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唐宋八大家,本来没什么必然联系,时间跨度超百年,却因为明朝一个叫茅坤的人,把他们捆绑到一起,从此有了八大家的名号并流传至今。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与济南之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是)(1)

唐宋八大家文钞

茅坤,嘉靖年间进士及第,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对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

那么被其选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为什么给人存在感这么低,或者说感觉其名不副实呢?

及第较晚

虽然唐宋八大家都是因文而聚一堂,但大家的成名史却各不相同。曾巩算是及第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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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脸谱

韩愈,768年生,792年登进士第,时年24岁。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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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年生,793年登进士第,时年20岁。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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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年生,1030年进士及第,时年23岁。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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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是八大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进士及第的,但是苏洵在欧阳修的推崇下,名动京城,再一个两个儿子实在是优秀,所以三苏名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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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生,1057年进士及第,时年20岁。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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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1039年生,与其哥哥苏轼同年登进士第,时年只有18岁。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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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生,1042年登进士第,时年21岁。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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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1019年生,1057年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时年39岁。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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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才俊面前,曾巩显得太老了,所以很容易导致其才学一般的假象。然而事实却是曾巩成名非常之早。

曾巩18岁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

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曾巩年少成名的时候,苏轼刚出生,而苏轼的父亲苏洵才发奋读书不久。曾巩之所以21年后才中进士,一个是因为家庭原因,其父去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另一个则是其之所长为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这二十一年里,曾巩并没有荒废学问,而是在操持家业的同时,悉心教导弟弟们学问,1057年,其恩师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四兄弟一起中进士也是千古美谈了。

接触的少,了解就少

八大家的文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初中或高中毕业,也就意味着语文教育就结束了,所以初中、高中学过的文章给你留下的印象那就是最深刻的印象,大家印象里最多的就是韩柳、欧苏了,因为入选文章多,至于曾巩,基本上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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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自然不用说了,文起八代之衰,《师说》、《马说》、《祭十二郎文》,都是精品,谁还不会说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另一辆火车头,其为文水平自然是没得说,《永州八记》、《捕蛇者说》、《黔之驴》......

欧阳修,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文坛领袖,宋代入选八大家的,都可算是欧阳修的门生,其《秋声赋》、《醉翁亭记》、《朋党论》等更是蜚声文坛。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权书》、《衡论》洋洋洒洒,立论清晰,论证有力。

苏轼,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洋洋洒洒,写就《前后赤壁赋》,就连《记承天寺夜游》这样的小文章也写的精炼而不失去意境。

苏辙,以其政论文闻名,《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历代论》、《六国论》、《三国论》)。而书信、杂文则颇得其兄之妙。

王安石,主张文道合一,无论是政论文、论说文、还是游记都别具一格,《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等让人记忆犹新。

曾巩,你的文章在哪里?放进教材来看看!

没有文,你总有诗吧。不好意思,文章名气太甚,诗被文名所掩,所以其诗也不甚被后人重视,所以学到的曾巩的诗也比较少,教材中没有!

比起唐宋八大家中最耀眼的那颗星——苏轼,曾巩实在是光芒太少,毕竟苏轼的诗文入选教材的比例占了差不多所有八大家入选教材内容的25%!

那么曾巩真实的水平如何呢?

名家眼里的曾巩

《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欧阳修:“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

王安石:“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

苏轼:“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韩维:“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

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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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对曾巩非常推崇

可以说,曾巩在业界是非常出名的,也为业界人士所重。被世人误解两个原因:

1、低调。曾巩除了正史记载,其轶事甚少,比起同门师兄弟苏轼那更是没得比。再一个就是政治生涯的平淡,导致了其知名度不够。看看韩愈、柳宗元、苏轼贬无可贬,苏辙、王安石位极人臣,欧阳修更是江湖地位颇高。苏洵,虽然在仕途上无啥大成就,但我有俩儿子!

2、学术范。曾巩的长处是治史,所以其为史书做的序更是八大家无出其右,这也是欧阳修比较器重曾巩的原因。曾巩的策论也是很有特点的,最后才是曾巩的散文。

曾巩诗文欣赏

曾巩的散文是别具特色的,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

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先看看曾巩的文

我们可以从其《醒心亭记》一看究竟。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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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非醒心亭

这是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八月十五日,曾巩随父北上,在赴京途中曾巩去滁州拜访欧阳修时应欧阳修之请而作。

《醒心亭记》借助记游醒心亭,抒发了儒家关心政治与积极的人生意识,写景记游不是作者真正的目的。欧阳修的真乐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这是一幅“天下安康,人民幸福”的安乐图。

“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的美景,与“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的政治“清明图”相映衬,突出了欧阳修澎湃于胸中的宏大的政治抱负。

欧阳修的心境可以从其代表作《醉翁亭记》一看究竟,而这种心境被曾巩表现的客观准确,很好体现其散文特征。

再看看曾巩的诗

古人咏柳的诗歌很多,著名的如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曾巩的咏柳却反其道而行之。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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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歌不像是贺知章的对早春绿柳的欣赏,是一首咏物言志的诗。

东风滋润下的细柳,不是婀娜可人,在作者眼里是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未变初黄”,准确地点出了早春季节,此时柳树枝上刚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浅黄”的新柳。 第一、二句写凌乱柳枝凭借东风狂飘乱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词,对柳树的愚蛮可笑加以嘲讽。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是宋诗说理的典型风格。

结语

曾巩,不是“买七送一”,曾巩是长期主义者,数十年如一日,“广其学而坚其守”,吾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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