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操场埋尸案”将被改编成电影《操场》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据悉，目前影片处于前期筹备阶段，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机。“操场埋尸案”被害人邓世平的女儿邓玲表示，《操场》团队没有经过家属授权，她担心事件被胡乱改编，已委托律师处理相关影视片未来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
邓世平刚直不阿，被黑恶势力杀害，沉冤地下16年，“操场埋尸案”令人震惊，网友直呼“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演”。将该案拍成电影搬上银幕，记录历史，警钟长鸣，制片方在做一件好事。但将好事做好，制片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关系需要处理。其中，邓世平亲属关于事件“被胡乱改编”的担心，也是制片方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针对此事的改编，首先没有得到邓世平家属的授权。虽然《电影剧本（梗概）备案须知》并未强制要求这种题材的电影拍摄前需得到邓世平亲属授权，但在改编纠纷不断的当下，提前与当事人沟通应是一条有效途径。
沟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编要以邓世平亲属的意见为准，他们毕竟是影视圈的圈外人士。但他们是邓世平的亲人，怎样的改编不符合事实不靠谱，他们最有发言权。通过沟通，制片方可以了解他们对于怎样的改编最不能容忍，从而通过另外的情节设置避开可能的纠纷。
电影《操场》的宣传海报。
目前，制片方规避此类纠纷的方式，多是在片头或片尾声明：“本影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有虚构情节”。这种方式有一定效果，但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观众并不清楚，一旦有导致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的情节，制片方恐仍将承担侵权责任。提前沟通，得到邓世平亲属的授权，是规避侵权风险的最好方式。
而在电影改编过程中，还涉及其他法律风险。纪录片侧重呈现案件真实细节，而故事片则不然。作为犯罪题材故事片，《操场》在“操场埋尸案”案情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包括情节和人物的虚构。这符合“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
但这种取材于现实中真实案例的电影，和完全虚构创作的电影有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影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有原型，一旦电影虚构的情节和原型人物有比较大的出入，而这种出入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又是负面的，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就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近年来，类似纠纷不时发生。电影《亲爱的》女主角原型高永侠，因对影片虚构的下跪、陪睡等内容不满，曾欲起诉制片方侵犯其名誉权；电影《我不是药神》主人公原型陆勇在电影上映后发表声明，对于影片把他刻画成赚取不义之财的商贩表达了强烈不满。前者，导演陈可辛公开向高永侠道歉；后者，剧组捐赠200万元给陆勇指定的白血病相关机构。纠纷虽得以平息，但也为制片方改编敲响了警钟。
改编出现问题，给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则需事后担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或者特定人的特定事实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是针对文学作品做的规定，也可作为认定影视作品侵权标准。
2019年6月21日，透过操场大门的缝隙，隐约可以看到门内挖掘现场已被围起了红白蓝帆布。李云蝶 摄
具体到“操场埋尸案”的改编，邓世平是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对涉及他的情节的改编，从案件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一系列人格权利出发，依据法律和良知做出判断，应该不难把握。
说到底，基于公共事件的影视创作应慎之又慎。为避免造成社会公众误解，剧本创作前期，对于关键情节设置，应征求邓世平亲属意见、获得相关授权。这既是避免日后法律纠纷的有效途径，也是制片方向多年备受煎熬的邓世平亲属表达尊重和善意的方式。
特约评论员 | 李曙明（法律从业者）
编辑 | 李潇潇 马小龙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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