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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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里有句话，叫作“协和万邦”，体现了先秦时期部族、邦国林立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今天中华版图上的许多地名，仍然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部落、侯国。
大理古城五华楼，五华楼最早修建于唐代，是南诏王在其都城羊苴哇城宴请贵宾之地，后几经焚毁、重建。当时此地还不叫“大理”，这一地名源自白族首领段思平937年于羊苴哇城建立的地方政权“大理”
封建亲戚
谈到先秦时期的邦国，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叫作“东周列国”。这大约是因为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过一本《东周列国志》的关系。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争霸固然精彩，但其中的多数诸侯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武王伐纣”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之后，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西周统治者两次分封诸侯。除了“论功行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人们熟悉的“封建”这个词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不过，如今的“封建社会”是近代日本学者转译西语时借用了古籍上的汉字，两者的内涵大相径庭。
西周分封了多少诸侯呢？按照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西周早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因此与周王室同姓（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多达53个。至今，在中原大地的地名里仍然可以找到其中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
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它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其势力范围在今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那位“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颍（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按照《国语》的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南方有个“随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汉阳诸姬”。这些诸侯国名许多也已成为今天的地名。比如“随国”正是在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人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另一个息国则在如今的河南息县（今属信阳市）。春秋早期,这个息国与附近的申国（今河南南阳）被楚国吞并，提供了大量兵员。于是楚军在城濮之战（前632）被晋人打得惨败后，楚成王派人责备主将成得臣“其若申、息之老何？”自觉无颜见申、息父老的成得臣只好引咎自裁。消息传到晋国，晋文公为去掉一个劲敌而额手相庆，还留下一个成语“莫予毒也”——再也没有人威胁我了！
而在“汉阳诸姬”里，“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列“三监”之内的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很快落入楚国的势力范围。到了公元前6世纪，蔡国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里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可能有人也会注意到，诸如“郑”“蔡”这样的诸侯国名，如今也是国人常见的姓氏。在《百家姓》里，“郑”排第7位（“周吴郑王”）,蔡则列第155位（“高夏蔡田”）。这其实也不是巧合。
在现代人的概念里，姓和氏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汉语词典》的“姓氏”条目下写道：“表明家族的字。”这表示“姓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双音节词。但早期的姓氏可没这么简单，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按汉代《说文解字》记载：“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母感天而生子”，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从留存到如今的历史悠久的古姓多是“女”字旁就看得出来，譬如“姬”（黄帝）、“姜”（炎帝）、“姚”（舜帝）、“姒”（大禹）俱是如此。
而氏实际上是姓的分支。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通鉴外纪》）。这一出一分，表明“姓”就是代表着宗法制度中一个宗族始祖的所在，而“氏”则成为自其始祖所繁衍、分化出来的子孙后代的称谓。“氏”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以官为氏”的，比如司徒、司马都是西周的官位（“司徒”掌教化、“司马”掌军事）,其后代就以其官名为氏。而“以邑为氏”的也很多见，比如晋武公的一个儿子封在羊舌（今山西沁县）,其后人就以“羊舌”为氏。
到战国以后，宗法制度解体。姓氏遂混淆不分。《韩非子》记载：“（齐国）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国）姬氏不制，六卿专之也。”其实，“吕”应为氏（姜姓）,“姬”则是姓，韩非将二者相提并论，可见姓和氏在当时已无分别。无怪乎顾炎武断言“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这样一来，郑国和蔡国本来都是姬姓，但两国灭亡后遗民都以国名为姓。另外有个成语叫“假途伐虢”，其中的“虢”也是姬姓，但亡国之民，遗民“以邑为氏”。这就是百家姓里的“郭（古时通‘虢’）”的一个来源。
河南省新郑市郑韩故城。故城由春秋时期的郑国始建，韩灭郑后，迁都于此。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它的开国君主郑桓公眼见周王室大厦将倾，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颍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上古列邦
不过，即便在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
“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出自大禹之后，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由于杞国文献也多散失，因此只能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今天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如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得名。传说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蔓叔于邓（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林扒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虢”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
这自然是应了那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加剧，大国疆土愈来愈广，于是秦、楚等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县尹、县公、县大夫）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食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前688）,秦国“伐邽、冀戎，初县之”，第二年又初县杜、郑。这就是史籍出现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平顶山市下辖一个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沈诸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曾问政于孔子，他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
就在春秋时代进入晚期的时候，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苏州，越都在浙江绍兴。所以如今苏州市有吴中区（旧吴县）,绍兴市有越城区（秦代还有过“大越县”）,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
苏州阊门夜色。阊门始建于春秋时期，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八门之一。吴都在江苏苏州，今苏州市的吴中区（旧吴县）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国名而来
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岀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浙江省有余姚市（今属宁波市）、余杭区（今属杭州市）,距离不算太远的赣东北则有余干县（今属上饶市）。这些地名里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在地名出现的“余”以往也被认为是百越语言里无意义的发语词。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张尚芳（1933—2018）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侗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余”在古代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以此理解，“余姚”指的是姚姓氏族居地，“余干”的意思是“干越人的田地”，而不少“码农”心中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余杭，在古代百越语里的含义是“搁置舟航之地（登岸码头）”。
相比之下，有关无锡（现属江苏省）名称来历的争议更大。世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这里面说道，战国末年，秦国派大将王翦攻楚。王翦率军驻扎在锡山。军士埋锅造饭时发掘出一块石碑，上面写有“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据说锡山此前盛产锡矿，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翦因此断言，见此碑天下可太平。“无锡”的地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东周列国志》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颇多无稽之言而不能尽信。关于无锡得名的由来，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前202）。若是此地名根据“无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9）时何必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莫非是这位新朝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
其实，吴、越历代君主里也可以看到“无余”“无颛”“无疆”这样的名字。这些“无”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按照郑张尚芳的解释，“锡山”就是“厉山”的一音之传，而“无”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厉山之巫”。不过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
航拍无锡锡山、龙光塔、大运河。有关无锡名称来历的说法很多，一说其名与锡山盛产锡矿有关，后锡矿采尽，“无锡宁，天下清"，也有说其为古越语地名的，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
西域探源
列国纷争的时代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告终。而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王朝在地理上又有显著扩大。汉军北击匈奴，进而“凿空”西域，将其收入中原政权版图之内。因此，在史书记载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地名。
比如因莫高窟闻名四海的“敦煌”就是其中之一。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春、夏两次对匈奴的河西战役，大胜而回。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匈奴人为之哀叹：“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适逢关东大水，汉武帝将72万多灾民迁至西北边疆和河西走廊,并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敦煌月牙泉。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关于这个名字，汉末应劭认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一名取的是"盛大辉煌”之意。也有人认为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众说纷纭
其中的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关于这个名字，汉末的应劭在给《汉书》做注时认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一名取的是“盛大辉煌”之意。从字面上看，这样理解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时的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后来人们又发现，《山海经》里记载有“敦薨”，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因此看来，“敦薨”或“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他们是哪个民族，意见也不一致。学者姚大力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备一说。
河西四郡的建立，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神爵二年（前60）,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郑吉传》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代的乌垒城坐落在今天的轮台县（今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可以说是史籍所载新疆最古老的一个地名。《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利传》都出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前者写作“仑头”，后者写作“轮台”。据此也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来自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音译词。
实际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今天的新疆地区就已成为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早在距今4000—3000年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古代史书就记载：“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因此新疆也被形象称为“人种博物馆”。有学者同样从属于东伊朗语的塞语（Saka）里考证，“轮台”的本意，乃是“柳树林”——一种在西域绿洲常见的景观。
塞语是塞种人的语言。这是一个起源自伊朗高原的斯基泰人部落。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留下的贝希斯敦铭文中称他们为塞迦（Seka）而得名。《汉书·西域传》说，塞种人原本占据着今天的伊犁河流域一带，后来因为被大月氏击败，塞种人被迫南下迁移散居。据此看来，汉代西域“三十六国”里的一些国名，很可能也与塞语或当时存在的其他古代印欧语言有关，其中有一些一直流传至今，譬如莎车（今属喀什地区）与龟兹（今库车，属阿克苏地区）。
据《汉书》记载，莎车“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以此看来，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因此，三国时代史书《魏略》记载，莎车国已被疏勒国吞并。在清代以前的很长时期，这里被称为叶儿羌。《西域同文志》解释“回语（此处应指维吾尔语）,叶尔，谓地；羌，宽广之意。地宽广，故名。”晚清时期新疆建省，天山南北遍设州县，于是启用古名，称莎车直隶州。这也成为莎车县名沿用之始。
至于龟兹，是西域“城郭诸国”的大国之一。东汉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将治所设于龟兹。到了唐朝，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先在交河城（今吐鲁番高昌区）。显庆三年（658）,其治所移至龟兹，龟兹仍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地方。《晋书·四夷传》就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干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到了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此设库车办事大臣。光绪九年（1883）,又设库车直隶厅。
“龟兹”是怎么变成“库车”的呢？其实，这只是不同时期的汉字翻译差异而已。比如，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时途经过这里。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就说，“屈支”旧写“屈兹”，“又音丘慈”。很容易看出，这些汉字写法的读音跟“龟兹”与“库车”都有相似之处。元代时已经将此地的汉字写成“苦叉”，跟“库车”就更接近了。
遗憾的是，这些出自古印欧语的地名由于历史久远，今人已不详其语义。虽有多种解释，却鲜有可靠的依据。比如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汉代属于疏勒国）原叫“喀什噶尔”，也被认为存在古代印欧语的词源，但其含义有“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建”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六号墓）岀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滇王金印。云南境内因有滇池，战国时为滇国，因而简称“滇”
夜郎之外
在开拓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还在对“西南夷”展开经营。所谓“西南夷”，是指今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部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撤退到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一些巴蜀商人还因与这些良族的贸易而致富。武帝年间，从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夜郎算起，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下令征发巴蜀兵士先进击与滇国相邻的劳浸、靡莫等地区，接着“以兵临滇”，滇王这才归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同时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由此，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此地共设立7个“初郡”，将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
在归附汉朝的西南夷之中，只有两个部族领袖拿到了汉廷赐下的“王印”。一个是最晚归附的滇王，另一个就是夜郎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因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的夜郎已“耕田，有邑聚”，战时可得“精兵”十余万，汉朝使臣出使夜郎时，夜郎国君问汉朝使臣：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汉孰与我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典故的由来。《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亡，改设郡县。由于夜郎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郡县也多有沿用，比如两晋南北朝时有夜郎郡，唐宋时有夜郎县。可惜这样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地名如今没有保留下来，可谓憾事。
但“西南夷”里并不是没有部族名字保留在今天的地名里——比如云南省会昆明。“昆明”二字是常见的汉字，所以有人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说“昆”为“日”加“比”，“明”从“日”和“月”，意为“与日月比明”，还说这是由于昆明市阳光充足，故名。这显然是后世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因为昆明在史籍里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同师（今怒江以东的保山等地）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一带），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据此看来，昆明应该是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或许昆明这个部族有人口众多的意味在内。大概也是因为昆明是个强部，故当他们由游牧逐渐定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其部落的称号用以称呼地名了。蒙古汗国统治云南时，在原大理政权的鄯阐府设“昆明千户所”，“昆明”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并延续至今。顺便说一句，“大理”原是白族首领段思平在937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名称。其都城叫作羊苴咩城，后来也改叫大理（城）。1253年，忽必烈率兵征伐，“革囊渡（金沙）江”，轻易灭亡大理政权，并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这以后，大理就只指如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其首府大理市了。
妙湛寺双塔，位于昆明官渡古镇，始建于元代，2002年重建。官渡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昆明” 一名也不是因其阳光充足、“与日月比明”得名，而是来自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同名部族
尽管汉晋之后，史籍上已不见“西南夷”的说法，但除了昆明之外,云南省还是有一些地名与历史上的古代部族名称有关。比如昆明市下辖嵩明县。《元史》认为是“乌蛮车氏所筑，白蛮名为嵩明”。“嵩明”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号。而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个弥勒县。乍一看，这个县名或许与弥勒佛有关，其实不然。同样在《元史》有记载，“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显然弥勒是个古代部族名称，而弥勒县也因弥勒部而得名。
另外，云南省的普洱市原来叫作思茅市。“思茅”与“普洱”这两个地名，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茅”作为地名，也与古代部族有关。思茅（普洱）地处横断山脉南段滇西南哀牢山区，“古西南夷地也”。元朝统治时期，割取“阿僰诸部蛮”12个部落之地在这里设立了“元江路”，其中就有一个“思么”部。元明时期，还写作“思麻”和“思毛”，显然都是不同的音译。直到明末清初，“思茅”成为村、寨的名称之后，“思么”之类的写法才统一为“思茅”。清代在这里设思茅厅，民国建立后改为思茅县。1958年，思茅县一度并入临县普洱。1981年，又从普洱县分出。2003年，成立地级思茅市，原来的县级思茅市改为翠云区，另外辖有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到了2007年地级市改名普洱市后，一方面，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另一方面，翠云区则改名为思茅区，仍旧延续了“思茅”这个古老的地名。
四方古国
实际上，西域与“西南夷”只能算是古代部落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类似渊源的地名在其他地方也能寻到踪迹。
比如吉林省有个扶余市（今属松原市），用的就是一个东北古代政权的名称。扶余起源于松花江流域。其强盛之时，“方圆约两千里”，今天的扶余市自然也在其中。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十分密切。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起，扶余王就派遣使臣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之后扶余屡次来朝贡献的史事。另外，扶余国王死时埋葬所用玉匣，也必须出自汉朝廷，而此物在扶余王生时，就预存在汉朝玄菟郡太守之所。待国王死时，径自玄菟太守处迎取玉匣，以资埋葬。比如，三国年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兵败被杀时，在玄菟郡的库内，尚存有玉匣一具。以此可见，扶余是一个恭顺朝廷的“藩属”。
与此情况相类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瓯海区。当地原来是温州市的郊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析出而置瓯海县，后来又撤县设区。追根溯源，来自汉代在此建立的东瓯国。
东瓯国的来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有关。战国中期，楚军攻杀越王无疆。越国瓦解，其王室诸族子分散在东海沿岸，或称王、或称君。在秦汉之际的混乱中，一个名叫“摇”的君长参加反秦战争，在汉惠帝三年（前192）获封为“东海王”，因其定都东瓯，又俗称“东瓯王”。
当时的东瓯城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是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永嘉记》的记述看，东瓯王都城似在瓯江北岸、楠溪江下游一带。不过，近年也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东瓯王都城在今温岭市（属台州市）大溪镇。无论如何，其地总不出今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所以日后的“瓯”也成了温州的别称。
到了公元前138年，另一个地方政权闽越（今福建一带）发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抵挡不住，派遣使者到汉廷求救。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中大夫庄助说，秦朝放弃，汉朝却不能放弃。秦朝连咸阳都放弃了，何况东瓯。现在小国有难，向朝廷求救，如果不救，东瓯还有什么依靠，又怎么能对得起那里的老百姓。武帝于是发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兵救之。闽越王闻讯，即刻罢兵回归。东瓯王害怕闽越再来进犯，请求汉朝允许他们内迁。武帝表示同意，于是东瓯王以下4万余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东瓯全土也归入汉王朝的直接管辖，今浙江境域从此也全部成为汉朝疆域。是为西汉建立以来，版图初次扩大。不过“东瓯”之“瓯”在正式地名里长期只用于“瓯江”，真正变成行政区划名称倒是很晚的事情。
这种“旧名新用”的情况其实也不少见。比如1971年5月娄烦建县今属山西太原）时，距离此地在明初撤县为镇已经过去6个世纪了。
其实，娄烦的历史很悠久，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置楼烦监，是当时重要的养马场。再往前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娄（楼）烦”这个名称。只不过，一开始它不是地名，而是古代部族的名号。它是“戎人”的一支，活跃在山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一带。由于地处农牧结合地带，娄烦人“强悍习骑射”，对华夏诸侯国的威胁很大。古代的中原人只用马拉车，却不晓得骑马。大概在春秋末年，才开始有骑马的习惯。骑马代步，同骑马冲锋打仗，毕竟是两回事。华夏人逐渐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都很强，那么，能不能学游牧人的样子，建立骑兵呢？要骑马，就要有适于骑马的服装，改变中原人的“衣冠”，改穿胡人的服装——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这次改革，赵军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赵武灵王用这支军队，攻灭中山、又逐走林胡与娄烦。赵国将其占领的楼烦领土归入雁门郡，也将“娄烦”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
相比娄（楼）烦，西夏国（自称“夏”，史称“西夏”）在历史上的名气无疑要大得多。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占据黄河中上游一带。自从1038年正式立国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需要向宋、辽（后来的金）两朝称臣纳贡，但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地位，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13世纪初蒙古崛起后，连番攻打西夏，经过二十多年的苦战终于将其灭亡（1227）。蒙古汗国先在西夏故地设置“西夏中兴行省”，后来又降为宁夏府路。谁知“西夏”之名，竟从此弃用。直到200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市辖区以境内有西夏王陵而改名曰“西夏区”，也让“西夏”这个在史书中尘封已久的名称重新出现在地图之上。
草原盟旗
而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壤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地行政区划里有一个很容易察觉的特点，在市（地区）与县之外，还有与之平级的“盟”“旗”的存在。之所以会有这两个行政区名称，与蒙古民族历史上的部落有关。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06）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度被整合成95个千户。可是随着1个多世纪后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瓦解，蒙古人从农耕区退回到草原，重新开始了粗放的畜牧经营，诸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这种经济状态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部落领主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以至于大汗权威有名无实，草原重又进入乱世。直到15世纪后期的达延汗统治时期才一度扭转这种局面。
经过几次武力征讨，异姓领主（“赛特”“大臣”之意）专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大汗终于再度成为草原的真正主宰。在蒙古草原所有不安定因素全部解除之后，达延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影响后世业绩——分封诸子。他剥夺了许多异姓领主的领地和属民，把它们转交给自己的子孙。过去支离破裂的小块领地被合并为6个万户，又依照草原的习惯，以面向中原的南方为准，分左右两翼。“左翼”由大汗直接统辖，又分为汗廷所在的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右翼”则处于由大汗在其兄弟或儿子中任命“济农”的权力之下，包括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津万户（后称土默特）、永谢布万户。
直到今天，在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上，仍然能够依稀看到这次达延汗分封的痕迹。乌兰察布市下设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三者都来自旧时的“察哈尔万户”。而分属呼和浩特市与包头市的土默特左、右旗，也都来源于“土默特万户”。更不用说，鄂尔多斯市的名字与昔日的“鄂尔多斯万户”，称得上是一脉相承。
可惜达延汗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过一个世纪后，蒙古各部重又陷入四分五裂、大汗政令不出察哈尔万户的地步了。后金兴起后，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败死，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也落到爱新觉罗家族手中。1636年，蒙古十六部49名王公同满汉臣僚一道大会盛京（今辽宁沈阳）,共同拥戴皇太极为大清皇帝。此时，漠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归入清朝版图。
众所周知，清（后金）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八旗制度。八旗是集生产、行政、军事为一体的基本社会组织。随着清朝对漠南的统一，八旗制度也扩展到蒙古地区。从皇太极时代开始，清朝统治者依照八旗的形式，陆续将蒙古原有部落编为“旗”，分配编户，并指定牧地，画设旗界。编旗过程从天聪八年（1634）开始，直到康熙九年（1670）才基本结束，内蒙古地区共设49旗。其中很多一直保存在今天的地名里。譬如，“正宗的”满洲八旗以颜色区分，而在锡林郭勒盟里也可以看到与之类似的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这样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蒙古语的标准音，正是取自其中的正蓝旗。
在清代，“旗”既是蒙古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军事组织。按照清政府规定，蒙古族壮丁，“每三丁供一骁骑（马甲），遇有征战，以二丁遣战，一丁留家”。每旗设札萨克（即旗长）等官员管理，数旗合为一盟，设盟长和副盟长。盟长从本盟内札萨克中选任。在清代前期，盟长是会盟的召集人和主持者，但他不能干预各旗内部的事务，直到晚清年间，盟才发展为蒙古族地区行政组织制度。
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里，还可以看到三个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兴安盟。另外乌兰察布市的名称，也源于清代的乌兰察布盟。康熙年间，苏尼特右翼旗等十旗会盟于锡林郭勒河北岸的楚古兰敖包，“锡林郭勒盟”便是得名于此。同样是在康熙时期，乌喇特部前、中、后三公旗等6个旗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会盟，因其地有河名“乌兰察布”，遂称为“乌兰察布盟”。
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中部锡林郭勒盟境内。在今天内蒙古自洽区的行政区划里，还可以看到三个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兴安盟。康熙年间，苏尼特右翼旗等十旗会盟于锡林郭勒河北岸的楚古兰敖包，“锡林郭勒盟”便是得名于此
相比这两个历史悠久的盟，“兴安盟”与“阿拉善盟”都是清代尚无的后起地名。民国之后，盟、旗中源于八旗制度的军事、政治色彩趋于淡化乃至最后消失，两者最终都作为蒙古族地区特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存在。兴安盟原是清代哲里木盟的辖地，20世纪30年代分设之后归属不定，直到1980年，才正式确立了兴安盟建制。因其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故而得名。至于地处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在清代原称“西套蒙古（因在河套地区以西得名）”。当地蒙古族的来源也与漠南蒙古有异。清代初年，原在今新疆北部一带游牧的一部分卫拉特（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内属，康熙皇帝赐予其宁夏边外地游牧，遂置阿拉善厄鲁特旗。到乾隆年间，卫拉特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万里东归，其中的一支最后也定居在河套以西，置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这两个旗各自为政，并不设盟长。如今的“阿拉善盟”是在1979年才成立的。可以说，它只是套用了蒙古族地区用“盟”命名的惯例而已。
纵观清代蒙古各部陆续编设“盟”“旗”直至变成行政区划名称的历程，实为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古老的侯国、部族，是如何融入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作者：郭晔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邹怡思
校对：计梦菲
审订：李春燕
责编：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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