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商丘市睢县县城，历史悠久。在解放路西段有一座富有清朝初年建筑风格的庭院，这就是睢县著名历史文物景点－汤斌祠。
汤斌祠是清初大臣、理学大师汤斌为纪念母亲赵氏夫人所建的祠堂。院内现存六间大殿，坐北朝南，南北长50米，东西宽24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从南到北依次为门楼、二门卷棚、大殿、五门照。门楼一间，正背排山，前额有“奉旨贤良祠”金字匾一面。门前树二旗杆，两旁有吹台，另有皇帝封赐下马碑，二门是三间过道。卷棚三间，四根明柱支撑，瓦盖顶，室内悬挂圣旨和丝布礼品。这是一个富有厚重历史，文化色彩浓厚的文物景点，河南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汤斌的家乡。汤斌的母亲殉节而死；父亲藏匿于苇荡中，幸得生还；年少的汤斌在伯父的陪同下逃出城外，流离于外省。他亲眼目睹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立志要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打造出一个和平安康，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汤斌（1627年—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1、治世之能臣，廉洁之清官
汤斌，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河南睢州人，他的祖上汤宽是滁州来安县人，追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以后世代为官，七世祖汤庠迁居睢州。是睢州的名门望族。汤斌就是出身于如此的阀阅旧族，家教甚严。
据睢县《汤氏宗谱》记载，汤斌自幼饱读诗书，深谙传统文化，以德为自己的做人准则。
《归德府志》也言其“少不好弄，稍益以学自奋。于学无不读，尤好习宋儒书。”
清代文人耿介所著的《汤潜庵斌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八、九岁时有耆儒王获嘉开塾讲小学，“人皆惮其严正”，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因而时人皆谓其“真大器”。他除读书外别无嗜好，曾经借他人书“篝火读达旦，率以为常”。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随着清朝政权统治的日益巩固，大明复国的梦想犹如镜中花，水中月，逐渐变得飘忽渺茫而遥不可及。汉族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朝代更替，异族统治亡国亡天下的天下格局，在实现胸中抱负治国平天下，和保持民族气节隐居乡里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选择了前者，而深受经济致用的实学熏陶的汤斌则选择后者出仕这条道路。
顺治五年乡试中举。顺治六年会试中贡士，顺治九年成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六岁的汤斌正式踏上仕途。
顺治十三年二月，汤斌“内升外转”为陕西潼关道副使。三头骡子，一头驮行李书箱，一头骑仆人汤本，一头载副使汤斌。到地方赴任的汤大人宛如一名进京赶考的穷困书生，无怪乎在潼关城头，被守城军队的把头说成煮不出一点官气的官员。
汤斌刚到到地方任职，就小试锋芒，表现出卓越的地方治理才干，汤斌先后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他生活非常俭朴，粗茶淡饭，习以为常，在百姓中口碑很好。每日三餐都是汤，少有荤腥，百姓称其“三汤道台”。
汤斌在陕西潼关道任上，到了衙门，接印接事，处理积案，打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一时“讼无留狱”，三个月，汤斌便落下了“汤青天”的美誉。
汤斌还积极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创办社学，教民以德。
为了防止军队扰乱地方，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部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治下潼关人口数量在他上任一年多时间，由不足三百户增至数千户。“汤青天”的美名在所治全道家喻户晓。
就任江西道后，汤斌奖励耕织，舒缓民困；加强治安，保护民生；整顿衙门，清除刁顽胥吏。伏匪首，安民众，对南明的抗清武装和山林盗贼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用的方略。不数月，就擒获了降而复叛的抗清首领李玉廷，解散了他的部队；平息了许多股出没不定的山林盗贼，江西地方逐渐恢复社会秩序。
康熙三年（1664年），汤斌的父亲过世，汤斌回家丁忧，隐居乡里将近二十年。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至则僦僧舍以居。生平故旧之在显要者绝不相闻。”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明史》。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任内阁学士，当时江宁巡抚缺员，朝廷正在荐举合适的人选，康熙帝说：“我听说汤斌有高尚的操行，可以担任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康熙帝告诉说：“平素听说吴地繁华，如今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经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当地去掉奢侈的习俗，返归淳朴的民风，每件事都要致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大概可以整治吴地颓废奢华的风气吧。”
汤斌上任之初，正逢康熙皇帝南巡江南，有人建议拓宽驰道，汤斌坚决拒绝说：“如此则无数户口将安息？非圣主以勤民意也。”
汤斌担任江苏巡抚的前一年，江南扬州一带闹水灾，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曾上奏朝廷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但汤斌到任考察后，看到好多田地还被水淹着，有些田地里的水虽退下去了，却没来得及耕种，第二年无法缴税。所以他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免除了江南扬州一带的赋税。
江苏有灾，汤斌奏报施赈减赋得当，奸臣明珠、余国柱之流竟向他索贿四十万，汤斌说“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坚拒不应，而且也不许在籍绅士与贪官妥协。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的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但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
当时一些官员劝汤斌说：“国库的银两你不能私自动用，要动用的话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
汤斌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我们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会怪罪我们。他要怪罪下来，罪过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
如此看来汤斌是一个同情普通民众，不避权贵，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官员，同样因为得罪了权臣明珠，也为汤斌的蒙冤受屈，最后抑郁而终埋下伏笔。
汤斌在任二年多，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易民陋习、广修学校。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弘扬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淫祠，以非凡的魄力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淫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其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
汤斌在江南的施政为朝廷聚拢了江南的人心，也得到了江南人民拥护歌颂，至今在江南还有供奉汤斌的庙宇。就像《归德府志》记载那样：大江以南，穷乡僻壤，靡弗戴颂其政，因公之姓，至以谚语呼为“清汤”。会兼礼部尚书，吴人攀留者填街溢巷，送至渡淮而已。
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后，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习惯，冬天上朝时总是外披一件破羊皮袄御寒。在当时凡进士人皆衣貂的年代，尚书的破羊皮袄竟然成为大清官场一道独特风景，汤斌因此博得“羊裘尚书”的美誉。
汤斌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属子女也是同样。夫人马氏身着多年的旧棉衣，经常转身都有棉絮从袄边散落。一次，他检查自己家的生活开销流水账，发现有人买过一只鸡，便雷霆大怒，问道：“谁竟然买鸡吃？”得知是长子汤溥所为，汤斌更为震怒，责令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跪诵《朱子家训》，还怒斥道：“你以为苏州鸡价如河南老家农村那样便宜吗？你既然想吃鸡，就滚回老家去吃。天下读书人断无不嚼菜根而能成功者！”
因为汤斌的正直清廉，得罪了当时的不少权臣。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 ，皇帝下诏将汤斌调回京城，明珠、余国柱之辈便摘录他的一些言论上报。因为一连串的打击，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夜半，刚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病逝在家中。
病逝后亲朋为他料理后事时，却发现其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积蓄也仅有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的凑不够，闻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友人徐乾学赠赙仪二十两才得以入土下葬。
雍正十年（1732年），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谥号文正；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庙。终清之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者唯汤斌等三人而已。“桐城学派”鼻祖、当朝“布衣宰相”方苞盛赞：“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先生所著《清官册》，首推文正公为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天下清官第一”。
甘于清贫、刚正不阿的汤斌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历史的风云变幻，时代的轮回沧桑，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能够在这位先贤身上学习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
2、一代理学大师，大清文正第一人
谥号是人死之后，后人给予评价的文字。谥号制度的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文正原名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夏竦被拟定要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汤斌被谥号“文正”，这是对他学问道德文章最高的认可，所以有人评价汤斌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这同样是对汤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整个清朝时期被谥号文正的有八人，而汤斌因勤政恤民、刚正不阿、治学有成，被誉为清朝文正第一人。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不但是理学的创新者，也是理学的实践者。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潜心做学问。入仕以后，他更加刻苦，据彭绍升的《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记载：汤斌“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
后人在寒衣节祭祀文正公汤斌
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五年七月服丧期满，九月便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孙奇逢，字钟元，河北容城人。他是调停于程朱、陆王，即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哲学家、思想家。隐居讲学夏峰，人称他为“夏峰先生”。汤斌执弟子礼从其学习，时年四十岁。第二年学成回乡。
康熙八年（1669），汤斌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宣称“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这是融合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为一体的理学。《清史稿》云：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即所谓“居敬穷理，躬行实践”，忠于职守，言行一致。于是徒众日多，声名远布。
北宋大儒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汤斌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是他深受沈鲤，吕坤等家乡儒学大儒实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他主张经世致用，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无用空谈，主张社会实践。他在《潜庵语录》中说：“躬行固难，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积累将去”。他又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功夫，故格物是要紧事”。这也充分表达了他实学实践的理论特点。
汤斌的《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洛学师承的学术传记，是在清初编修学术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奉师孙奇逢之命编修而成，前编断自两汉，正编断自程子。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洛学编》成书之后，历经八次刊刻印行，影响范围较为广泛。
《洛学编》（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汤斌集古今理学之大成，在洛学领域尤其擅长，时人都称他为“汤洛州”，康熙帝曾亲自褒扬他为“理学名臣”。
顺治九年，授为翰林院国史院检讨，开始参与明史的编写。汤斌一生三入史局修撰《明史》，康熙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并亲手写下数十万字的明史稿。
汤斌在历史方面有很深造诣，在史识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据《清史稿》记载：万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浩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秉笔直书，春秋笔法乃是中国著史的优良传统，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不虚美，不隐恶，董狐直笔，是中国传统写史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样汤斌在写史方面的主张也是符合这一史学最高追求的。
3、汤斌的文化价值和影响
汤斌是睢县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商丘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汤斌的汤氏家族是睢县四大望族之首，对商丘和睢县历史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清朝享有崇高的声誉。
汤斌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仁政爱民，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是一位和包公，海瑞，于成龙一样“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
中国历史上就有褒扬清官的传统，中国普通民众也有浓厚的清官情结。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可以这样说是否是清官几乎成为民众衡量官员好坏的惟一标准，前任总理朱镕基也坦言：“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由此看来，就能显示出清官情结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巨大影响力。
不过也有人对清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清官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有了清官会麻醉人民，腐朽统治阶层统治会更长久，从这一点来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对以上这些言论，笔者认为：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在维护普通民众利益方面，对于减轻民众身上的剥削和压迫，清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贪官对于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要远远大于清官。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看待历史问题不能搞马后炮，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而是应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和大背景去解读，这才能正确的解读历史。汤斌身上呈现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财富，这些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当下，商丘正在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大量各级干部人才。努力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将是未来商丘干部人才建设的核心。
各级干部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在我们看来，除了需要具备优秀卓著的才能以外，更重要的还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思想品格，在选人用人上历来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思想意识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和做法，思想意识的高低决定着其道德品格和职业操守的好坏，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从历史上看，那些清正廉洁，奉公职守的执政者无不是品德高尚、忠于职守之人，而且深受民众爱戴。“天下第一清官”--汤斌身上呈现的优良品质恰恰就是这些，因此人才的清正廉洁，奉公职守更加重要。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司马光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厚德载物，说的就是道德高尚是堪胜大任的根本和基础，那些德才兼备，才德双修的有用之材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崛起的国家栋梁之材。
在商丘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浩瀚的商丘历史，面对商丘历史上众多先贤，总有些人物让我们感动，总有些人物让我们铭记，而汤斌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历史上的一阵清风，一股清泉，一个大大的“人”字，感染了你我，也感动了历史。
汤斌，在他自己的时代，独守清正廉明仁政爱民的为官之道。这对于在反腐倡廉背景下如何做一名廉政者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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