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10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
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现代史有过非常大影响的一代名人。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其实，鲁迅曾经很赞赏并寄望于蒋介石。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走向对立的呢？
国民党对鲁迅多有借重
1926年10月20日，45岁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比自己小6岁的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沈兼士，浙江湖州人，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这是在鲁迅笔下第一次出现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名字。
1927年，经中山大学代理校务委员长朱家骅一再催促，鲁迅离开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一直对官僚政客的邀请概不赴宴，不过，对这个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的中大实际负责人，他并未拒绝。
伴随着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出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鲁迅同国民党，同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则对鲁迅多有借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上海的鲁迅坚持以杂文为武器，批判的锋芒开始转向国民政府新的军阀统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广州，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政府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
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不久，蒋介石实施剥夺民权的所谓“宪政运动”，把鲁迅一步步推到了对立面。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1930年2月13日，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不合逻辑。这或许说明，“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
以鲁迅的敏锐和精明；对这种用意应该十分明了。有分析以为，不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蒋介石，就是鲁迅所理解的一种“分寸”。查阅《鲁迅全集》，确实未有一篇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的文章，或许可以佐证这一论断。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遭秘密处决。鲁迅思想急剧转变。但直到这时，鲁迅仍然领用着国民政府的津贴。但从鲁迅的文字里，蒋介石已经感到浓重的敌意。
蒋介石对鲁迅软硬兼施
蒋介石对鲁迅一直采用两手策略，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则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仍然不放弃每一个机会进行拉拢。
1930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鲁迅的日本学生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这与许广平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鲁迅家里游说，但遭到鲁迅拒绝。这年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职务就被裁掉。
但蒋介石对鲁迅并非一弃了之。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严重，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叫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伧，指示他拨出一笔钱给鲁迅去日本治病。他说：“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介石又委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带着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但鲁迅依旧不为所动。
鲁迅带着“通缉令”去世
关于蒋介石对鲁迅的拉拢，还有一桩至今未解的公案，那就是通过李秉中“策反”鲁迅。
李秉中，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深造。这期间，他经常写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
李秉中回国后，一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在鲁迅的朋友中，他与鲁迅关系的密切度超过许多人。从1924年1月至鲁迅去世，鲁迅的日记中关于李秉中的记录有132次，其中，记李秉中给鲁迅写信52封，鲁迅给李秉中写信30封。1936年7月，李秉中奉蒋介石之命给鲁迅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只要鲁迅同意，李秉中愿意把解除鲁迅“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
蒋介石如何找到李秉中出面释放国民政府对鲁迅的所谓“善意”，至今尚未见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考证。但从李秉中信的内容看，显然是蒋介石向鲁迅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鲁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李秉中的“好意”。此时，他也感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吐露心声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10年（应为7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鲁迅发出了3份著名的电文：其一是《致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慰问唁电》；其二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通电；其三就是令蒋介石十分尴尬的《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电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等，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
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至此，鲁迅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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