捍卫华夏文明，这也是管仲给齐桓公制定的霸业道路中所必须完成的事业。
山戎与北狄
中原对于四周的蛮族，有一个笼统的称呼，即“北狄”、“西戎”、“东夷”和“南蛮”。这是以地理方位来命名，但是这些蛮族的居所并非固定不变。迁移是司空见惯之事，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戎人不独居于西方，也大量迁移至中原北部，甚至与华夏诸侯国混居。戎人不仅是西戎，也包括北戎。有时也称为“山戎”，大约是因为居住于北方之山区。
公元前664年，山戎的军队进攻燕国，燕国抵挡不住山戎的进攻，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济水紧急会晤，共同商讨联合出兵的事宜。鲁庄公借口道路遥远，劳师远征，于事无补，拒绝出兵。虽然鲁庄公的态度令齐桓公十分不痛快，但是军情吃紧，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毅然独自承担起救援燕国的使命。
齐桓公亲征，管仲和隰朋为先锋，率领齐国的大军进入燕国境内。在强大的齐国军队反击下，山戎军队不是齐国的对手，被迫退出燕国。为了进一步打击山戎的势力，管仲建议齐桓公向山戎盘踞的腹地挺进以扩大攘夷成果。在齐军的凌厉攻势下，山戎屡战屡败，向北逃窜。管仲和隰朋率领齐军一路追击，一直打到令支（今河北迁安）和孤竹（今河北卢龙）一带。
燕庄公对齐国的出兵援助十分感谢，在齐军班师回国时，燕庄公一路相送，一直送到了齐国的境内。这时齐桓公又作秀起来，他对燕庄公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是不出国境的，我不可以对燕国无礼啊。”于是将燕庄公踏入齐国境内的这段土地，全部割让给燕国。
齐国突出“尊王”的道义，显然就是古代的活雷锋，是正义的化身。齐桓公也并非一无所获，他所收获的是政治资本，是巨大的国际影响力。齐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出现在诸侯国面前，所以《史记》上说：“诸侯闻之，皆从齐。”这是攘夷之战的最大回报。
公元前662年，赤狄的军队进攻邢国。邢国请求齐国给予军事支援。齐国军队刚在前年救燕之役中与山戎血战，军队伤亡不小。齐桓公对于邢国的请求略有犹豫，管仲劝道：“戎狄像豺狼一样贪得无厌，中原各诸侯国则是我们的同族。相互亲近，是不能见死不救的。要忧患与共，同仇敌忾，请对邢国进行军事支援。”
管仲敏锐地发现当前矛盾主要是华夷之矛盾，捍卫华夏一族是齐国之历史使命。后来孔子对管仲评价很高，认为要是没有管仲的“攘夷”政策使华夏族在抗击蛮族的一致性的话，就没有后来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诸子百家文化了。
齐桓公时期齐国疆域
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劝告，于公元前661年率领大军前往邢国，击败了赤狄的入侵。两年后，赤狄再次进攻邢国，齐桓公集结宋国与曹国的军队，对邢国开展第二次的军事援助。虽然赤狄军队败走，但邢国的都城基本上被毁灭了。在齐国的主持下，邢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是重建都城，地址选在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齐、宋和曹三国联军帮助邢国人修筑都城。
公元前659年，楚成王准备北进中原，率军进攻郑国。齐桓公马上召集宋、鲁、郑、曹和邾等国，共同商讨联合抗楚的大政方针，以遏制楚国的北进势头。会议决定首先策反楚国的附属国江国与黄国。这两个国家都位于淮河流域，是楚国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缓冲地带。
第二年，齐桓公的策反战略很成功，齐国与江国和黄国达成秘密协定。两国脱离楚国的南方联盟，转而投奔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联盟。气急败坏的楚成王决心给中原联盟一点颜色瞧瞧，他第二次发动对郑国的进攻。这次进攻是实际上是对齐桓公的一种示威，表示楚国绝不畏惧齐国。齐桓公再次与宋、江和黄三国秘密协商讨论对楚国发动进攻的事宜，之后又约请鲁国参加这次军事计划。
齐桓公与管仲构想出了一个奇袭楚国的作战计划，就是对外宣称惩罚蔡国。蔡国自从被楚文王击败后，也成为楚国北进中原棋局中的一枚棋子。齐国占领蔡国后，直接马不停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楚国。然而情况却往往出人意料，联军刚刚跨过楚国边境，楚成王的特使就抵达了联军司令部。
楚成王派使者传话给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阁下不远千里，前来我的地盘，这是何故？”楚国特使的责问让齐桓公一时说不出话来，楚使的到来就说明齐国突袭楚国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得找一个出兵的理由，但语气上又不能过于强硬，因为楚国毕竟是一个军事强国，齐桓公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楚国特使的责问之下，齐桓公有点手忙脚乱了。
管仲雕像
管仲站出来说道：“周王朝建立之初，召康公曾对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方伯，如有不听命者，你都可以征伐。’而征伐的范围，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现在你们楚国没有向周王进贡包茅，我们君主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还有当年周昭王南征，到了荆楚就没回去，这件事也要查一查。”
管仲的回答十分圆滑，同时也显示出联军对抗楚国的底气略显不足。如果非要找一个讨伐楚国的理由也并不难。自从楚武王以来，楚君就用王号公然与周王朝分庭抗礼，这就是一大罪状。何况楚国在最近三年里，接连不断地向北进攻中原的郑国。可管仲却故意避重就轻，小题大做，责备楚国没有进贡包茅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显然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这也暴露了齐国现在虽然强大，但就连管仲也没有信心打败楚国。
齐桓公忌惮楚军的战斗力，而楚成王同样也对来势汹汹的联军心存余悸。如果楚军在战斗中不能取胜，那么楚国周围的这些小国随时会背楚降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楚成王又一次派出使者，双方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
齐桓公花费数年准备的伐楚之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背景下结束了，其中的原因是齐桓公对战胜强楚实在缺乏信心。齐国之所以称霸，主要是政治意义上，而并非是军事意义上的霸权。这次虽然调集了八国联军，倘若真的打起仗来，这八个国家的部队能不能团结一致，还是个问题。不过齐桓公以中原盟主身份主持这场战争，击破蔡国，也算是给楚国一个教训。深入楚境，楚军不敢出战。这也给齐桓公赢得了国际声誉，捍卫其霸主地位。
九合诸侯时期的齐国
齐桓公的霸业不仅体现在武力上，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建立起一种新兴的国际政治关系，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古文中的“九”字经常是虚指，就是“多”的意思。根据《国史大纲》统计，齐桓公主持召开诸侯会议多达十五次。这十五次国际会议中，参与最积极的是宋国，每次都参加了；鲁国、郑国和陈国三国各参与了十次会议；卫国参加了九次会议；曹国和许国各参加了七次会议，参加的诸侯国大多是黄流下游东部及黄河中游南岸的中原各国。
在齐桓公争霸之前，周王国一直陷入一种极端的混乱之中。就是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中央政权没有实力，造成了“礼乐崩坏”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内乱不断，弑君政变此起彼伏，而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越演越烈。
管仲认为这种国际混乱的局面必须重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华夏诸国必须要联合起来，组建政治同盟，使国际秩序正常化。在管仲的主持下齐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创举。
史书上一般都把齐国称霸的时间定为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这年齐桓公主持了鄄城会议，参加的国家有宋国、陈国、卫国和郑国。之所以把这次的鄄城会议作为齐桓公霸业的开始，很有可能就是这次会议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因为也周王室派出代表单伯来参加会议，这就意味着齐桓公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
不过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背后，是管仲犀利和富有前瞻性的政治见解。就连百年后的孔子也十分佩服地说：“要不是管仲，咱可都要成野蛮人啦。”
结语从道德、礼仪、法治等诸多方面，管仲无一不精通。他整顿行政管理、扩大人才来源、组织军事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将土地所有收回国家，使用下放百姓，极大程度的避免了后世封建王朝千余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凭借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把齐国从内乱一步一步推向了霸主的地位。中国历史有两个半圣人，其中有孔子，而孔子眼中有两位圣人，一位是周公，另一位就是管仲。不过，齐桓公与管仲死后，齐国的霸业就不复存在，短暂的霸业终将逝去，后人也只能在历史的天空中寻找管仲那光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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